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文王八卦

　　据说周文王在忍痛吃掉了儿子的肉之后，才被商纣释放。这似乎流于野史传说。但在商人的殷墟遗存和甲骨文献里，这种行为再平常不过……
　　公元前一千余年，《旧约》中以色列大卫王之世，《封神演义》的传说时代。正当壮年的商纣王君临“天下”，统治着亚欧大陆最东端的华北平原。
　　此时的周文王，只是一个远在西陲（今天陕西）的小小部族酋长。好几代人以来，周族都臣服于商朝。文王周昌已经年过五旬，[1]在那个年代已经是十足的老人，且又痴迷于怪异的八卦占卜，更给这个撮尔小邦笼罩了沉沉暮气。
　　一支商军突然开到西部，逮捕了周昌，将他押解往商朝都城——朝歌。这是商人一次惯常的惩戒征讨。数百年来，商王对于他征服之下的数百个邦国、部族，都是这样维持统治的。
　　这次的结果却迥然不同。

尘封梦魇
　　三千年后的今天，河南安阳殷墟，黄土掩埋着殷商王朝最后的都城：朝歌。
　　一个世纪以来，考古学者在这里发掘出了数量惊人的被残杀的尸骸，一起出土的甲骨文显示，他们死于商人血腥的祭祀典礼。累累骸骨告诉世人：这里掩埋了被忘却的血腥文明，梦魇般恐怖而悠长的岁月。
　　在殷墟一座宫殿旁边，发掘出一百多座杀人祭祀坑，被杀人骨近六百具。这些尸骨大都身、首分离，是砍头之后被乱扔到坑里。两个坑内还埋着十七具惨死的幼童。这座宫殿奠基时也伴随着杀人祭祀：所有的柱子下面都夯筑了一具尸骨；大门则建造在十五个人的遗骨之上，其中三人只有头颅。
　　商王陵墓区有一座人祭场，比操场大两倍以上，出土近3500具人骨，分别埋在九百多个祭祀坑中。尸骸很多身首异处，有些坑中只埋头骨，或者只埋身躯，甚至是在挣扎中被掩埋的活人。王陵区之外也有人祭现场。比如后岗一座坑内，埋着73具被杀者的骨骸，大都是20岁以下的男性青少年，甚至有十多具幼儿的尸骨。商人文化所到之处，如河南偃师、郑州的商代早期遗址，甚至东南到江苏铜山，也都有大型人祭场的遗址。
　　多年的自然变迁和人工已经破坏殷墟遗址，整个商朝共有过多少这样的人祭现场，就无法确知了。这些遗址时代早晚不同，说明人祭的做法曾延续了很多年。它绝不是某位暴君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一个文明的常态。
　　但在被考古学家的铲子揭露之前，中国古史文献从来没有提及商人的这种习俗。
　　文王之子——周武王灭商之后，朝歌城被废弃、掩埋，商人的这种风俗也消散如云烟。但周朝人又为什么删除了对那个血腥时代的记忆？这和他们的兴起、灭商、建立周朝又有什么关系？
　　甲骨文和考古发掘向我们提出了这些问题。如果尝试解答它，还必须从上古的儒家经书、古史文献中，搜罗吉光片羽般珍稀飘渺的信息，将它们和考古材料拼合，还原那湮没三千年的恶梦——不，事实。

商朝和它的臣虏：羌、周
　　商人兴起于东方。他们统治的核心区在今日河南省东北部，属于华夏世界的东方。对于西部的异族，商人称之为“羌”，甲骨文这个字形如大角羊头，代表居住在山地、放牧牛羊为生的人群。这只是一个泛称，“羌”人包含着无数互不统属的松散族邦、部落。
　　商纣王之前二百年，一位商王的王后“妇好”率军征讨西方，把商朝的势力扩张到羌人地区。那次远征在甲骨文献中的规模最大，全军有一万三千人。和西部蛮族相比，商人有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兵器坚固锋利；他们还有记录语言的独特技术：文字，由此组建起庞大军事和行政机器，以及高度分工的文明。这都是蛮荒部族无法想象的。
　　商人从没有用自己的文化改变蛮夷的想法。他们只想保持军事征服。商王习惯带着军队巡游边疆，用武力威慑周边小邦，让他们保持臣服，必要时则进行杀鸡儆猴式的惩戒战争。商朝的本土并不比今天的一个河南省大太多。
　　对于“周”这个西方部族，商人有点说不清它的来历，因为它太渺小了。周人史诗讲述了自己的早期历史，也混杂了大量神话。传说周族始祖是一位叫“姜嫄”的女子，她在荒野里踩到了巨人的足迹，怀孕生子后稷，繁衍出了周人氏族。商周语言中，姜就是羌，所以周人也属于广义的羌人，他们形成部族后，才给自己冠以“姬”姓，而把周围其他部族称为“姜”姓。这标志着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已经疏远，可以相互通婚。按照西方的风俗，同姓、同族的人不能通婚。
　　到文王周昌的祖父——古公亶父一代人，才有了比较可靠的记载。周人原来生活在深山之中，和野蛮民族（其实就是他们的近亲羌人）没什么区别。古公亶父带着族人迁出深山，沿着一条小河来到渭河平原的边缘，开始进行农业垦殖，从此脱离野蛮，进入了一种更“文明”的生活方式。
　　这些史诗掺入了周人的自我夸耀，只是部分可靠。从考古发掘看，这个时期关中渭河流域的文明形态都差不多，各族邦都不过几千或万余人，过着种植谷子、高粱，饲养牛羊的生活。他们最主要的农具是磨制石器，居家使用粗糙的灰陶，上层族长才有一点外地输入的奢侈品，比如玉器和铜器。周人并不比羌人邻居们“文明”多少。在商人眼里，他们都同样落后，根本不是值得尊敬的对手。
　　古公亶父带给周族的最大变化，是他投靠了强大的商王朝，成为商人在远西地区的统治代理人。
　　在彼时，周族不过是个万余人的小部族，对统治着数百万人口的庞大商朝有何用处？
　　正如殷墟考古发掘所揭示，商人相信，上帝和祖先神灵主宰着人世间的一切祸福，而异族人的血肉，则是奉献给上帝和祖先的最好礼物——甲骨文中的“祭”字，就是一只手拿着肉块奉献于祭台。他们祭祀用人最主要的来源，就是羌人。甲骨文的人祭记载中，羌人占了被杀者的一大半。他们被称作“人牲”。
　　亶父带领周族投靠商人之后，最主要的职责就是为商朝提供羌族人牲。这是被后来周人刻意掩埋、忘却的历史，但出土甲骨文泄露了一点信息。
周族自己没有文字。甲骨文“周”字是商人所造。商人对杀人献祭有一个专门的动词：“用”。无数片关于祭祀的甲骨文都记载，商王“用”羌人男女和牛羊奉献神灵。甲骨文中的“周”，是“用”和“口”两个字的合写；《说文解字》对“周”字的解释也是“从用、从口”——在商人看来，“周”族特征，就是缴纳供“用”的人口。
　　商人的“周”字还有一种更可怕的写法：“用”字的小方格中点满了点。甲骨文这种点代表鲜血，它来自被杀的人牲，是神明最新鲜的饮食。甲骨文还有专门描绘用鲜血献祭的字：一座凸起的祭台上，用点表示的血液正在淋漓滴沥下来。
　　从血缘关系讲，古公亶父和周人的这种行为，是对家乡族人的无耻背叛。靠着捕猎羌人，周族成了商朝在西方的血腥代理人，也得到了相应的报酬。锋利的铜兵器可以帮助他们捕获猎物；商人马拉战车的军事技术，可能也在这个时候输入了周族。
　　亶父以来三代人、近百年时间里，周人都在努力趋附商朝。按照传统婚俗，周族首领应当隔代迎娶姜姓的夫人。[2]亶父的夫人就来自羌人，说明在他当年结婚时还没有背弃西方盟族。但他的儿子季历、孙子周昌（文王），两代人都是从东方迎娶夫人，这表明了他们投靠商朝的姿态。
　　周人宣称这两位夫人都是商人，甚至是商王之女。这只是他们对周边羌人的吹嘘。商人实行族内婚，严密保护着自己高贵血统的纯洁性，绝对不会将王室之女嫁给远方蛮夷。商人的姓是“子”，而季历和周昌的两位夫人，分别姓“任”和“姒”，她们只是来自臣服于商的外围小国而已。不过任、姒两位夫人的母国，还是比周人先进的多。在周人眼里，她们俨然是从天界下凡的女神一般，后世史诗中充满了对她们的歌颂声，甚至称她们为“大任”、“大姒”（《诗经·大雅·思齐》、《史记·周本纪》）。
　　两代东方新娘给周族上层带来了巨大变化。丈夫可以不懂妻子家族的语言，但母亲必然会全面影响儿子一代。东方文化随她们来到西部，最神秘、“先进”的当属甲骨占卜之术，它融合文字、占算和沟通鬼神的通灵术于一身，被商人发挥到了极致。其中，对卜骨纹路进行解读和运算的部分属于“八卦”。[3]到文王周昌老年时，开始痴迷于这种来自东方的神秘运算技术。由此，周人和古中国的命运开始发生转折。

文王野心：八卦
　　文王周昌年幼时就继承了族长之位。实际上，他的父亲季历很可能早夭而没有当过族长。季历的妻子、周昌的母亲大任来自东方，商朝显然支持幼年周昌继任周族之长。他成年后继续从东方迎娶妻子大姒，也是沿袭祖父亶父以来投靠商朝的政策，同时保障自己的权威。[4]
　　掌握甲骨占卜和八卦推算技术的，都是巫师家族，他们世代传承此职，将其作为家传绝技秘不示人。后世人传说，周文王在被商纣囚禁期间，将八卦推衍为六十四卦，这种说法也许有一定来历，但周昌接触和演算八卦的开端肯定更早。可以想象，当老年周昌对“八卦”发生兴趣后，肯定对占卜师软硬兼施，采用了各种手段，终于迫使他们交待出了卦象运算原理。
　　商、周时代，偶或有沉迷占卜之术的上层人士，但老年周昌的惊人之举，就是从中获得了背叛商朝、取而代之的启示。这显然远远超出了作为商人臣属的本分，而且背离了自祖父亶父以来的立国之本。
　　周昌究竟是如何推衍、论证的，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现存《周易》中的《彖辞》部分，据说就是文王周昌所作，其中有些语言确实显露出不臣之心，比如“宜建侯”、“履帝位”、“建侯行师”这类语言，已经明显超出了臣子本分，充满反逆杀机（屯、履、豫卦）。
　　多个卦的《彖辞》都显示，“东北丧朋、西南得朋”。东北方不利而机会在西南。商人统治中心河北，正是周人的东北方，这无疑预示着和商王决裂之机已到，需要联络西部羌人、甚至西南方深山的各族为同盟军。而后来武王灭商时，西南民族蜀、髳、微等确实参战（坤、蹇、解卦）；文王《彖辞》中出现最多的，是“利涉大川”一词——从关中到商都朝歌，必须渡过黄河，习惯山居的周人不习水性，这显然是老年周昌最关心的问题（需、讼、同人、蛊、大畜、益、鼎、涣、中孚等卦）。
　　沉溺在卦象演算中的周昌忽视了一点：他求教的占卜师来自商人控制的东方，他们和故乡的同行有密切联系。周人老族长的不臣之心，完全有可能通过占卜师的通信网传向朝歌，而商朝首席祭司又是商王的心腹。于是，商朝军队带走了老周昌。
　　《史记》等文献完全没说这是一场战事。也许商军像以往征收羌族人牲一样来到周族，顺便带走了周昌。从当时的实力对比看，老周昌的造反念头实为异想天开。所有周族人，包括他的儿子们——后来的武王发、周公旦等等，显然都被这个想法吓坏了。商人军队执法般轻而易举地带走周昌，足以说明周人被震慑之深：他们根本没有追随首领、对抗商人的实力和勇气。
　　周昌被捉走，把所有的难题都留给了儿子们。夫人大姒为周昌生了好几个儿子，长子伯邑考，次子周发、周旦此时已经成年。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去朝歌向商纣王求情，祈求他宽恕周昌因老迈糊涂而产生的妄念。
　　《史记》记载，几个从商朝叛逃到周的臣子（闳夭、散宜生等），带着礼物到商都祈求纣王。这显然不是全部实情：见到叛臣只会增加商纣王的愤怒，何况此时周族也难以吸引到商朝的投诚者。商纣是异常聪明的人，“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周昌的儿子们不出面，他肯定不会宽恕周人（《史记·殷本纪》）。
　　文王诸子这次去朝歌的屈辱经历，只是在他们灭商、夺取天下之后，才被隐讳了起来。事实上，他们在朝歌经历的远不止是委屈羞辱，更是如梦魇一般的血腥惨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