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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烜:寻找人性的支点  
作者:[袁烜] 来源:[作者惠寄] 2016-03-25

  “让我们用理性的眼光看待……”

  “我们要用理性的眼光审视……”

  “我们要用理性思维去发展……”

  这些话已经成了现代社会口号,甚至是人类的“口头禅”,理性主义似乎成了人们思考一切的起点和依据,成为人性的支点。

  确实,从发端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到现在,短短数百年时间,以理性主义为旗帜的科学技术创造了超过过去几千年的文明成就。电气技术、基因技术、航天技术、互联网技术让社会各个领域呈爆炸性发展,人类似乎无所不能。但随之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工业生产让生态环境恶化,加工食品侵害人的健康,越来越“进步”的现代化生活造成资源紧张,经济利益的扩张引发了地区之间频繁的冲突与战争。而这些行为都是建立在理性之上,都是经过人精细的规划、盘算、设计、思考之后的。这个当初被奉为最高价值的理性主义,如今往往不再纯粹,而与欲望、利益融为一体。当理性成为思想的“帝王”之时,谁来约束它,谁来引导它?

  另一方面,对于人来说,真正能起到精神支柱的是确信某种必然的法则。只有找到必然性才能让人心得以安顿和归依。而从世界文明发展的走向和工业社会的乱象可以看出,从物资文明到人的精神世界和伦理价值,都处于偶然的变化中,而且变化越来越急剧快速,旧的观念价值不断被新的价值所颠覆,日新月异的科学结论让人无所适从。按当今主流观念来看,只有人的理性才能产生必然性,理性主义真的能带来必然性吗?我们的必然性如何找寻?

  理性是通往真理的桥吗?

  从人所创造的浩瀚的物资文明中,一切都是以人为中心,而对大自然来说却是个“负担”或灾难。扩张的城市,急升的汽车销量,无数直插天空的高楼都在压榨着不可再生的资源,森林被砍伐,动物栖息地的缩小,宝贵的石油被开采,地质结构因为城市建设而不断被人为改变,整个地球被人按照自己的欲望而被改造,而人创造的现代化文明如钢筋水泥,除了对人有用,而无法在自然界“流通”,这也侧面证实了人的理性是相对的,而非黑格尔所说的那么“绝对”。’

  假设理性是绝对的,那么人通过理性所认识,体悟到的知识和思想应当是放之四海皆准,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文化背景下,都应当保持一致性。然而,人类内部由于东西文化的差异,却产生了对世界截然不同的体认。西方人以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为认识世界的基础,并形成了西方现代科学分析对象的根本方法。西方人认为,世界是由如原子一般的基本单位所组成,只要知晓基本单位的性质,及其之间的组织形式,就可把握整个世界的奥秘,认识到万物普遍的规律。而在东方,中国古代哲学对世界万物的认识则是,一切皆有气所形成,而气这个基本单位分阴阳两个属性,万物的变化在于阴阳之间对立统一的相互作用。东西方这两种哲学,其实很难说谁更胜一筹,它们在各自的领域都对人类认识和改造主客观事物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什么这两种有代表性的哲学对世界的认识分歧这么大?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农业社会与西方工商业社会生存方式的不同导致了在各自文化圈中的人对世界认识的差异。东方的农业文明,需要人们通过直觉和生命体验去认识自然,从而有了“气”的哲学范畴,传统农民从大自然冷暖转化,周期循环的经验中总结出独有的阴阳辩证哲学;在世界的另一端,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人,则生活在工商业发达的城邦,人们以对外贸易来作为生活的主要来源,而在商贸交流中,人们需要善于用数学来计算、用严谨的逻辑来分析契约条款,通过复杂的计算来推导出某种通行的规则,这种工商业的生活方式让西方哲学天生就具备重分析推理,重逻辑的特质。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文化视野的差异,生活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人们认识世界的角度不同,而这些所谓人的理性看来如盲人摸象一样,他们只看到事物本质的某个方面或是将无序的经验整理成自己所习惯的“样子”。东西方哲学的“各执己见”恰恰说明人的理性自身受生活方式影响的局限性。普遍的,绝对的,覆盖多元文化,各地经验的理性,目前并不存在。我们从东西方认识论的对比中可以看到理性是受制于文化和生存方式的,这样的理性置身于文化经验的“哈哈镜”,所看到的世界自然是“扭曲”的,而超越文化,超越经验的绝对理性,看来只有上帝才做得到。

  一般认为,理性主义的定义即:建立在承认人的推理可以作为知识来源的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哲学方法。理性的基础是建立在人性之上,是以人的思维习惯、观照范围、先验逻辑为出发点的。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到:事物是具体的和物化的,而语言是抽象的,这两种东西怎么会一致?实际上人的感知提供的只是物体的某些特性,如质量、体积、形状、数量、重量、运动速度等,没有这些特性,我们就无法对物体展开想象。在康德看来,人的知性为自然立法。存在于时间和空间里的物质被人类的理解力加工为经验,而康德把人类理解力的形式称为“(绝对)范畴”,这些人类理性的形式中包括人们对灵魂、世界和上帝的设想,康德把它们理解为某种制约原则,人们的经验世界就是通过这些原则得以构造。比如,几何、数学都是人的思想世界独有的产物,是人对客观经验抽象“提炼”出的形式(如两点之间的直线距离、笔直的几何形态、数量的概念都是人意想出的非自然的东西,在自然界并不存在)。

  历史上的人们通常以人特有的感知形式来认识世界。

  以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数学主义就是运用人独有的概念和视角来认识和解释世界万物。他认为数是万物之母,事物之间的关系只能通过数学来诠释。

  著名的原子论代表人物德谟克利特以还原论的方法,将复杂的事物分解为简单的原子来分析。

  著名哲学家柏拉图把事物解构为形式、质料、动力、目的,企图用“四因论”来还原事物本质。

  中国古代哲人对事物构成的看法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阴阳是世界万象产生的纲领和由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

  诸如此类,人们通常用自己习惯的形式来重构世界,人们所描述的客观世界其实是人们主观概念中的世界而已,看似客观的对象毫无疑问被打上了人特有的标签,且人通过自身所习惯的形式能创造的也只是无生命的机械和钢筋水泥。西方人尽管以形式论为为源头推动了现代科学,但科学本身的不完美,也说明了人的认识能力的缺陷。还原论、分析论在经验的有限性、时间的不可复制以及综合性等方面有着“先天不足”。

  在人相对的理性中,凡符合人的天赋观念或审美倾向的某些经验才能被认识。如同超过一定分辨率范围的事物,人的眼睛是无法看到的,而人耳也只能听到振动频率在20~20000赫兹范围之间的声音,凡是能被人认识的经验都必须符合人的理性形式和先天原则,这些经验在经过人“加工”以后,就不一定是其真实的面目了,而是经过人“过滤”的加工事物。换句话说,这些经验只存在于人的先天原则和概念中,而不是真正客观的经验,人所认识和理解的事物只是人先天主观构造的事物,人用理性去认识事物的同时就已经改造了事物,或是对自然经验进行“重组”,思考过的对象被赋予了人的属性、观念和思维习惯。

  另外,理性主义的对象和基础是经验,而人所处的时空范围很有限。首先,人的时间是有限的。人类存在的历史也就几百万年而已。理性主义的萌芽也只是从17至18世纪的启蒙运动开始,而地球按科学界所公认的年龄有44到46亿年的历史,人至今所掌握的经验,对于自然界来说如大海中的一滴水;人所触及的空间也是有限,其最长抵达的外星球仅达到月球,对于无限的宇宙来说,我们的经验太少了,故建立在有限经验上的理性也是“脆弱”的,人对世界的解释只能用“坐井观天”来形容。但有人会说,人可以借助工具能让人更加“耳聪而目明”。但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于1927年提出了“测不准定律”,彻底粉碎了人的这个美梦。该定律表明:一个微观粒子的某些物理量(如位置和动量,或方位角与动量矩,还有时间和能量等),不可能同时具有确定的数值,其中一个量越确定,另一个量的不确定程度就越大。当你用仪器观测某个粒子时,其实产生了对其影响,导致粒子位置或能量发生改变。所以,当人在研究对象,观察对象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在改变对象,扰动经验。

  此外,理性主义看重推论,认为在实验室里研究观察出的结论能作为普遍法则,推广到同类所有事物中运用。对于怀疑论代表人物休谟来说,这只是人的思维习惯而已,个别的经验并不必然能套用到普遍的对象中去。理性主义对个别到一般、特殊到普遍的推论只是对经验进行了“抽样调查”,从实证角度出发,“抽样结论”不能覆盖全部的经验。以推导为依据的理性主义让人们所得出的“科学结论”其实和抽样调查的性质差不多,人们不能以此作为最准确的答案。同时,理性主义有着“一刀切”的弊端。它将一切经验都“格式化”、“标准化”,并用标准化、程序化的形式来观照、规范一切事物。如所有的科学实验,都是先在设定的特殊条件下,搞一个“试点”,若“试点”成功便推而广之,覆盖一切同类事物。既然A行,B也应该行!大家都要遵照某一标准,服从某一规律。如此“一刀切”的理性主义势必抹杀了个性化的生命体验以及个体特殊的经验。如所谓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的理性主义就以“科学理性”的幌子来向全世界制定发展的标准,所有国家必须按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生活方式、社会标准、价值观来衡量自己,并朝此目标奋斗。经济发展中的GDP,政治制度中的民主代议制,社会生活中的超前消费模式都以所谓科学理性的样板成为世界各国模仿的对象,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披着理性启蒙的外衣让其他人膜拜。殊不知以推测、逻辑演绎为基础的理性主义思想的结构便是“从试点到普及”,“推行单一的标准化”。这从“一到多”带有克隆色彩的主义便是当今世界朝工业化、现代化、美国化演化而一发不可收拾的症结,也是过度消费,以消耗生态资源为代价来发展的思想根源。表面上大家也讲民族主义,多元社会,但那只是在某一理性原则的大背景下的外在装潢而已,各个国家、各个种族的整体发展主轴还是扛着理性主义的大旗沿着单一的现代化方向“进化”,个性化的特殊经验,独到的文化体验以及生活方式变成了怀旧的春药以及向外展示的门面而已。矛盾的特殊性早在“理性选择”后,抛之脑后,而发展中国家克隆发达国家,二线城市克隆一线城市,县城克隆省城,农村克隆县城这种标准化发展成为时代主轴。个人的自由天性自然也被理性发展的浪潮所淹没。

  对于逻辑实证主义来说,语言是理性的化身,理性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确定的结论。殊不知凡是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凡是确定的事物都是有局限的。因为只要是具体的,有形的理论或事物都是有破绽的,都是有缺陷的,甚至可以被颠覆。如作为个体的人的真实感受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而一旦说了,就显示出它的局限性。这也和翻译中外著作很类似,通过语言转述,无法传达真正的神韵。我们所看到的世界上许多科学定律都在不断被颠覆,推翻便可知一二。如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对牛顿的第一定律,某种程度是一种颠覆;而最近,意大利研究人员在实验中发现中微子比光子快60纳秒(1纳秒等于十亿分之一秒)到达,如果实验得以证实的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将受到挑战。故科学世界中的每一次伟大的创造很多时候是对前人理论的革命。而对于科学,人们只是相信其尚未被推翻的东西。从历史上不断涌现的实例中,我们可以发现,凡是运用科学理性建构的理论都会被解构,旧理论被新理论代替如同季节更替那么稀松平常。那么,不断被“革命”的科学理性就是人类可以终极笃信的“宗教”吗?答案自然是:非也。

  是顺从人性还是否定人性

  在笔者看来,理性主义并非通往真理的桥,也无法成为人的精神支柱,因为理性主义本身是建立在人性自身之上,其出发点还是人性。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发端就在于肯定人性,颂扬人文主义,反对宗教专制,反对迷信愚昧的神学,全面肯定人本身的诉求。但当理性主义发展到极端之时,将人性提到一定的高度,将人作为最高价值之时,人性却显得“高处不胜寒”。为什么呢?其一,人对于广大的自然而言,是渺小的,弱势的,其能力也是有限的(尽管科学技术让人的能力增强)。人自身有其局限性,劣根性以及生存的依赖性,是一个不完美的物种。其二,人性不是纯粹的。人有七情六欲,有利益诉求。从近代到现代,人的理性无一例外地都服务于经济发展,政治目标,包括人的生活、娱乐、某种兴趣的动机。例如核技术用于军事,基因技术用于医疗,信息技术用于生产生活,这些技术革命创造根基——理性主义统统都与现实经验作了紧密的结合,而理性一旦与经验结合就会滋生欲望、利益、特定目标,而所谓的“纯粹理性”是不存在的。理性自诞生起就与经验结合在一起,无经验无从谈理性,如同人生来就必须要吸氧一样。所以,不纯粹的理性让人们无法超脱欲望的纠结,目标的束缚与经验的困扰。其三,建筑在主体意识和经验之上的理性是偶然的,非必然产物。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人的进化摆脱了动物本身的生活习惯,通过突破必然的生活方式,成为站立的直立人,再到摸索着使用工具,创造器物,直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从进化史看,我们不难发现,没有一次次偶然的改变和突破,超越必然的动物本能和生活习惯,人是无法成为“高级动物”的。既然人的意识是偶然的,那么建立主体意识之上的理性也有偶然的属性。人性是善变的,人在做每一项决策前,都是自主的,而每一个细节都会随时影响人的意志使其发生改变。比如,一个人要去购物时,在决定掏腰包前,任何因素都会成为影响交易成功的关键。如包装的颜色是否顺眼,名称是否合乎品位,当下的情绪是否舒畅以及旁人的建议都会让你改变购买的想法,这也与外在的经验因素相关。由此可看出两点:当人的内在的主观因素和外在的客观经验发生变化时,人的理性决策也发生变化。由此看出,理性是自主的,其自主性意味着它随时都会自由地转变;而且,理性也是以客观经验为坐标和框架的,而客观经验是瞬息万变的,理性也会随之改变。此外,由于人的认知能力的局限,理性主义具有相对化的倾向。因为它本身就是以人的推测和逻辑演绎为起点的,人类只要设定一个特殊的前提,沿着人独有的思维习惯和逻辑对事物规律进行“沙盘推演”,那么所得出的结论自然是出自特殊视角的相对化产物。一旦将这种相对化的理性进行“标准化”式的推广,对于整个大自然系统会产生灾难性影响。全世界工业化的迈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不可避免破坏了自然生态的平衡,这是相对的理念对世界的冲击。

  综上所述,倘若人们把充满偶然性及相对化的理性当做精神支柱的话,那么其根基是不稳当的。在理性主义前提下,人们的道德、观念都必须迎合人性深处的不确定性或是局限性、劣根性,人的思考方式必须迎合万千变化的经验。如此,某些观念和道德会出现异化现象,随时会沦为人的特殊利益和诉求的工具。如在宋代,就产生女人要裹小脚并崇尚终身守寡的习俗,这些都成了“三纲五常”伦理的变异衍生物。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有些道德伦理都带有利益集团的威权色彩。

  在这个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世界,人们的精神如同浮萍,无法找到坚实的根基和信仰,人的精神世界越来越无序化,无根化,空心化。“纠结”,“郁闷”,“无聊”,“空虚”等等词语成为人们的口头禅,当物资文明越来越丰富的时候,人的精神生活越来越贫瘠。理性主义的症结在于,它肯定人的主体意识,而看不到让本身的局限性,“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把不完美的理性作为人生活处事的最高原则,人们最终无法在纷乱的经验世界中找到终极的立身之本。

  而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却在某种程度上能解决人精神上的问题。我们暂不说宗教是否是人通往真理的路,但至少它们让人有了信仰的根基。为什么宗教能做到呢?因为许多有影响的宗教,其起始点是否定人性的,至少去掉了人性的权威,以上帝或某种无形的神灵作为最高权威。这些宗教恰恰是在否定或重构了人性后,才让人干脆丢掉人性的包袱,并对人自我形成一种超越。宗教将无限的神性作为最高原则,让人们摆脱人性的劣根和局限有了依据和根基。而神是全知全能的,是无形,无限,无法用语言表述的,正是如此,人们无法从经验中找到神的弱点,神所启示的教义成为穿越千百年日常经验的迷雾,让信教者在长期的思考行事有了着力点。

  宗教给我们的启迪在于,有限(人)之于无限(上帝)中才会有必然的力量,局部之于整体才会有规则的基石。人们只有将自我作为某个部分置于某个整体概念之中,才会让思想与行为臣服于整体的规则并作为行为的依据。倘若人以自己的理性为最高原则的话,把主体意识放到无限大并当作是整体的概念,那么人的理性很容易被自身的立场、观念、欲望所裹挟。当人这个不完美的主体自身成为道的整体时,所谓必然性就无从说起,所有的原则会随着人充满偶然变化的主体意识改变,最终沦为欲望、利益的工具。其实,人身上的害怕,敬畏,无知甚至愚昧反而是人天然自我保护的机制。它让人正视自己的渺小,与理性保持距离,让自己置身于无限真理中,成为整体的一部分。只要成为整体的一部分,人就可以否定自己的欲望和利益,去心甘情愿遵守某种规则,而自己的意识和行为都会被一种必然性支配着,身心也会得到某种归依和安宁,知行合一的问题也解决了。这好像机械中的螺丝钉,器官之于身体,材料之于观点一般,局部的环节都会为围绕整体事物“服务”,这说明局部之于整体才会产生必然性。人把自己当做某种信仰的一部分,才会遵守教义,其行为才有必然性。如果你认同家族这个概念,把自己当作家族的一份子,那么自然会遵守家规,为家族传宗接代,主动服务家小;如果你认同革命理念,把自己作为革命队伍一份子,必然会如林觉民一样做出牺牲小我,舍身成仁的壮举。其实,所谓善与恶的区别则在于,恶的人把主体性作为整体,把他人以及道德作为服从于作为主体一部分;而善的人,则把道德或社会作为整体,让自身的主体性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两者的区别就在于主体与他者的整体与局部关系,如此而已。随着理性主义高度发展,人们越来越注重个体感受,个体自由,个体利益,而集体主义,国家主义正有被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解构的趋势,传统道德、宗教教义也慢慢地被“与时俱进”地相对化。这种后现代的浪潮,其思想根源则在理性主义的过度蔓延。

  然而只有保持某种混沌,感性地对世界保持某种敬畏,把自己约定在整体框架内,有所归属的人心才会安定,人类社会才会必然地,持续地坚守某种价值和制度。若人的理性覆盖了一切,那么就永远丧失了必然性,人特有的自主性反而会使人的思想相对化,行为趋利化。因为人的意识永远是偶然的,不确定的,在没有更高,更大的整体覆盖人自己的时候,人的行为就没有制约,世界就会无序。只有当人对自身的理性保持自省和怀疑时,恰恰能抑制主体的膨胀,使其局限在某一范围内,与无限的真理保持一种张力。如此这般,作为局部的人才会臣服于真理,真心实意地去实践天赋的道德观,价值观。若你不相信宗教,至少应该对世界外物保持一分敬畏与“不可知”,莫让人自身“幼稚”的行为狂妄无度地改造世界,“扰乱”自然正常的秩序。“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句貌似玩笑的话也侧面阐明了人做得越多越错的道理。也许如老子所说,清净无为才是人的最高境界,因为人的思考和行为都是相对化的,有偏差的,均会对自然产生扰乱和破坏,万物的本质只有通过无为的直观才能体悟。或许不可知论、混沌论、测不准等理论和原理才能让人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从而干脆减少幼稚的行为,至少可以少犯错。人对自我的怀疑和否定或许让人与自然之间更和谐。

  在理性主义高度发达的社会,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迈进,为何人们的幸福感越来越低?答案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理性主义为人类带来了科学技术,法制,但同时也助长了人的主体性。由于主体性自身的缺陷,疯长的私欲,不确定感这些主体性中的元素也随之蔓延开来,打破了理性与敬畏,认知与混沌的平衡,让价值体系丧失了禁忌。天枰一旦倾斜,人们必将面对后现代化的茫然。

  在当下世界,“理性的国王”早已“登基”,我们也需要由“不可知”,“混沌论”,包括宗教在内的“国会议员”,组成人类的思想防线,用感性的不可知与混沌节制人的主体性,让其蜷缩在大自然的天空下,去仰望浩瀚的“道的星空”。理性主义这位“国王”只有在被“监督”的情况下,才会作出“合理的行政行为”,而人性才会有更牢靠的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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