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发展史表明，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是一国实现繁荣富强的关键，工业化带来的收人潮水可以浮起港湾内所有的船只，催生培育中产阶层，令全体国民受益。适度的金融化，可以加速国民财富的增进和人民福社的提升。但过度的金融化则在根本上属于零和游戏，只能让极少数人获益而绝大多数人受损，甚至导致中产阶层蜕变为负产阶层而固化为无产阶级，并可能使诸多后进国家成为先进国家的经济附庸。近年来，由于受新自由主义的误导，我国在工业化远没有完成的情形下，出现了过度金融化的苗头，这种超越发展阶段的金融化进程使国民经济出现了“虚热实冷”的迹象，进而使中国面临去工业化的风险。

一、工业化与金融化：两条发展道路的激辩与抉择
　　金融化与工业化对立统一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金融化与工业化两条发展道路的激辩与不同国家的选择，是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关键。金融资本越来越脱离产业资本循环而具有独立化的倾向，并凭借其强大的资本实力与特殊的组织形式，逐步使工业资本从属于金融资本。金融资本的强势扩张，代表金融资本的势力开始逐步控制西方社会与政府，甚至利用大众舆论与国家政权，用金融化的逻辑来刷新经济、刷新世界，是谓经济金融化与金融全球化，由此逐渐形成了“国际金融资产阶级(集团)的核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心—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外围”这样一个不公正的国际秩序，广大发展中国家客观上面临成为国际金融资产阶级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的危险境地。

1.商业资本、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
　　资本的本性就是追逐利润，哪里的利润率高就流向哪里，从流通领域、生产领域转移到金融领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与之相对应，资本主义具有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三种主要形态。
　　商业资本主义，从15世纪初到18世纪中叶的英国工业革命，为期约300年。威尼斯人、热那亚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等都曾热衷于商业贸易，但这种贸易主要是面向落后地区。在商业贸易乃至整个经济形态中，“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369商业资本是具有高利贷性质的生息资本，“有资本的剥削方式，但没有资本的生产方式”，676侵占和欺诈是商业资本获取利润的典型手段与特征。
工业资本主义，从18世纪中叶的英国工业革命到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经济滞胀，为期约200年。工业资本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生产力，社会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被空前地创造出来。“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在追求利润的动机下，经济生活中的各类商品应有尽有，与工业资本主义相适应的各种规则与秩序纷纷呈现，如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各类非政府组织成为社会基础。
　　工业资本主义的伟大成就是使生息资本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和要求”。I30一但是，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滞胀”的危机，对利润的追逐驱使资本不断向金融领域集中，生息资本的实力与势力得到前所未有的膨胀，成为现代金融资本。金融资本以其自己的标准对生产过程进行了重组并主导着企业的兼并与收购，并以所谓市场的力量迅速向社会与政府渗透，在逐步控制社会(舆论、大众)的同时，成功地把权力关进了由资本设计的制度笼子里(集中体现于新自由主义理论、政策与机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被金融资本逻辑所刷新，是谓金融资本主义。

2.美国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斗争
　　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作为宗主国与殖民地，英、美资本主义的传承与继起，完整地演绎了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复杂斗争。从1775年独立战争到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经济、社会与政治发展史始终贯穿着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工业化与金融化两条发展道路的斗争。
　　美国建国伊始，就存在经济自主与经济依附、农业化、工业化与金融化的发展道路的分歧。由于受英国自由经济思想的深刻影响，以及以伦敦城为代表的金融资本的广泛渗透，美国的政治精英对国家开办银行、节制金融资本一直持怀疑态度，这就使第一国民银行(1791一1811年)以及第二国民银行(1816一1836年)在到期后都没有被延续。一直到1863年《国民银行法》通过，美国一直处于所谓的自由银行时代，也是金融资本发展的繁荣时期。在所谓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引领下，银行象野草一样疯涨，出现了一大批“野猫银行”。①但是，这一时期，美国的主要矛盾，并不直接表现为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矛盾，而是集中于北方工业领域的民族资本与集中于南方农业领域的附庸买办资本之间的矛盾，走独立自主的工业化发展道路还是走国际分工的农业化发展道路，成为美国社会政治斗争的主旋律。
　　南北战争解决了美国独立自主与殖民依附的选择问题，为其工业化扫清了经济、社会与政治障碍，美国工业化迅速推进。到19世纪70年代，美国就已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以电力的广泛应用、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创制、新通讯手段的发明以及化学工业的建立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美国进展得如火如茶，工业资本及其意识形态在国民经济与国家意志中占据主导地位，强调用关税保护市场借以保护工业资本成长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英国鼓吹的自由主义、国际主义在世界体系内形成鲜明对立。这段时期，美国经济上的保护主义与外交上的孤立主义是一致的。
　　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产业并购浪潮，使得以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P.Morgan)为代表的金融资本的实力与势力快速提升，在对政府权力操控、国家意志、经济发展以及对外交往等一系列政策上，与以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1835一1919)和亨利·福特(Henry Ford,1863一1947年)为代表的工业资本的矛盾日益突出。最终，金融资本制造并利用金融危机(“1907年恐慌”)，成功将金融资本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进而把国家力量擅变为金融资本的力量，其重要标志就是1913年美国联邦储备局成立，货币(美元)发行权由财政部移交给美联储，而美联储实质上是华尔街的代理机构，由此，金融资产阶级窃取了美国的货币主权。“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掌握货币的人也就是最有权力和影响力的人”，金融资本再次取得了对工业资本的竞争优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大发横财，美国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比翼齐飞，相安无事。战争结束时，美国已经从资本输人国变为资本输出国，从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而且还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大萧条”出现前10年，美国工业生产增长近一倍，美国工业的标志性行业—汽车制造业实际生产量从1919年到1929年增长了255%，汽车保有量从1921年的1050万辆增至1929年的2600多万辆,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使用的汽车81%是美国制造。一一由此出现了所谓“柯立芝繁荣”(1923一1929年)。但是，经济繁荣背后潜藏着日益严重的结构失调:金融资本势力扩张导致虚拟经济—股票市场的日益膨胀。金融寡头操纵证券交易，操控舆论，把社会各个阶层都吸进了证券市场，使其渐趋疯狂地追逐股票价值上涨，金融泡沫越吹越大。然而，色彩斑斓的肥皂泡终究要破灭，经济学家鼓吹的“永久繁荣时代”在1929年10月23日迎来了终结，股票市场坍塌，犹如拦洪堤坝决口，冲跨了沉浸在泡沫中的各类金融机构，然后危机席卷了各个经济部门，整个美国经济濒临崩溃。
　　金融资本、金融寡头是“大危机”的主要始作俑者，“大危机”引致“大萧条”，产生的“大冲击”终结了“镀金时期”(Gilded Age)。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D.Roosevelt)上台后，基本上终结了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与自由经济政策，代之以凯恩斯主义与干预经济政策，通过系列政策手段打击金融资本。1933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简称GS法案)，严格禁止商业银行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尤其是证券承销和自营买卖业务，严禁商业银行和从事证券业务的机构联营或人员相互兼职。罗斯福政府在对金融资本实行抑制与打压的同时，积极鼓励和支持工业资本的发展，把福特及其所代表的汽车业树立为美国社会发展乃至国家振兴的典范。“罗斯福新政”为美国工业资本的发展拓展了空间，也为美国经济社会迎来新的繁荣开启了一个所谓的“伟大社会”的时代。然而，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的争斗并未因此而画上句号。
　　20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的普遍“滞涨”使凯恩斯主义日渐式微，新古典自由主义即新自由主义在重构中复辟。1980年，作为金融资产阶级代理人的罗纳德·威尔逊·里根(R.W.Reagan)赢得了美国大选。在1981年就职典礼上，里根急切地表白:“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里根政府的整个施政理念集中体现在所谓“里根经济学”，实际是以哈耶克的思想为基础，以拉弗、费尔德斯坦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的理论。供给学派极力鼓吹“资本优先”，主张国家的收人分配、税收财政政策向资本倾斜，并以刺激资本投资、增加供给的名义，主张降低资本所得的边际税率。里根担任美国总统时期，实施了新自由主义的减税、去监管和削减政府开支的“三大”标志性政策，削减了食物券、住房补助、教育津贴、医疗救济等一般社会福利的支出，努力使政府变小，把政府权力关进所谓的制度笼子。美国政府也相应地放松了金融监管，增加金融垄断资本的自由。“美国真正开始放松行业监管是在20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执政期间。从那时放松对交通业的管理法规开始，美国政府对银行、电信、能源和媒体的监管在接下来几十年发生了巨大变化。
　　工会是社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里根政府在削弱政府权力的同时，以铁腕手段镇压工人运动(如1981年对美国职业航空交通管制工会发起罢工运动的镇压)，打击、肢解、改造各种有组织的社会力量。由此开启了用“铁扫帚”——休克方式——积极推进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先河，巩固金融资本在美国的政治统治。金融资本借助政权力量，全面而深人地向经济领域渗透，企业管理由多年来的“企业利润最大化”向“股东利益最大化”转变，如此导致越来越多的企业更像一个金融公司而不是生产实体，企业利润越来越倚重于金融资产运营。
　　美国企业—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纷纷走向金融化，导致国家产业空心化，利润的源泉愈发枯竭，国家债务迅速攀升，财政悬崖日趋逼近。为持续获取利润，金融资本积极推动经济金融化由生产者转向消费者，各类消费信贷层出不穷，家庭金融化的结果是家庭负债迅速攀升，房奴、卡奴纷纷涌现。华尔街金融化不仅通过资产证券化广泛影响了中产阶级，而且还通过债务证券化广泛渗透了无产阶级，由此出现了日趋庞大的次级债券产品，最终引爆了2007年“次贷危机”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大危机。

二、经济金融化：经济殖民化与后进国家附庸化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一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掌握最先进金融工具与最强大金融机构的国家—就可以省去“必须干的倒霉事”而“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为了轻松赚取更多的利益，就必须用金融资本的逻辑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格式化，这就是所谓的经济金融化，通过金融游戏，将秩序与规则直接兑换为利润与金钱。

1.现代金融的“艺术性”远大于“科学性”
　　金融化是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以及金融业精英们对经济运行和经济管理制度的重要性的不断提升，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持续渗透、融合与操纵和金融资产阶级用金融资本的逻辑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格式化的过程。随着经济金融化的推进，“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甚而从诸多正在扩大中的服务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IS0一约翰·福斯特将金融化定义为资本主义经济重心从生产向金融的长期转变，其转变包括以下一些基本指标：其一，金融利润占总利润比重的不断上升；其二，不断上升的债务/GDP比例；其三，FIRES(即金融、保险与房地产)占国民收人份额不断增长；其四，舶来的和不透明的金融工具的不断扩散；其五，金融泡沫的不断膨胀。
　　早在17世纪，威尼斯金融家就首创了泡沫经济骗局，就是把相关资产价格拼命炒高，诱骗当地市场投资者跟风追涨，金融家获利后突然撤资，使泡沫破灭，迫使套牢者恐慌抛售，等相关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后，金融家再杀个回马枪，实施廉价收购。这就是著名的“威尼斯骗局”。后世的各类金融骗局，都可溯源到威尼斯金融家的“垂范”。因此，金融化进而泡沫化不是金融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有金融资本抑或有金融家就会有金融化、泡沫化，只是在金融资本主义下伦敦城、华尔街的银行家将金融化玩到了极致—将一个个主权国家玩于鼓掌之间，将整个国际经济体系玩到近乎崩溃的边缘。
　　经济金融化首先损害的是金融资本的宿主—金融资本发育成长的母国。美国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孕育成长的福特主义，代表着工业资本，本质上必须形成资本家与工人—谁也离不开谁的利益共同体，劳资间斗争与合作构成经济社会的主旋律。在这一矛盾相互作用的历史进程中，工业资本的社会责任感(如福特T型车的大获成功)推动着企业创造出使用价值与价值，进而推进国民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然而，与工业资本不同的是，生息资本而后金融资本无视乃至蔑视社会责任，过去的银行家以及而今的金融家在经营与投机时并无什么道德羁绊，所谓无德一身轻。著名金融投机大师乔治·索罗斯曾经反复强调，“我绝没什么错。人们很难理解这一点，因为我在金融市场进行投机，是按照通行的规则来做的，如果禁止投机，我也不会投机。如果允许投机，那我就会投机，所以我实际上是参与者，一个金融市场的合法参与者。我的行动无所谓道德或不道德，这里没有所谓的道德问题。实际上，整个经济金融化程序，就是一整套游戏规则，正是金融资产阶级自己或通过政权代理人制定了这些游戏规则。
　　事实上，索罗斯这位喜欢哲学思考的金融投机家对金融有着不同一般的深刻理解，“理性预期理论认为，按照定义，市场总是正确的;但我认为，金融市场几乎总是错误的，只不过在一定的限度内它有自我验证的能力罢了”。很显然，投机大师否定了新自由主义者所一贯鼓吹的市场正确性，实际上从根本上否定了金融资本乃至于现代经济学的固有逻辑。现代经济学中貌似科学的理论，最终也未能将现代金融(学)打造成一门真正的科学，而是改造成为一门实在的艺术，即一门赌博的艺术、投机的艺术。最起码，现代金融的艺术性要远大于其科学性。经济金融化就是金融资本试图把整个经济物品(各类商品与服务)变为艺术品，其价值与价格可以严重分离，如今已经分离到十分离谱的境地。因此，现代金融远远背离了传统金融的存在与发展宗旨，即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创造价值服务而严重异化—独立并控制实体经济，周顾实际价值而直接作用于资产价格，将以钱生钱的游戏发展到极致，甚至成为金融资产阶级实行新殖民主义统治的工具。

2.金融化使美国成为“半殖民地”
　　从美英等国的金融化实践来看，经济金融化的结果必然导致一国的国民经济“去工业化”以及产业空心化，整个经济基础愈加脆弱，从而使资本主义危机呈现常态化，从时有发生到随时发生。在不时发生的危机中，美国这个当今不可一世的霸权国家，竟然也沦落为国际金融资产阶级(集团)的“半殖民地”。
　　经济金融化导致美国经济日趋泡沫化。依照不同口径计算，美国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数倍，数十倍，甚至数百倍。“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GDP不到14万亿美元，而各类金融资产最高达到GDP的440倍。美国经济出现严重泡沫化。企业、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日益依赖金融游戏，以钱生钱，投机逐渐取代了投资，成为日益显著的经济活动，资本拜物教在美国社会各个社会阶层愈演愈烈。金融投机一方面由单一化趋于立体化，如外汇投机就有即期外汇、远期外汇、外汇互换、外汇期货、外汇期权等等；另一方面愈发严重的杠杆化，以小博大、以少博多的金融赌博掀起一波接一波、一浪高一浪的投机热潮，从而放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性。经济金融化、金融赌场化、赌场社会化，使金融资本主义由此蜕变为“赌场资本主义”。
　　产业空心化，经济泡沫化。经济金融化既广且深地改变了美国的经济结构，虚拟经济膨胀，实体经济萎缩。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统计资料，自1950年以来，金融、保险、房地产业(FIRE)部门在美国GDP中所占份额由1950年的约10%持续上升到1990年的约18%，首次超过制造业，2005年达到约25%，到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更是达到约30%的历史高点。与此同时，实体经济在美国GDP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1950年为61.78%,2007年则为33.99%，其中同期的制造业由27%下降为11.7%。日趋严重的产业空心化使得经济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不断增加。普遍的金融投机以及家庭、企业与政府的过度负债，推动国民经济尤其是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走向“非理性繁荣”，由此制造出一个又一个而且一个比一个更大的经济泡沫。一旦泡沫破灭，经济衰退就不可避免。
　　中产阶级坍塌，社会两极分化。经济金融化导致国民收人分配越发有利于金融机构和金融寡头、高层经理。与此同时，随着工会组织的削弱和集体谈判工资合同能力的下降，工人的工资和大众福利被不断削减，两极分化日趋严重。自1980年以来，美国的收人不平等开始快速度扩大。“前10%人群”(对应“资产阶级”)的收人比重从20世纪70年代的30%一35%，上涨到21世纪伊始的45%一50%，提升了15个百分点。一一在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前10%人群”的收人略超过美国国民收人的50%，而90%人群分享另外不到50%的国民收人。2007年，美国福布斯400人的财富几乎等于美国社会最底层50%人群(对应“无产阶级”，大约1.5亿人口)的财富总量(1.6万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