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有人问：为什么咱们中国历史上，不管多少次四分五裂，最后总是能够统一呢？为什么欧洲地盘和咱们差不多大，除了罗马帝国外就再也没能统一呢？下面好好说说这个有趣的话题。
    我们从“自然——文化——政治”的递进角度，从唯一一个可算统一的罗马时代之后（中世纪早期）开始聊起，完整详细地给出答案。

【地理因素】

    从地缘的角度，中国的地形，是呈现一个三面封闭的格局：东部和南部是亚欧大陆的尽头，被太平洋包裹住。西边有陆地最大的屏障——喜马拉雅山脉隔开南亚次大陆，西南一带也有茂密的丛林。唯一敞开的北部平原，本来是游牧民族入侵中原最好的地势，但却被人造的屏障——万里长城硬生生地拦截。整个地理环境，导致了中原可以在相对安全的空间内发展，唯一需要对抗的敌人，就是北部强大的游牧民族。
    而在国家还没有腐朽到行将就木的情况下，长城的霸道防御足以抵御最可怕的草原民族入侵。
    相形之下，欧洲的地理就完全不同了。它呈现出一个近乎开放式的格局：南部的阿尔卑斯山脉、比利牛斯山脉、喀尔巴阡山脉和亚平宁山脉，没有一座可以称之为安全的屏障，古典时期的迦太基名将汉尼拔都可以带着人和战象，翻越最高的阿尔卑斯山脉进攻罗马。（你弄个大象翻越喜马拉雅试试看……）至于中部和北边，那就完全是一马平川的地势了。只要游牧民族越过乌拉尔山，理论上就可以长驱直入，一直抵达大西洋。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中亚乃至远东的游牧民族一次次地侵袭欧洲：从阿提拉（Attila，406年—453年），古代欧亚大陆匈奴人的领袖和皇帝，史学家称之为“上帝之鞭”。到阿瓦尔人（柔然人的后裔），马札尔人（今天的匈牙利人），再到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无一不给欧洲留下恐怖的阴影。
    难以想象，如果当初阿提拉没有暴毙，奥托一世没有在列席菲德击败马札尔人，欧洲会不会又是另一番景象。
    除此之外，欧洲的海岸线破碎而绵长，远远不像中国那么齐整。外族可以从地中海的任意角落，甚至从波罗的海，从大西洋发起进攻，欧洲大陆的每一处边缘，几乎都处于可以登陆作战的前线上。

那么这样的地理差异带来怎样的后果呢？

    在中国，人民会有这样的愿望，希望有一个强大的集权政府，可以调动国家的资源和军事力量，将兵力投入到北部防线，抵御外族的入侵。
    所以秦朝能够统一六国，汉朝能够长盛不衰，说白了，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国力强，制度优越，而是从底层而言，就有这样的需求。而短暂的秦朝，也的确不负众望地将各国防御城墙连接起来，铸就了万里长城，将北方最后的缺口堵上。当然，这样高度集权的制度带来的超级国力和资源调动能力，压垮了人民，也彻底摧毁了这个短命的王朝。
    人民的期望，是一个国家能够得以形成统一格局的关键因素。这也是为什么即便中国一次次四分五裂，却最终又能统一起来的根本原因。而长期的统一带来的繁荣，又反作用于人民，使乱世时代的他们，会希望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驱逐外虏到长城以北。
    而欧洲呢，因为地理的因素，即便有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也很难面对强大的外族。衰落的罗马帝国尚能抵抗北部森林中的野蛮人，而一旦更可怕的战争疯子跨越中亚草原而来，就只有束手待毙的份了。所以，既然集权政府也不足以带来防御优势，那么人民自然也就没有太多对统一的渴望了。
    除此而外，地理因素还表现在另外一点：水源。中国的长江黄河流域，是文明的主要发源地，而且两河相距很近，导致人口相对集中。而欧洲的水源非常分散，多瑙河、莱茵河、第聂伯河、顿河、易北河、卢瓦尔河、伏尔加河等，分散在各个区域，因此沿河而建立的文明聚集点乃至大型城市，也自然就分散在各个区域，没有形成一个具有内聚凝合力的整体民族。
    而这一点，就导致了下一个因素。

【民族因素】

    在古代中国，汉族是一个主体民族。而且，汉族具有很强的同化能力，在统一的非战争年代里，可以呈现出对其他民族非常强大的包容性。这一点，在唐朝时达到了顶峰。甚至在被统治的时期，汉族也可以凭借先进的文明和几千年来积累的统治管理能力，迅速逆袭统治民族。
    但是欧洲的民族就比较复杂了。拉丁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就三分天下了，再加上凯尔特人、希腊人、马札尔人、保加尔人等等，分散在整个欧洲大陆的各个角落。前三个欧洲的主体民族，始终处于一种微妙平衡的角力之中，这样的抗争就带来一种各自为政的结果，即便彼此之间会经常通婚，但依然改变不了缺乏主体凝聚力的现实。
    由于缺乏主体民族，欧洲的各民族体现为谁也不服谁，各自为政的态度。就连日耳曼人，也更是细分为了：法兰克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伦巴底人等等。这些民族在后来民族主义开始出现后，就逐渐形成了各自的主体国家。

【文化因素】

    欧洲人的文化差异方面，可以说的就太多了。这里集中于日耳曼人和拉丁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种族之间说一说好了。
    日耳曼人和拉丁人之间的文化差异，比游牧民族和中原民族的差异要大得多。长期在寒冷森林中的生活，给予了日耳曼人高大的体型，坚毅严谨的性格，粗野却朴素的生活习惯，以及独特的民族文化。
    这一点，从他们的法律就可以看出：日耳曼部落民族的法律更遵循先例和习惯，也因此被称为“习惯法（Common Law）”，这和以查士丁尼《国法大全》为核心思想的罗马法有着巨大的差异。所以日耳曼人更倾向于“神明裁判（Ordeal）”以及升级版本的“决斗制度（Trial by ordeal）”这种比较独特的裁决方式。
    略带一提的是，习惯法和罗马法分别发展形成了海洋法系（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
    日耳曼人还有一种独特的习俗，便是“扈从队（Comitatus）制度”。扈从队是由原始的部落兄弟阵线发展而起的，由一位军事首领率领的一支精锐部队。这种扈从队不参与生产，只参加作战。扈从队的首领，往往非常具有领袖气质的。在战斗中势必身先士卒，在撤退时必须留在最后。
    这种扈从队制度，就是后来骑士贵族制度的原型。而骑士精神也可以说很早就扎根于日耳曼民族的思想之中。这些文化思想在拉丁人看来，显得格格不入。
    这还只是拉丁文化和日耳曼文化之间的抗衡，更不用说还有拜占庭的希腊文化，斯拉夫文化，还有曾经辉煌的伊斯兰文化，整个欧洲一直在诸种文化的碰撞中走到现在。
    而在中国，单一的主体民族带来了较为单一的文化。这当然也归因于秦始皇当初的焚书坑儒，以及汉武帝时的罢黜百家，明朝禁海令等等保守思维之下的政策。中国漫长的古代历史中，除了印度的佛教文化渗透进入（并被极大程度地改造，再二手转给日本等国）之外，基本都保持着一个文化强势输出国家的地位，并未受到其他文化的过多影响。
    单一的文化，给予整个区域内的人民一种强大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支撑下的文化又会随着人口的增多进一步辐射，最终产生极其庞大的主体文化。这是欧洲所没有的。
    文化因素，又和语言因素互相作用着。

【语言因素】

    虽然整个欧洲都属于印欧语系（北非有部分闪含语系），但彼此之间的差异都相当之大。即便在罗马帝国的余晖之下，大家都曾尝试较为统一地使用拉丁文，但大部分日耳曼人都是文盲。他们只会说自己的部落语言，连书写都不会。拉丁语从未在他们的地区真正传播。
    其实，即便在罗马帝国时代，不同地区的拉丁语系，口音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当帝国崩溃后，随着各地区的相对独立发展，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地的口语的区别日益加大，最终在拉丁语系的基础上，衍生出了各民族独有的语言：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法语、葡萄牙语和罗马尼亚语等等。这些都属于罗曼语族（Romance Languages），也便是拉丁语族。
    由于相对罗马而言，日耳曼属于落后文明，他们的语言也就没有取代拉丁地区的方言。（唯一的例外在英国，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语言基本取代了古代凯尔特语言）虽然没有取代，但依然有所影响，再加上斯拉夫语等，带来的结果就是，欧洲的语系非常分散。
    除此之外，欧洲不同语系之间还使用不同的文字。比如斯拉夫语就使用的是圣西里尔和美多德兄弟创立的西里尔字母，而拉丁语系和日耳曼语系普遍使用的是拉丁字母，拜占庭还使用希腊字母。（早期拉丁字母非常难以辨识，在加洛林王朝革新为加洛林字体之后，才逐渐易于读写传播）
    对比一下中国，大家都使用统一的文字汉字。秦始皇时，全国统一使用小篆，到了汉朝时，隶书的推广，让全国各地哪怕说着完全听不懂的方言，也能通过书写汉字让对方理解。而隶书的辨识度已经相当高了。
    相对统一的语言和文字，让中国各地区可以更容易地交流，这也促进了文化的包容和凝聚力。

【制度因素】

    从制度因素开始，逐渐从文化转为到政治因素。
    在欧洲，绝大多数的王国都采用的是采邑制度以及后来的封建制度。
    采邑制度最初是“铁锤”查理·马特在担任法兰克王国的宫相期间实施的。（在此之前的墨洛温王朝，土地都是无条件分赠的）。所谓采邑制度，是将一块土地及其上面的农民一起，作为采邑分封给有功劳的人，以服骑兵役为条件，供其终身享用，但是不能世袭。
    到了他的儿子矮子丕平时，把大部分土地当作采邑分封给臣下。丕平的儿子查理曼也把通过战争夺来的土地分封给有功将领，这样使得采邑遍及全国。（英国也是从征服者威廉开始也实行采邑制）
    此后，国王下面的领主，也依样画葫芦，把自己的土地作为采邑分封给下属，而这些下属又把自己的土地作为采邑分封给自己的下属，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土地为纽带的领主与下属之间的关系。如此一来，领主既需要负起保护下属土地的责任，而下属也有为领主作战的义务。
    这也便形成了欧洲的等级制度：国王 - 有爵位者（贵族） - 骑士 - 自由农 - 农奴 - 奴隶。
    拥有采邑的领主，在自己的土地内享有完全的行政、司法、军事和财政权。到了9世纪以后，采邑逐渐变成了世袭领地，采邑制度逐渐被真正的封建制度取代。在封建制度下，每个领主都有着相当高的自主权，他们自行修建高大难以攻破的城堡，享有地方性的强大武装骑士集团。
    建议对比一下冰与火之歌。鹿家的劳勃·拜拉席恩是国王，下属有狼家史塔克家族，狮家兰尼斯特家，玫瑰家的提利尔家族等，这些都是封建大领主。而史塔克家族以临冬城为自己的城堡，又下属有波顿家族、卡史塔克家族等小领主。这就是标准的封建制度的体现。
    在欧洲，封建领主有着非常大的自主权，一些庞大的家族，更是控制着整个国家的一举一动。比如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对于下属的萨克森、波西米亚、巴伐利亚等公国和王国，只有着象征性地统治权力。（除了在巴巴罗萨·腓特烈一世和腓特烈二世时，通过扩大皇权，强迫版图内领主承认其统治权）
    而腓特烈所在的霍亨斯陶芬家族，和后来的哈布斯堡家族，更是几乎包揽了所有皇帝的所属。在英国，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也是为了皇权争夺，导致了“玫瑰战争”。可以说，领主和封建贵族，始终对皇权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并虎视眈眈地想要推翻任何不稳定的皇权。（除此之外，还有更可怕的一股权力力量，在下文中会说。）
    而在中国，一切都是截然不同的。中国采用的，是高度集权的统治方式，除了王朝的末期之外，皇权始终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中国的地方贵族，在被一项项的政策削弱（削藩）后，所拥有的自主权力也随着朝代逐渐减少。从汉朝的推恩令削藩，到唐朝的藩镇制度，再到宋朝的两府三省六部制度，明朝的内阁制度等等，一次次将最高权力集中在皇帝的手中。
    更何况，古代中国还有着古代欧洲所没有的两大杀器：“科举制度”和“文官制度”。
    “科举制度”彻底改变了汉朝以来的门阀政治，这一制度也直接催生了不以家族出身而论的一个独特的阶级：“士大夫阶级”。而士大夫阶级，也正是文官制度的核心。由于有着这一批懂得统治和管理之术，又对道德有着极高标准（至少从理论上而言）的文官阶级，可以保证皇权的高度稳定性。因为文官阶层和欧洲的贵族领主不同，他们对于皇帝的忠心要高得多。（忠是头号道德标准）
    相对比一下，欧洲的知识分子和官员就少得可怜了。直到13、14世纪的法国，“美男子”腓力四世才逐渐起用了一批中产阶级官员，以此来维护皇权，并对抗地方领主。
    为什么欧洲的官僚机构出现得如此之晚呢？因为他们的国王，实在缺乏地方性的管理人才，缺乏那些既有丰富知识，又深谙统治之术的那批文官阶层。而导致这一人才缺乏的原因，正是因为下一个因素。

【宗教因素】

    这里就不再赘述中国为何没有产生独立教权了，直接分析一下宗教对于欧洲的影响。
    其实基督教在诞生的初期，和政治并没有太多的瓜葛。早期的基督教，沿袭了斯多葛派的思想，认为宗教生活是一种个人化的，灵魂对于上帝的关系，而不是公民和国家的关系，更不是教徒和教会的关系。
    但是通过一些著名圣徒的传播（如圣保罗的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的信众人数逐渐扩大，并逐渐影响到了政治。当发现戴克里先那样的肃清依然无效之后，君士坦丁大帝承认了基督教并皈依。这一政策和汉朝的尊儒政策异曲同工，都是最高统治者对全国范围内的思想进行统一认证，两者的影响都一直波及至今。
    此后当罗马帝国轰然倒塌之后，法兰克王国的创始人克洛维（Clovis），也皈依了基督教。这象征着日耳曼人也逐渐开始信教。基督教在一些早期的著名传教士（比如，将基督教传入爱尔兰凯尔特人的圣帕特里克，将基督教传入英格兰的“坎特伯雷的奥古斯丁”等）的不懈努力下，开始在欧洲大地生根发芽。
    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在圣本笃（St. Benedict）思想的影响下，开始创办修道院。（此时的修道院大概就和中国古代的寺庙类似，并不过多涉及政治）真正将基督教的权威开始展现的，是格里高利七世，从他开始起，教权开始和皇权进行争斗。而格里高利七世的想法很简单，他想建立一个基督教化的统一的欧洲，以教皇为最高领导者，统治整个欧洲。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格里高利七世改革了教皇的选举制度，坚决排除皇帝的干扰，为此他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亨利四世展开了一系列的政教争斗。所以，教会是和国王、贵族领主们争权的可怕对手。
    也许有人会问，欧洲教会阶级既没有战斗力，也没有军队，何以能和俗世君主抗争？没错，在中国这样的事情就基本没有发生过（如果你非要算上黄巾起义或者太平天国的话。）
    但事实是，第一，教会阶级基本都是贵族出身，他们本身就有自己的地方势力。
    第二，教会阶级就像中国的士大夫阶级一样，是唯一受到高等教育的阶级。他们掌握了丰富的知识，特别是管理和统治的知识。从修道院，到后来的教会学校，经院哲学是教会阶级的法宝。
    第三，欧洲的君主们彼此勾心斗角，教会非常善于利用他们之间的不合，帮助一方打击另一方。这一点在中世纪屡见不鲜，像亚历山大三世、英诺森三世这几个教皇，都是玩弄权术的顶尖好手。
    第四，在民众间，甚至是君主本人的内心深处，都依然相信教会是掌握他们死后命运的关键。所以教皇可以肆无忌惮地开除某个君主的教籍，并号召人民反对他。
    第五，在中世纪末期，教会可以维持无政府状态的秩序，因此受到商人阶级（特别是意大利伦巴底自由城邦商人）的支持。
    所以，教会阶级虽然没有直接的军队，但是却依然可以掌握武力，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教皇乌尔班二世和英诺森三世发动的两次十字军东征（第一次和第四次），便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教会阶级最终也无法完成统一欧洲的梦想。
    这是因为，俗世的君主们从始至终都在对抗着他们的这一梦想，他们从来不肯乖乖交出自己的权力。（国王和教皇之间各种斗争、妥协再反悔打脸的事情简直喜闻乐见。）到了英国法国的国王逐渐开始实施国家教会，抵制罗马教皇的统治之后，教皇们统一之梦基本就破灭了。
    此外还有一点，教会阶级内部也从来不是铁板一块。教皇和主教、教会之间的斗争也没有消停过。到后来教会甚至希望建立一个教会版的君主立宪制，以教会会议的制度，来取代教皇个人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还有阿维尼翁和罗马两个教皇互相开除对方教籍的大战等等。）
    再有就是，教皇为首的教会过多参与俗世事务，争权夺势，又滋生了腐败，引起了底层教众和平民的严重不满，基督教的神圣地位也一落千丈。
    所以，即便欧洲的教会阶级曾经权倾天下，但最终也无法实现以基督教形式统一欧洲的愿望。

【外力因素】

    这个因素其实是和地理因素息息相关的。欧洲自身长期面临着外界的挑战，而且力量是完全不均衡的。游牧民族的两次重大入侵，都把整个欧洲按在地上打。伊斯兰世界也一直在威胁着欧洲（还有后来的俄国、美国）。整个欧洲不但形成不了和外界的长期制衡的抗争能力，还身陷内斗的泥沼和黑死病的大瘟疫。

【后期因素】

    从中世纪后期到启蒙时代，民族主义开始抬头，主权国家的思想已经渐渐深入人心。民族国家互相之间划分了边界，任何挑战主权的战争都几乎会牵动整个欧洲。
    再到工业时代后，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君主贵族阶级完全陷入和中产阶级、无产阶级的无穷无尽的斗争中去，远远不可能再统一欧洲了。拿破仑和希特勒分别尝试了一次，但最终都功亏一篑。
    至于现在，德国想当欧洲老大，英国人第一个跳出来不甩，法国人也不答应。美国人更不可能坐视欧洲联合做大。所以……（嗯，所以同理，试图将中国四分五裂的企图，亡我中华之心，同样是始终存在的，不可不警惕！！！）
    最后写了这么多，还得说一句，中国能长期处于大一统时期，得多亏了秦始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