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年未有之变局
    清末时，曾国藩称当世之大儒，理学之宗师，因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又是洋务运动的发起人，成为清朝的中兴之臣。在他去世时，社会各界写了很多颂扬的挽联，奉他为“当代完人”。正是这位儒家楷模，在临死前5年与幕僚彻夜长谈，认为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吾日夜望死，忧见宗袥之陨”，无奈得只能眼不见心不烦。如此弘股之臣仍觉得回天乏力，可见社会之凋敝不堪，而那时，却还只是危机刚刚浮现而已。
    “千年未有之变局”为何？曾国藩只述及一些诸如外夷船坚炮利、物茂人丰，中国官吏颓废、兵备松驰、民不聊生，等等浅层。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开云拔雾，今人得知真正之“变”在于：“道为器破”和“华夷倒置”，此二者确实是自秦立封建制以来2000年未有之异变。
    中国传统文化重“道”轻“器”，“器”归为奇技淫巧，为“治于人”者之事；“道”则是“治人”者之事，所谓“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仕大夫阶层以论“道”、得“道”为荣耀。而中国从1840年起，始败于“洋枪洋炮”之器，社会上下，听闻洋人的“船坚炮利”莫不变色，自以为占“道德”高地的天朝，却畏于“器”、败于“器”。洋人能够以“器”破“道”，这是2000年来中国社会上层精英从未遇过、从未想过的事情，但却发生了。
    原因其实很简单，18、19世纪，这200年中，欧洲国家的工业革命，科技（“器”之理）发展超过了前2000年世界科技发展的总和，中国恰在这200年里，正在经历野蛮对文明的逆向征服，“留发不留头”、辫子配马卦，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遭逢大难，发展中断，“器”的落后出现了代差。“器”有代差，“道”就不仅失去了凌驾于“器”的能力，也因失去了重新认识和发展所需的物质基础而随之落后。
    中国长期以“华夏”自居，“华夏”就是“穿衣服，懂礼仪”的意思，即中国人以文明程度高于四方夷人为骄傲。即使在清兵入关后，中华大地被相对较野蛮的满人征服，汉人仍以“道统不灭”为幸：清皇奉儒教为道统正溯，康熙大帝拜孔子、赐匾“万世师表”。但是，欧洲“夷人”入侵后，中西方交流日深，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震惊于“夷人”的文明程度竟然远远超越中国，无论是日常的卫生、礼貌习惯，还是尊重生命、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华夷间“道”之高低不辨自明。
    器败道衰，终于迎来“千年未有之变局”！

二、延续至今的严峻现实
    这个“变局”觉察于清末，历经辛亥革命、北洋政府、蒋氏政权、直至当今中国，仍是变局未解、危机未退、民智未甦。
    20世纪，中国废除与西方列强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朝战、越战、印战，大致砥定了中国的疆界和独立自主，形成了现代国家的雏形。同时，由于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在欧洲，国家间的竞争压力，于亚洲中国稍有缓解。中国抓住冷战末期的机会，大力发展民生经济，让中国人的生活水平、眼光视野追近世界发展前沿。
    但是，变局之势未尽，近10年来，国际局势遽变，国家危机骤紧，危机加深近乎清末甲午之年。而政府和民间，开眼未开智，国家有形而未有实，社会结构和管理比起200年前仍进步不大，经济、科技、金融的枢机全部掌握在外人手中。
    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看看东南欧、中东北非等国家失败时，人民流离失所，凶徒肆虐，遍地颓垣败瓦，中国社会上的仁人志士无不忧心如焚。社会各方都急于找寻未来安定的道路，各种社会改良乃至革命的设想此起彼伏，主流有官学、国学、西学三派。
    官学派主张，既然“器”不如洋，就学习“器”可以了。“洋为用，中为体”，通过模仿洋“器”，发展中国社会的经济。但30多年的实践，虽然短期见有功效，财富有所积累，但肥而不强，核心技术永远落后于人，随时还有被“剪羊毛”的陷阱，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化，如此发展不可持续。多年提倡科技兴国，但“体（道）”不变，无法释放社会个体的潜能，创新创业永难突破。
    国学派主张，既然“道”衰，就专心振“道”，我国古代文明不是很辉煌吗？复古可矣。这种“刻舟求剑”的弱智思维竟然还有一定市场，“三纲”、跪拜等文化沉渣泛起，古礼、古装、古制成为一时热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不必过度贬斥，也不必过度赞美，古人对于今天的衰败没有责任，古人对于明天的复兴也不承担义务，何必复古、何必假托古人来重构今天的社会？
    西学派主张，既然器败道衰，就应该“全面西化”，拿来主义。但任何“道”有其实施的条件和限制，不明究竟，只事模仿，必然失败。比如学习霸权国家的社会制度，却没有霸权国家的硬实力，不仅寸步难行，而且霸权国家也不会让其他国家能轻松地“挤占”他们的霸道。今天看了一篇网文《傲慢与偏见中国看不清美国再次崛起》，其中竟提出让中国学习美国玩金融，“把财政玩成金融”来振兴国内经济。美元是美国霸权的两大根基之一，没有航母、没有北约，中国能够把人民币直作美元来玩？“把财政玩成金融”让国际社会给中国经济填单？这不是痴人作梦又是什么。
    当今的中国，推动社会进步的首要，在于“百花齐放”、出现新一批“诸子百家”、创出新哲学、普及新文化、构建新社会。在这个基础上，洋道洋器、古礼古制，均可按需取用，自主搭配，自成体系。
    制度决定于人的设计和执行，人成长于社会文化氛围之中，文化革新，才是根本性的更新、进步。而文化的核心在于社会哲学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时代，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绑定了家庭，家庭绑定了个人。古代社会的变动，归结起来就是“占地盘，抢人口”；社会的管理就是“治人”者和“治于人”者的对立统一；社会的结构就是“血亲宗法”、大圈套小圈的圈子文化；只有家没有国，全社会就是皇族的“大家”，“大家”中又嵌着臣民们的“小家”。因之而形成的社会哲学思想核心就是“三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是“三纲”罗网中的一个结点，不需要出格，也不能太出格。出格者（往往就是创新者）就会被淘汰，因为他影响了人际罗网的平衡。而人的天性好动，“君子以自强不息”，追求发展的欲望不可竭止，故在“三纲”之外又加上一条“灭人欲，存天理”，从此，中国社会难有进步。
    西方社会哲学的基础，是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就是独立和自由的权利。“人生而自由”，相对于中国“人生于罗网”，从出发点就分道扬镖。这个区别，在农业经济占社会主体时，影响并不明显，甚至，中国血亲宗法文化更适合固化不变的社会节奏：土地所有权和农作过程比较很稳定、不易发生变化。而进入工业化年代后，生产过程和商品流行的易变性、技术进步的快节奏，超级稳定的“血亲宗法”型社会难于适应工业经济的发展，更莫谈之后的信息社会。
    可见，文化革新、文化再造，是中国彻底跨进现代社会的根本步骤。康梁变法、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都尝试推动中国文化的革新，但是，文化载体为人，数以亿计的庞大人口，其惯性之强，非一次运动、一次战争可以扭转。作为文化载体的人本身，也很难有变革其本身的自觉、自醒和勇气，故而，文化革新、文化再造，不能靠战争、不能靠群众运动，要靠“天生圣人”－－新一批哲学圣贤，并且由开明、有雄心的统治者来普及于全社会。如秦国商鞅变法，由哲人提出理论，由能人着手操办，由明君给予支持，迅速使秦国从“器、道”均落后一跃而为先进，还扫灭了其他曾经的先进者。秦国变法的道路，不失为当今中国的一个选择。

三、希望在青年一代
    国家的希望在青年一代，梁启超在变法失败后，力作《少年中国说》，亦寄希望于中国少年，寄希望于中国少年化。
    2020－2050年，决定了中国的崛起或是崩溃，届时的中国脊梁，一定是80后、90后、00后，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行动决定了中国的续存和重光。
    《少年中国说》漫篇为对中国少年的美好愿景，但美好愿景不如指明实际的道路。寄希望于青少年，也寄望于他们的父母，不要让新一代人重陷旧思想、旧文化和旧习惯，应该还给他们自由、以释放他们的创造潜力。
    当父母们不再“关心”子女的高考志愿、择业择偶时；当成年人不再把“封妻荫子”作为人生追求时；当青年们把个人兴趣和自由视为神圣时；当青年人不再以铁饭碗为人生主旨时，那亦就是中国文化革新完成、中国重新崛起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