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原因使华夏文明生生不息、持续发展了五千年呢？在此我们首先要回答：何谓“华夏”？

《左传·定公十年》载孔子的话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春秋左传·正义》疏：“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由此我们知道，华夏的本意乃衣冠华美的礼仪大国，故《春秋公羊传·隐公七年》何休注：“中国者，礼义之国也。”而衣冠制度是这一文明的最显著标志。

华美的衣冠不仅是经济发达的象征，更意味着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

据说华夏人文始祖黄帝被是衣冠制度的发明者。《汉书·律历志》云：“黄帝始垂衣裳，有轩、冕之服，故天下号曰轩辕氏。”《世本》云：“黄帝作旃冕。（旃冕为一种纯色丝帛制作的冕冠——笔者注）。”

《周易·系辞下》认为黄帝开始取《乾》、《坤》上下之象而制作衣裳。上面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周易》的作者何以能将衣冠制度的建立与天下大治联系起来呢？因为衣冠制度的成熟意味着社会纵向分层（等级）的实现、社会系统的复杂化。故《白虎通·衣裳》云：“圣人所以制衣服何？以为絺绤蔽形，表德劝善，别尊卑也。”《尚书·尧典》云：“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大意为：[舜]让他们报告政务，然后考察他们的政绩，赏赐车马衣物作为酬劳。）

现代考古学也认为：社会分层、阶层或阶级的出现是社会复杂化和进步的标志。黄帝建立衣冠制度，标志着中国国家体制的发轫！它使衣饰脱离了原始的保暖意义，具有了更多的社会属性。历史上似乎所有文明都曾经历这样的阶段——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Ernst Grosse，1862~1927）在其名著《艺术的起源》中写道：“在较高的文明阶段里，身体装饰已经没有它那原始的意义。但另外尽了一个范围较广也较重要的职务：那就是担任区分各种不同的地位和阶级。在原始民族间，没有区分地位和阶级的服装，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地位阶级之别的。”（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1页。）

也就是说，在人类文明早期，衣冠等级同时也是社会分层及社会组织制度的外在形式，这种形式上的不平等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是，在中国，从西周到清代，衣冠制度几乎始终与社会分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限经济资源的分配也基本是按与衣冠相联系的社会层次分配的。晋国随武子所谓：“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左传·宣公十二年》）

著名历史学家章权才说：“礼是‘礼义’和‘礼仪’的统一体。”（章权才：《礼的起源和本质》，《学术月刊》，1963年8期。）我们这里所说的“礼”有着更为深广的内涵，不单指历经春秋战国礼乐崩坏之后儒家提倡的礼乐服饰制度，而是对西周整个文明形态的总称。 

从西周开始，中华文化走向成熟。所以钱穆先生说礼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不能用西方与一个地区语言风俗相关的文化概念套用中国文化，以“礼”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本身就是普世的、世界性的。 

1983年7月，钱穆向来台北拜访他的美国学者邓尔麟（Jerry Dennerline）这样解释说： 

中国文化是由中国士人在许多世纪中培养起来的，而中国的士人是相当具有世界性的。与欧洲的文人不同的是，中国士人不管来自何方都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在西方人看来，文化与区域相连，各地的风俗和语言就标志着各种文化。但对中国人来说，文化是宇宙性的。所谓乡俗、风情和方言只代表某一地区。要理解这一区别必须理解“礼”这个概念。在西方语言中没有“礼”的同义词。它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正因为西语中没有“礼”这个概念，西方只是用风俗之差异来区分文化，似乎文化只是其影响所及地区各种风俗习惯的总和。如果你要了解中国各地方的风俗，你就会发现各地的差异很大。即使在无锡县，荡口的风俗也与我在战后任教的荣乡不同。国家的这一端与那一端的差别就更大了。然而，无论在哪儿，“礼”是一样的。“礼”是一个家庭的准则，管理着生死婚嫁等一切家务和外事。同样，“礼”也是一个政府的准则，统辖着一切内务和外交，比如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征兵、签订和约和继承权位等等。要理解中国文化非如此不可，因为中国文化不同于风俗习惯。（邓尔麟[美]，《钱穆与七房桥世界》，蓝桦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8页。）

在先哲看来，道德仁义、刑罚诉讼、各种政治伦理关系、军事、祭祀都要用礼来节制，礼指导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整个世界、天下秩序的基础。礼甚至成为人区别于动物界的标志。《礼记·冠义第四十三》开宗明义地指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曲礼上第一》对此则详加阐释，上面说：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

将政治、法律、道德，甚至宗教因素统一起来是早期文明的基本特征之一，只不过中国人为它取了一个名子：礼。梅因在《古代法》中考察古代法典时就注意到：“这些东方的和西方的法典的遗迹，也都明显地证明不管它们的主要性质是如何的不同，它们中间都混杂着宗教的、民事的以及仅仅是道德的各种命令；而这是和我们从其他来源所知道的古代思想完全一致的。至于把法律从道德中分离出来，把宗教从法律中分离出来，则非常明显是属于智力发展的较后阶段的事。”（梅因：《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10页。）

  （节选自翟玉忠《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