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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鹏:华夏之殇——倒在近代化门槛前的中国 
作者:[李晓鹏] 来源:[网友推荐] 2019-08-13


阿拉伯帝国没能抵抗住蒙古入侵的原因不太清楚。但北宋和南宋相继灭亡的原因是很清楚的,就是儒家士大夫们的腐败无耻。
元灭宋,跟秦灭六国、隋灭陈有个巨大的不同。它是在蒙元政权还没有完成民族融合和民族认同之前,就南下统一了中国。蒙古当时的科技水平和文明程度相当低,对中华文明的破坏尤其巨大。元朝统治中国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还算繁荣,一些工艺性的技术比如纺织方面也还有进步。但是基础科学理论的发展确实是中断了。朱元璋建立明朝,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二次创业。在一片废墟之中,又重新建立起来了一个辉煌的大一统王朝,殊为不易。
在此过程中,真正的罪魁祸首——道学和理学士大夫逃过了惩罚。他们在南宋亡国后投降了元朝,继续升官发财,把儒家宗法伦理推销给元朝皇帝,以帮助蒙古贵族巩固其在中国的统治。从宋朝以来开始兴起的女人裹小脚、守节等陋习得以保留。他们在编写《宋史》的时候也大力篡改历史,把亡国的责任推给宋朝那些不管事的皇帝和被他们整的很惨的武将勋贵。
客观的说,理学士大夫参与元朝政权,有利于蒙古政权加速汉化。他们让蒙古统治者相信,不执行人口屠杀政策,也可以稳定的治理一个被征服的国家,而且还可以获得更多的财富。所以元朝灭掉南宋以后,杀戮情况虽然还是很严重,但比在中国北方和毁灭中亚中东文明的屠杀手段要克制了很多。这对保护中华文明还是有功劳的。江南地区那些没有被屠城的城市,像杭州,很快就恢复了经济繁荣。元朝初年,松江人黄道婆的新型棉纺技术也在得到大规模推广,极大的推动了江南地区的纺织工业发展。而且蒙古人风俗比较古朴,对儒家宗法伦理只是有限度的使用,理学思想的危害在元朝暴露的并不充分。
正因为如此,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没有清算理学思想。不过朱元璋已经察觉到了问题所在,他对宋朝君权太轻、不杀士大夫这些事情非常不以为然。重皇权、重武将勋贵、对官僚集团严刑峻法是明朝的基本立国精神。朱元璋没有把理学大师朱熹的地位抬得很高,更没有把朱熹的看法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
等到朱棣当皇帝之后,朱熹的《四书集注》才成为科举考试的指定参考书,标志着理学思想重新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这在当时也是必然的,因为儒家主流就是理学,没得选,用儒家士大夫管理国家,他们最后一定会把理学搞成统治思想。理学的核心理念就是强化人类社会的等级关系——君臣父子、尊卑有序,人人都必须按照宗法等级制度的要求来说话做事。腐败无能的统治阶级最喜欢这套东西,用来愚化人民思想和镇压人民反抗最合适。任何社会一旦把理学作为统治思想,时间长了一定会导致严重的社会结构僵化、社会进步停滞。
心学思想的兴起对理学是很大的冲击,不仅在政治上引发了张璁、海瑞的改革,催生了李贽这种玩命揭露道学家伪君子本性的学者,还对中国知识分子打开眼界、学习西方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翻译《几何原本》的徐光启就是心学学派的信徒。他的两个老师:黄体仁和焦竑都是泰州学派的大佬。泰州学派是王守仁的学生王艮创立的,被后世称为“中国历史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学派”,是王学中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分支。徐光启跟海瑞一样,考了十多年的科举连个举人都没中。不是不够聪明——他要不够聪明世界上就没有聪明人了,而是发自内心的讨厌理学。直到三十五岁那年,他参加顺天府乡试,主考官是焦竑,才算是时来运转了。
这次考试,徐光启的文章第一句就出现了无数个“心”字:
“圣帝之心,唯虚而能通也。夫深山之居,舜之心无心也,无心斯无所不通矣。”
焦竑一看,这是心学的好苗子,大笔一挥就给了个第一名。后来徐光启就拜焦竑为师,学习心学并进入仕途,成为了晚明著名的积极学习西方的官员。除了翻译《几何原本》之外,他还翻译了《泰西水法》六卷,这是一部介绍西方水利科学的著作;又纂写了《农政全书》,对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科技进行了总结;并担任《崇祯历书》的主编,主持全面翻译引进西方天文数学知识;还引进和仿造了一批西洋火炮。可以说是明朝末年学习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第一人。
理学思想经过李贽等心学学者的大力批判和揭露,再加上东林党这批人的实际表现,还有人民群众的切身体会,到了明末,其危害性已经暴露的很充分了。理学家伪君子的本性,在民间已经基本形成了共识。李自成从陕西发兵进攻北京的时候,诏书里面有这么一句:“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这句话就是说:其实崇祯皇帝还可以,不是很昏庸,主要是被奸臣蒙蔽了;朝堂上的大臣则没有一个好东西,都在结党营私,从不为国家考虑。李自成当时已经称帝了,要去攻打北京推翻明朝,用不着替崇祯说好话,甚至应该是努力攻击崇祯昏庸暴虐,才能凸显他夺取明朝天下的合法性。但他还这么说,而且还公告天下,说明他是真的这么认为,这在起义军领导层内部应该是一个共识。朝堂上这帮大臣,自以为自己装清流装的很好,但瞒得过皇帝,瞒不过天下睽睽众目。他们的虚伪无耻已经是天下人所共知了。
清军围攻南京,朱由崧逃走之后,南京市民冲进皇宫,把那个自称“崇祯太子”的少年找了出来,拥上皇帝宝座山呼万岁,希望他能够带领大家抗清。虽然崇祯太子是假的,东林党后来驱散了市民,开城投降满清。但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崇祯皇帝在市民们心中地位还是很高的,大家愿意认这个正统。
如果没有清军入关,而是内部的农民起义把明朝推翻了,让李自成这样来自社会底层的英雄人物当上皇帝,一大批底层精英成为新的统治阶层,他们一定会彻底清算理学思想和东林党。这是可以肯定的。新的统治者应该不会放弃儒学,但在儒家学派内部可以有新的选择——心学。一个以心学思想立国的新王朝,一定会比明朝更加开放进取。那么,中国在基础科学上落后西方的差距,应该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通过学习西方追上来。
心学反抗理学,接纳西方近代文明的能力,在明朝灭亡两百年后的明治维新中得到了真正的体现。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的德川幕府统治时期,程朱理学被官方定为唯一正统,把阳明心学视为谋反之学,坚决禁止。但是到了幕府统治的末期(18世纪后,明朝灭亡一百多年后),心学在民间的传播已经不可遏制。这跟明末的情况十分类似。
当时传播心学的大师是吉田松阴,他门下八十多个门徒,其中竟然有四十多个成为了明治维新的关键人物。包括伊藤博文、木户孝允、高杉晋作等。还有一个维新派的关键人物西乡隆盛虽然不是吉田松阴的门徒,但也是心学信徒。他读心学大师佐藤一斋的《言志录》,手抄了很多警句下来鼓励自己,其中包括说:“读经宜以我之心读经之心,以经之心释我之心。”又说“知是行之主宰,行是知之流行。和以成体躯,则知行是二而一、一而二。”西乡隆盛的幕僚梁川星岩则说:“良知说一出,聋聩皆振发。从邹孟而来,无若此快活。
章太炎也说:“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
在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方面,日本当时也兴起了“洋学”。而当时洋学方面的大师,也无一不推崇心学。因为心学是开放进取的,强调人内心的良知良能与社会和万物的沟通对话,不像理学那样有一个封闭的宗法伦理体系在那里镇着,思想和行动都不允许超过理学思想划定的大框框。当时著名洋学家横井小楠就说:“学问之规模,应致‘宇宙皆我份内(王守仁语)’……人心之知觉,曾无限矣,使广此知觉,则天下无一物为我心所遗。”这番话的思想来源,其实就是心学名言“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
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明朝灭亡两百之后,维新派通过“倒幕运动”推翻德川幕后的统治,然后进行维新变法学习西方,尚且都来得及,让日本成为远东第一强国。则两百年前,若中国底层革命成功,建立一个新的大一统王朝,清算理学而重视心学,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局面也就不可能出现了。
明朝末年的时候,西方的科技发展虽然比中国略微领先,但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欧洲的科学家们还要面临着罗马教廷的宗教迫害。中国有足够的时间学习、追赶,甚至反超。
1634年,即明朝灭亡前十年,在徐光启的主持下《崇祯历书》修编完成,翻译了哥白尼的著作。徐光启当时的职务是内阁大学士,副总理级别的待遇,得到崇祯皇帝的信任。而一年前的1633年,在西方,被誉为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的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晚年极其悲惨。三十多前的1600年,罗马教廷还把宣传哥白尼“日心说”的科学家布鲁诺烧死。
这是西方和中国明朝在天文学上的对比。可以说,崇祯皇帝对天文学的支持远超过欧洲。这部集欧洲天文学所有经典为大成的《崇祯历书》不仅代表“西学东渐”的学术成果,还代表着中国对西方天文学的接纳。这些知识当时在欧洲还被宗教当局当成异端邪说予以禁毁,却已经写入了中国官方编写的历书。
自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也就是明朝灭亡前的100年间,是中国科学技术史上一个群星灿烂的时期,各种科学成果异彩纷呈,同时出现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四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中国的科学学科体系已具雏形,与西方相比整体而言差不多。中国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到1644年,中国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莱布尼茨1697年在《中国近事》序言说:“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高下,双方处于对等的较量中”。
徐光启提出了建立以数学为基础的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学科构架。崇祯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徐光启给崇祯皇帝上奏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以及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提出要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来大力发展。
著名科学家方以智写成了《物理小识》,对自然科学和哲学进行了划分和论述。那时西方世界还没有区分哲学和科学,而方以智已经明确提出二者概念的区分和关系。
在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方面,王徵自制出自行车、自转磨、虹吸、鹤饮、刻漏、水铳、代耕、轮壶等,同乡人把他当作诸葛孔明复出。王徵和西方传教士邓玉函合作翻译编写创作了《远西奇器图说》,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引进西方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的著作。
现代医学也开始萌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实事求是,不迷信古人,其正确性超过了以往所有本草学著作。而吴有性的《瘟疫论》则透露着中华新医学的曙光。
明代末年的中国生产力高度发展,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在世界上都遥遥领先,工业总产量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二以上。与此同时,明末的对外贸易量也相当惊人,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一半左右。中国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毫无争议。
明朝末期的欧洲正处于科学革命爆发的前夜,对中国尚未形成压倒性的优势。欧洲在基础理论方面领先,明朝在冶金材料、工业技术等方面更为先进。由于经济实力更强、研究环境更加开明,中国通过和西方的交流把基础科学的短板补上来是完全可能的。
在西学东渐的交流中,明朝的知识分子系统介绍西学的著作有《崇祯历书约》、《物理小识》、《数度衍》、《名理探》、《寰有诠》、《泰西水法序》、《测量法义》、《坤舆格致》、《旋韵图》、《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西儒耳目资》、《远镜说》、《远西奇器图说》、《学历小辩》、《日月星晷式》、《浑盖通宪图说》、《经天该》……等等。
同时,官方和民间正在翻译中的书目中还有:
古罗马建筑学家维特鲁维的《建筑十书》;荷兰数学家军事工程学家西蒙.史特芬的《数学札记》;德国矿冶学家乔治·鲍尔划时代的巨著《矿冶全书(十二卷)》;意大利工程技术专家拉梅里的《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罗雅各的《测量全义》;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1601年罗马版的《地中海航海术》;《地球表周与其直径的关系》;雅克·贝松著的《宇宙仪》;纪尧姆·德诺吨涅的《磁石测量法》;克洛德·举雷的《大西洋、地中海等海洋盐度涨落潮海流流动因果实论》……
可以说,当时中国已经掀起了一场全面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热潮,赶超西方正当其时。
但是,随着清军入关,一切希望都化为了泡影。
1643年,明朝灭亡前一年,牛顿出生了。
1644年,清军入关的这一年,笛卡尔发表了《哲学原理》,近代科学的方法论正式奠基。
1646年,明朝灭亡后两年,德国的数学家、自然科学家莱布尼兹出生。
这些人物和他们的成就将会把中国彻底甩下一个时代。中国将停留在古代,而欧洲将进入近代。
清军入关以后,以东林党为代表的理学士大夫大规模的投降满清。满清统治者对明朝内部的理学、心学之争并不了解。但是他们很容易看出来,明朝这边最愿意跟他们合作的基本都是理学士大夫,而且理学思想强调宗法等级制度,有利于皇帝专制统治。这样,满清贵族就跟理学士大夫联合起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理学再一次逃过了被清算的命运,继续成为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南明政权的东林党官僚们对于清军入关感到高兴,制定“联虏平寇”的战略,应该不是因为他们愚蠢,看不出清军可能会南下统一中国,而是一种“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精明利益计算。他们知道自己跟农民起义军势不两立,一旦农民起义军夺得天下,他们一定会被清算。而跟满清则存在合作的可能,最好的状态是南北朝,最坏的结果不过就是投降满清,像元朝一样继续做官。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就是这帮人把阶级矛盾看得比民族矛盾更重要。他们还是看得很准,投降了满清,不过给满清主子当奴才,继续享受荣华富贵;到了李自成手下,恐怕想当奴才也不可得了。
后来蒋介石面对日本入侵就说过一句话:“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当时东林党应该也是这个想法。
清军入关,把中国清算道学和理学思想的时间,推迟了三百年。
这三百年,正是西方掀起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三百年,也是中国从领先世界到全面落后的三百年。后来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但理学思想仍然没有被清算。千百年来打着道学家、理学家的旗号统治中国的土豪劣绅、官僚地主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换了个共和的马甲,继续统治中国。社会底层仍然被道学和理学的黑暗笼罩着,女性缠足、守寡乃至殉葬等风俗并未被废除。社会上层看起来变得洋气了,但夫权、神权、族权等宗法伦理依然残酷的压迫着中国人民。对此,鲁迅在《阿Q正传》、《祥林嫂》等一系列作品都进行了深刻的揭露。要一直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通过大搞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彻底消灭了土豪劣绅和官僚买办阶层以及附着在他们身上的反动会道门组织,清算了他们豢养的文化吹鼓手,摧毁了农村宗法体系、砸烂了各种宗族祠堂,经过近三十年的斗争,才算是才真正的对儒家道学和理学这个从宋朝开始就祸害中国的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清算。一个全新的中华民族浴火重生。
遗憾的是,这一幕原本应该在三百年前明朝灭亡的时候就发生的,它被清军入关推迟了三百年。
满清贵族和东林党人的联合,产生了一种民族压迫政策和理学宗法思想相结合的高度僵化的专制体制。西方世界在逐步打破中世纪神学统治的时刻,原本思想学术自由开放的中国却陷入了空前沉重的枷锁之中。
以著名的科学家、《物理小识》的作者方以智和他的家族为例。方家在江西桐城,原本是以程朱理学传家的。“到了方以智的曾祖父方学渐的时候,方家开始接受王阳明心学。方家是王学在东南地区的重要传人。
在心学思想的影响下,“方以智的祖父方大镇、父亲方孔炤均学习西方天文学。他曾师从意大利籍传教士熊三拔,其著作《崇祯历书约》是明末重要的天文著作。方以智和汤若望、毕方济等很多传教士均有深交,其《物理小识》尤为杰出。而方以智之子方中通师从波兰人穆尼阁,其数学专著《数度衍》系统介绍了对数的理论和应用。
但是,清朝的统治开始以后,“慑于清朝的文化高压政策和文字狱的空前繁荣,桐城方氏放弃了自然科学的研究,重新去扒拉故纸堆。著名的桐城派就是思想文化高度专制下的产物,五四时钱玄同给它贴了个标签:‘桐城谬种’。即使如此小心谨慎,桐城方氏仍然不能免于文字狱。戴名世《南山集》用了南明永历年号,结果铸成大狱。戴供词承认《南山集》抄录的是同乡方孝标的《滇黔纪闻》,刑部判戴、方两家三百多人坐死,经康熙的‘宽恕’,戴名世寸磔,方孝标戮尸,戴、方直系子弟坐死,其余流徒。方苞是桐城派的理论奠基人,原判绞刑,经李光地营救后幸免。
在清朝集民族压迫和思想文化专制于一身的“文字狱”屠刀之下,遭遇灭门惨祸的知识分子阶层又何止桐城方氏一家?
清乾隆时期修《四库全书》,总计存书3457 部,79070 卷,同时禁毁6766 部,93556 卷,且存书半数以上被篡改。所毁书目大部分是明史、军事、科技类著作,自此中国传统社会的近代化戛然而止。西学更是被朝廷视为奇技淫巧,下令禁止研习,自此无人敢碰。
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指出,乾隆年间被销毁的中国古代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十六、七万卷以上”。历史学家吴晗也指出“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明朝人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也遭到禁毁而失传。三百年间,中国人都不知道明末曾经有过这样一部科学巨著。现存的版本是清朝灭亡以后人们从日本找回来的。
与此同时,《天工开物》经过日本传入欧洲。欧洲人从中学习到了中国制作铁犁、养蚕和播种等技术,开始了新一轮的农业革命,农作物产量大幅度提高,可以养活更多的城镇人口,为工业革命奠定了物质基础。
清朝的专制统治比西方教会统治时期还黑暗。西方针对个人观点进行思想禁锢,伽利略也不过是被判终身监禁,而清朝的文字狱却是斟字酌句的对明朝知识分子进行灭门迫害。这种残酷的杀戮和思想禁锢使中国最终失去了和西方同步的机会,以至于清朝初期就开始了严重的倒退,甚至将许多明朝已经取得的成果都丧失掉了,中后期更是一塌糊涂。文字狱之下吹出来的所谓“康乾盛世”,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
清朝的文字狱本来是不反西方科学的,主要是用来镇压知识分子对明朝的怀念和对满清民族歧视政策的不满。但理学思想是坚决反对西学的。理学士大夫投降满清,成为了统治阶级的一员,把理学思想搞成了官方意识形态,也就很自然的借助文字狱的威力来帮助他们扫荡西学,关闭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大门。
参与编写《崇祯历书》的西方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在顺治年间还继续得到清廷的礼遇,让他们继续编写历法。但是理学士大夫很快掌握了权力,开始对来自西方的异端思想进行打击。康熙三年,对历法一窍不通的理学士大夫杨光先上书弹劾汤若望、南怀仁等妖言惑众、图谋不轨。他荒谬的提出:“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这个杨光先跟东林党应该是很有渊源。他是安徽歙县人,是汪文言和吴养春的同乡,在崇祯年间温体仁当政的时候,就曾经抬棺死劾东林党的政敌温体仁,结果被判充军。温体仁下台后被赦免。现在他再次拿出弹劾温体仁的劲头,公开质问汤若望:“如果你说地球是圆的,那么地球上的人站立,侧面与下方的怎么办?难道象蜾虫爬在墙上那样横立壁行,或倒立悬挂在楼板下?
 最后,汤若望和南怀仁都被流放,跟西洋传教士合作编订历法的钦天监官员李祖白等五人被处死。
清朝从康熙年间起,就已经找不到西方各国的具体位置了。明朝出版的《舆地山海全图》、《舆地图》、《山海舆地全图》、《缠度图》这些明代“世界地图”不仅有与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的交流的痕迹,还有许多中国自己的独立发现。《舆地山海全图》里面已经把英国和葡萄牙的位置都标出来了。可清朝居然连“佛郎机”都不知道是哪儿,把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叫“澳门夷”了事,等鸦片战争英国人打进来之后,才开始找人研究这些国家在哪里。其实标注着欧洲各国位置的地图就躺在清朝的宫廷档案馆里面,三百年前就画好了。
1793年,英国政府任命马戛尔尼为正使,乔治·斯当东为副使,以贺乾隆皇帝八十大寿为名出使清朝。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他的出访日记中写到:“(中国)自从被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清朝是)一个专制帝国,几百年都没有什么进步,一个国家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状态。
英国副使乔治·斯当东编辑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记载:“(清帝国)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很多人衣衫褴褛甚至裸体,一路上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像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认为清朝是“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清帝国不是富裕的国度,而是一片贫困的土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
嘉庆四年(1799年)曾改造一百六十门明朝的“神机炮”,并改名为“得胜炮”,惟经试放后发现其射程竟然还不如旧炮。
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抗英,其好友龚自珍献出了先进的秘密武器,竟然是明朝火炮。
鸦片战争之后三十年,左宗棠督师西征新疆,在陕西凤翔县进行了一次“考古挖掘”,竟从一处明代炮台遗址挖掘出开花弹百余枚,不禁感慨万千,叹道:“利器之入中国三百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
看到这些我们不禁感叹——中华文明最可悲可叹的莫过于在西方科技革命的前夜遭受北方少数民族入侵,在民族压迫政策和理学思想文化专制的统治下,进入了闭关锁国和科技发展停滞的状态。


文章来源:本文来自李晓鹏《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2卷)》,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年5月版。第十章《千古兴亡》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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