对长城以南而言，中原王朝是靠庞大的官僚体系完成治理的。庞大的官僚体系依靠的是庞大的中央财政，而中央财政依靠税收。这里就有一个前提，你税收的成本不能大于税收的收益。这在定居地区没有问题，但是跑到草原上，这事儿完全做不到。
    我对魏晋南北朝这个问题之所以关注，一个问题出发点，是试图重构中国的历史哲学，我之前做这个东西已经有两三年了。重构中国历史哲学，我的最终目的是要打破现在通行的三个史观：一个是汉族中心史观，一个是一元实体的中国史观，再一个是革命史观。前两个不打破的话，我们永远无以定边疆；后天一个不打破的话，我们在当下既无法与自己的过去和解，又无法与自己周边的邻居和解。
    要打破这三个东西的话，我要完成另一个任务，就是要说明三种史观也不是在历史上一直都有的，它是我们在近代以来才产生的。那为什么这三种史观能够产生？实际上，它们三个是联立着产生的。产生了之后，它们曾经的历史作用是什么？以及到了今天，为什么又必须被超越？我做这个历史哲学研究，已经出来了两个阶段性的成果，我是从边疆开始搞起。最初的计划是从东北、西北、东南、西南，最后中原，这么搞一圈，从不同的视角重新来观察、重新来思考“究竟何谓中国”。
    先简单说一下我在东北、西北那两篇里面最核心的东西，然后在这个背景之下，再切入到对魏晋的讨论。东北跟西北那两篇里，我试图对“汉族中心史观”和“一元实体中国观”，做一个釜底抽薪式的工作，把它彻底解构掉。假如我们去看一下中国历史的话，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纯粹的中原王朝，从来没有一个可持续地同时统治过长城南北，能够可持续地同时统治长城南北的从来都是草原王朝。而且草原王朝都很有特点，都是从我老家，从东北那边过来的。纯正的汉人王朝，它只能在长城以南。这个就很有意思，它本身就需要获得解释。那么我们再去看一下，历史上是如何定义汉人的？实际上要说定义汉人的话，从来不是用血统来定义的，就像在中原的很多诸侯国，都说自己城外住着狄人什么的，即便是中原的“狄”，在当时也根本就不会被视为汉人，但是其后裔在今天毫无疑问，会被视作汉人，血统上已经完全无法追溯。
    所以真正的汉人不是用血统来定义的，我们所有人身上都混了各种各样的血。真正的汉族是用文化来定义的，而文化就是儒家。儒家转化成日常的伦理实践，它的载体跟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些一神教是不一样的。对于一神教来说，转化成日常伦理实践，载体是个体心灵的皈依。只要你信了基督了，或者信了安拉了，你走到哪儿都可以按照你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或者穆斯林的方式来生活，没有任何问题。甚至把你扔到孤岛上，就剩你一个人了，到那会儿你就更是必须信神了，否则就崩溃了。
    但是，儒教要转化成日常伦理实践的话，它的载体是特定的人际关系结构，就是“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等所有这些，必须要在一种特定的人际关系中才能展开。而这种人际关系结构，要求有比较稳定的家庭组织形式，稳定的家庭组织形式就要求你必须是定居的。而在古代，定居就必须要农耕，农耕就有一个最硬性的要求，就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就是长城。只要你越过长城以北，还想活得下去的话，必须游牧化，否则死路一条。而一旦游牧化之后，就意味着按照儒家的方式行事的所有人际关系结构、家庭组合结构必须得放弃掉。放弃掉之后，也就意味着即使你从血统上来说，是纯种汉人，到了长城以北也必须游牧化，必须蒙古化、突厥化。第一代还有点汉族的记忆，到第二代、第三代就彻底突厥人、蒙古人了。
    这就是为什么纯正的中原王朝从来没有越过过长城，没有可持续地统治过长城以北，他只能在长城南边待着。而对于长城南北两边，他的统治逻辑、治理逻辑、财政结构、军事结构全都不一样。在长城以南而言，中原王朝是靠庞大的官僚体系完成治理的。庞大的官僚体系依靠的是庞大的中央财政，而中央财政依靠税收。这里就有一个前提，你税收的成本不能大于税收的收益。这在定居地区没有问题，但是跑到草原上，这事儿完全做不到。因为这帮哥们天天到处乱跑，你不知道他在哪儿，你收税的成本会极高。所以你在草原上搞不起中央集权的中央财政，没有中央财政就养不起官僚体系，养不起官僚体系意味着你的统治规模不会很大，你只能通过熟人关系来完成治理。一旦统治规模超过了150人之后，就必须按照规则来统治了，按规则统治就必须官僚化。但它玩不转啊！所以超过150人之后，这个部落就必须得分裂，分裂成N个小部落，然后这N个部落在草原上各自游牧，直到南边统一了之后。在南北统一之前，南北是可以做贸易的。因为北边草原上只有有限的产品，他需要别的东西，必须从南边买。假如南边没有统一的话，南北可以做贸易，而且由于南边的诸侯国，彼此之间有一个竞争的关系——因为都得从北边买宝马——它们之间的贸易基本可以达到一个市场均衡的价格。对于北边部落来说，这个没问题。但是一旦南边统一之后，南边就可以用政治手段，或者关闭贸易，或者规定一个远远偏离市场均衡价格的条件，北边就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北边既然不能贸易了，那只有抢了；抢又搞不定，于是，北边的这些小部落就只能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庞大的游牧帝国。
    这个所谓的游牧帝国，事实上是部落联盟，一个庞大的部落联盟。联盟的大首领、大可汗通过对战利品分配权的垄断，形成一个衍生性的或者说附属性的中央财政。只要他能够持续从南边抢来东西，持续垄断战利品的分配权，那么他的帝国统一就能维系下去。但是对北边来说，面临的困境在于，首先所有的可汗必须都能征善战。南边就用不着，南边的皇帝有官僚替他干活，这哥们只要象征一个最高的统治的正当性，就可以垂拱而治。但是对于北方来说，是必须天天出去玩命的，你不能抢东西回来就没人跟你混了，你必须能征善战。而能征善战就意味着你的继承人不能是小孩儿，可汗不能是小孩儿，但是那帮能征善战的兄弟又不可能活太久。于是大可汗挂掉的时候，他的儿子十有八九可能还未成年呢！所以在草原上，一般来说继承制不是父终子及，一般来说是兄终弟及。而中原一定是父终子及。兄终弟及就会出现一个问题，等到大哥二哥三哥老幺这帮兄弟全都做过了可汗、都去世之后，接下来该谁了？该到第二代领导核心了。而第二代领导核心究竟谁有资格来担任这个汗位？谁都觉得有资格，因为谁的爹都当过可汗。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分裂，就会发生内战。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有句古诗叫“从来胡虏无百年”，没有超过一百年的。这是第一代领导核心的自然寿命所限，那哥儿几个加一块儿也活不过一百年。于是等到第一代全都挂掉之后，第二代一定会分裂。我们看到的所谓中原帝国，大汉远逐匈奴、大唐远逐突厥，把他们全都打败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我们所谓把他们打败了，实际上是终于熬到他分裂的那一天了。只要你分裂了，南边就有下手的机会了。这是一个方面，就是北边他会面临周期性的继承危机。
    另一个方面，对于北边的游牧帝国来说，他们的大可汗，始终还面临另一个问题：我把这游牧帝国统一起来了，但事实上还只是一个部落联盟，还没有可持续的、足够稳定的、足够多的钱把所有的兵都养起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下面所有的这些小部落的生活、生产单位是二合一的，他的小部落的人也可以视作小部落的兵，而小部落的兵不是大可汗的兵，而是小部落的小可汗的兵，小可汗认大可汗做老大。就像在八旗入关之前，在努尔哈赤的时候，八旗里面上两旗是努尔哈赤的，剩下的旗都是别的旗主的。到皇太极的时候又拨走一旗，上三旗是皇太极的，另外五旗都是别的旗主的。你最多最多只掌握三旗，还有另外五旗不在你手里，这就意味着，你是没有办法“一言堂”的，所有那些小可汗，事实上就是军事贵族，军事贵族对大可汗会形成相当强的制约关系。这样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在草原上，他的军事贵族民主制可以长期保持下来。反过来在中原，这事儿就不灵了。在中原，军事贵族民主制，在商鞅变法之后，就被over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看到中原和草原完全不同的治理逻辑，以及完全不同的循环逻辑。就草原来说，他是周期性的继承危机，每逢百年大限到来，他一定会崩溃，一定会瓦解。而就中原来说，则是周期性的衰败危机。因为皇帝是靠官僚体系完成治理的，但是官僚体系里面也都是人啊，你没有办法防止官僚体系运用官位上下其手，联合腐败。除非你皇帝能力足够强，能够抗衡官僚体系。但是只有开国之君有这个能力，开国之君第二代君主有这个能力，从第三代君主开始，他完全生活在深宫之中，完全不知道如何应付官僚体系，这个帝国就会被官僚体系绑架。最初的官僚体系是帝国的工具，但是很快，它就变成一个寄生虫，并且这个寄生虫反过来主导这个帝国。于是，南边的中原帝国就会陷入离心离德的一个状态。
    由于南边的财富规模足够大、社会散沙化，组织化的反抗很难建立起来，所以它大致耗还能耗得下去。但是，此时另外一个变量就会插入进来：就是气候变化。一旦这个气候变化，或者暖期维持的时间足够长，那么就会导致人口繁衍过多；或者冰期突然到来，就会造成资源突然减少。或者暖期突然到来，或者冰期突然到来，都会导致北方大规模南下。对南边来说，他必须使劲儿抵挡，那么就要大规模征兵、大规模征税；此时，本来南方的老农也遭遇困境了，于是内外夹攻的情况下，他就崩掉了。崩掉之后，能够进来把这个秩序重整起来的，就是我们历史上看到的，从北魏开始，实际上都是从东北来的。为什么是从东北来的？为什么他能够重整起来这个秩序？要想把秩序重整起来，你需要有几点：第一，你需要足够强的军事能力，而在冷兵器时代最厉害的就是草原骑兵。但是，这个草原骑兵，假如不能有效克服你的继承危机的话，草原骑兵这种军事贵族的存在，将会使得你即使统治了，没多久你也玩完了。克服继承危机的关键是，你要能有效掌握中原的税赋；而稳定掌握中原税赋前提是，你得能理解儒家的治理方式；而你要能稳定控制中原的办法就是，你得能利用草原骑兵，懂得草原上的治理方式。纯中原人无法理解草原，纯草原人也无法理解中原，只有从东北来的这帮兄弟，他北边靠着的是内蒙古大草原，南边靠着辽东的农耕地区。在关外的时候，南北这两种治理模式他全懂，所以入关之后，他可以建立起一个二元帝国。这种二元帝国，在辽的时候，就“以汉制治汉人，以国制治契丹人”——就是长城以南，以中原的方式，儒家的方式来完成统治；长城以北就按契丹的传统游牧的方式来完成统治。在长城以北我的身份是大可汗，在长城以南我的身份是皇帝，中原皇帝。然后他用中原这边获取的庞大的财政，一把把所有的这些草原骑兵全都养起来，全都赎买起来，一下子把这个军事贵族给赎买掉了。赎买掉之后，此时他的继承逻辑就可以发生变化了。因为我不再需要“必须能够能征善战”了。在过去如果不能征善战，就彻底没饭吃；而今天我不能征善战，也可以有饭吃，我从中原获得这个“饭”，用中原的“饭”，把你给赎买掉，然后再用你们来控制中原。一个正常的循环逻辑就建立起来。一旦到了这种情况之下，“胡虏”就可以超过一百年了。大清干到二百六七十年，就是因为他的这种继承危机，通过刚才我所说的多元帝国的方式彻底被克服了。
    这里边也可以看到旗人的一些历史记忆。比如在《雍正王朝》里面演到的，八爷、九爷他们想要收拾雍正，然后要搞“八王议政”。这对于纯粹的中原的君主和大臣或者亲王而言，他们脑袋里根本不会有这根弦儿，什么“八王议政”？哪有这事儿？但是对于八爷、九爷他们而言，之所以想要搞“八王议政”，这事儿在草原在关外的时候，是很自然的。他们还在沈阳的时候，本来就让大汗一共就掌握两旗三旗，你跟我嘚瑟什么啊！所以，“八王议政”是他很强的一个历史记忆，一个传统，所以他们觉得可以这么搞一把。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雍正或者说他们入关之后，一把把这个军事贵族都赎买掉了。“八王议政”这事儿，尽管对雍正一步步构成威胁，但是很快就被拍死了。在这之后，整个继承逻辑就彻底地稳定下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史，它不是一个汉族中心主义的、汉族作为一个主体的一元实体，不断地扩张膨大到960万平方公里，不是这样一个历史。相反，中国的历史是整个东亚大陆的一个体系史，这个体系至少是以长城为界的南北两个体系。实际上，甚至更复杂的话，我们还可以以嘉峪关为界、以湟水谷地为界，划成高原地区、西域地区等等，可以划更多的地区。我在西北那篇文章中已经仔细讨论过这个问题，这里不展开聊了。
    整个是这样一个背景，在这个背景之下，我把中国历史给还原成为东亚大陆的体系史，而这个所谓的体系史是东亚大陆基于自然生态所形成的N种特定的治理结构不断地互动，不断地PK，不断地博弈，不断地相互塑造，所有的player在一块儿寻找一种均衡关系。这个均衡，早期一般表现为外部均衡。汉或者唐，就是跟北边PK，打到一定程度，然后咱们开始贸易，贸易到一定程度，觉得不爽了，我们再打，最终找一个均衡点，始终是一个外部均衡。但是从辽开始，尝试着把这个外部均衡转换成内部均衡，辽的时候开始建立二元帝国了。到金的时候，把二元帝国这套治理技术基本上成型化。到大清的时候，准确地说在乾隆朝达到一个极致。乾隆朝把西域收了之后，达到极致，成为一个多元的帝国。可以说东亚大陆这个体系里边N多个player，这些player不断play的过程，是要达到一个从外部均衡逐渐过渡到内部均衡，最终形成一个体系。早期这个多元体系的政治表达形式表达为一种列国关系，比如汉-匈、唐-突等等这种列国关系，到最终表达为一个统一的、但是多元的帝国体系。所以中国历史是整个东亚大陆的一个体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