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本文是2015年4月26日，翟玉忠先生在上海首届善因2015“文化引领商业”新商业文明论坛上的讲演记录稿，文中图片直接选自讲演时的PPT文件，读者可参阅；该论坛由善因国际集团、上海善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上海善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主办。

    中国文化太博大精深了，博大精深得超越许多人的想象。不谈中国文化的主体内圣外王之道——上周我在北京的中国书店看到，玩蛐蛐的书都出了很厚的一大本。
    中国文化那么博大精深，我们如何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去概述她呢？我觉得可以用一个很好的形象比喻中国文化：她就像广袤宇宙中的一朵文明之花。一如经历了北方漫长的冬季，我们初春时节在街角撞见的怒开的迎春花！
    为什么是这样呢？接下来，我就把自己学习中国文化的心得跟大家汇报一下。

    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比一般人认为的要微小得多。比如说我们现在估算的宇宙的直径约920亿光年。可是大家知道吗？如果读历史你就会发现，就在100年前，我们人类不知道宇宙有这么大。
    相对于广袤的宇宙，银河系只是它的百万分之一；而银河系中，像太阳系这样的恒星有两千多亿颗，比较起来我们的地球就更小了。换言之，即使整个太阳系在银河系中也如沙粒一般。
    可是在中国文化中，为什么把人列为天地人的三才之一呢？人和天地并列在一起，凭什么？这是个严重问题！
    人类从空间上看很渺小，从时间上看我们人类就更渺小了。

    如果我们把地球46亿年的历史压缩成5年的话，你会发现人类的出现只是在53分钟前，还不到一个小时！农业社会只存在了5分钟的时间。而你的政治观念，生活观念，你对朋友的态度，这些观念都来自于这5分钟。有人会说我们是现代人，我们在信息时代，但你可能不知道信息时代对人类基础的改变是微不足道的。比方说信仰，人类的诸多信仰都是在农业时代发生的，还包括我们衣食住行的所有东西都是来自于农业时代几千年的创造——就是在农业社会的这5分钟里面，人类奠定了文明的初基。
    也是在约一万年前开始的农业社会，中国这个地方产生了一种文明体系，我们的先贤开始了对天人的探索，对大道的孜孜以求。
    请注意，过去一万年来，人类各个主要文明既是相对独立，又是相互联系的。“全球化”时代不是开始于二十世纪——这完全是西方中心论的幻觉——举个例子，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在元朝的时候，世界经济自由化程度要比现在高很多。
    当时在欧亚大陆的广大区域内，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能以3%的营业税随便做生意，不会有像今天这么多得的贸易壁垒；有人认为现在上海那么多外国人，国际化程度多高啊！如果你在泉州考察，就会发现，在宋元的时候，上海国际化的程度远远低于泉州，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年）那里一半以上的住户是外商（蕃客），许多是阿拉伯人——为什么这些外国人不来自于欧洲呢？因为欧洲那时没有什么东西能出口,根本就没有深度融入这个世界体系。

    在农业时代，人类已经分出了东西方，它大体是以帕米尔高原为分界的。
    在当时的四大古文明中，中国的地理环境十分特殊，她为戈壁和群山所阻隔，这使它产生了独特的大道文化——绵延不绝的道统！
    大道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它认为人类的理性（逻辑）是不完备，人可以通过自身后天的努力使改善这种不完备性，使自己更为智慧，更为安乐，更为高尚。怎么办呢？就是通过一种我们叫圣贤之道的修行方法来提升自己。

    而现代西方文明是建立在理性（完备）观念的基础之上的。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出现了一种哲学，这种哲学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它相信人类理性是符合逻辑的思辨，会解决一切问题，包括商业问题、道德问题等等。这种观念从柏拉图就开始了，他有一个很著名的观念，认为人类情绪是不可靠的，理性就像一个车夫一样驾驭着人类感情的野马，这样人类才会很好地向前走。
    这种观念一直持续到我们的时代。直到前些年，随着神经科学的发展，人类能够观测到大脑皮层的反应，才知道人并不单纯靠理性来决策，情绪与理性同样重要。
    现代神经科学家发现，如果大脑受到了损伤，情感部分被破坏了，只剩下理性脑起作用，人几乎不能思考和行动。这样的人买一支笔，要用几个小时决策，要不断思考我要不要买这支笔，买什么样的才好？
    人的决策是理性脑与情绪脑相互作用的结果。只有情绪也是不行的。临床显示：大脑产生病变以后,人如果失去了理性思维，即使一个很好的人也会变得疯狂堕落。
    中国先贤早就知道理性本身是不完备的，他们把理性的不足叫做“蔽”或“囿”，就是说人很容易为既有知识，理性思维所蒙蔽。
    孔子的弟子中，流传着不同的内圣之道——心法。有一个叫做“思孟学派”，还有一派是荀子那一派,后者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消除理性的蒙蔽，叫“解蔽”，《荀子》一书中有“解蔽篇”。

    除了中国文明之外，从印度河到尼罗河存在一个宗教文化区，包括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三大古文明，它们之间没有大山戈壁的阻隔，至少四千五百年前就实现了广泛的交流。这种宗教文化与大道文化完全不同，当然也不是截然两分，只不过他们的大道文化呈现为隐性的状态，也没有中国这样精深博大，内圣外王一以贯之的知识体系。
    宗教文化两三千年前大体都走向了一神教，西方理性主义是在十七、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后才大兴的。一神教的秘法中也有大道修行。比方犹太教的卡巴拉，教长只传给他的儿子。据说在二十几年前，它才开始公开传播。
    一神教的“密法”大体都讲与上帝合一，但在形式在千差万别。印度教瑜伽的本质也是修心，通过修心，实现“梵我合一”。
    瑜伽很好,特别是行瑜伽，主张在生活中修行，有点类似于儒家心法的地方——重人道。印度文化既不同于中国，也不同于西方的一神教，起源于印度的佛教重大道的修持——当然，后来佛教在印度衰落了，反倒在中国兴盛至今，这不能不说与中国的大道文化与之相应有关。
    现在想来，将佛教传入中国的人真是伟大。因为去印度要穿过大山戈壁。当时穿越戈壁的死亡率高得惊人，在90%以上。为什么玄奘法师厉害，他是用自己的生命在求法。
    中国的文化本质上是大道文化，她直接提升人类的生命品质和决策品质。

    唐代大医孙思邈曾说过，一个真正的好中医，必须修成虚静的心，来对应外界条件无限的变化。其实商道也是一样，范蠡是商圣，古书记载说他是修道的人。
    修习大道，提升生命品质，不是物质的享乐主义，而是心灵的轻安境界。极端的享乐是一种灾难。科学家用电极刺激老鼠的大脑，让它长期处在兴奋中，结果是：老鼠不吃不喝，动都不想动，直到渴死。
    我们北京有一个美食杂志女主编，她到处去吃，三十几岁就死掉了，说是得了胃癌。因为她老吃很香的东西，而香的东西需要去炸，要加入很多佐料，她老吃这种东西，就得胃癌了。所以说，物质的享乐千万不能走到极端去。
    中国文化有道术统一的知识，几乎无所不包。比如说经济方面有轻重术，它有三个要点：一是市场不能自动实现均衡，必须由政府去调节；二是经济调控的目标是平衡而不是发展，这与中医有相通的地方，都强调“以平为期”；三是市场应该由资本与商品双向调节。不能单用资本调节市场。西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不断用货币调节经济，增加流动性——长期看，这不一定是好事。

    为何中国大道文化，中华道统目前不绝如缕呢？当然原因很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代西方理性文明的崛起。从上面的图中我们能够看到，没有被英国入侵的国家在全世界很少。随着西方的扩张，理性文明成了当代的主流。
    实际上，近代西方不是不先进，在科技上它整体是先进的（中国亦有以中医为代表的科学范式）。但在精神文化上，中国的大道文化是超越西方现代理性文化的。西方整个学术架构是以客观研究为基础的，重闻和思，中国圣贤之学不是这样，除了闻、思，她更讲求——修！

    修，就是通过反观内心、节制人欲，提升自己的智慧、美德和身心境界。中国文化认为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能反求诸己，修行。列子说过：“人而无义,唯食而已,是鸡狗也。强食靡角，胜者为制，是禽兽也。”意思是：作为一个人却不懂道义，只知吃喝而已，不过是鸡狗罢了！逞强争食，相互角斗，胜者为王，这不过是禽兽罢了。
    环顾当今世界，到处都是国与国之间的斗争，身边得跟同事竞争，与商业伙伴竞争，可是大家知道吗，这种现实生活大概只有一百年左右的历史——它完全是现代西方文化病态的产物！
    理性本身是靠形式逻辑推动，而逻辑本身就是不完备的。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有三大基本规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

    同一律的内容：同一个思维过程中，每一思想与其自身是同一的；即“Ａ就是Ａ”；这完全是抽离了时间一维的结果，因为任何事物总是变化的，今天的你不同于昨天的你，也不同于一秒钟之前的你，而同一律的前提条件却没有人告诉我们。
    矛盾律的内容：同一思维过程中，两个互相否定的思想不能同真，必有一假；即“非（既Ａ又非Ａ）”；问题是，在现实生活中，阴阳常常是互根、互系，互相转化的，很难说一个人有病或无病。矛盾律完全忽视了世界本身的复杂性。
    排中律的内容：同一个思维过程中，两个相互矛盾的思想不能同假，必有一真，即“要么Ａ要么非Ａ”；而我们中国先贤恰恰追求中道，执两而用中，明确反对“两末之议”的，认为那样会陷入诡辩之中，永远不能解决问题。
    事实上大家熟悉的矛盾的故事，《韩非子》中只讲到了一半，中国真正的矛盾故事不是这样的。墨家典籍《胡非子》中有一个弓箭之喻，故事说有一个人拿着箭对别人说：“你看我这支箭，没有一个良弓可以配得上这支箭”。另外有一个人说：“你看我这个弓，没有一支箭可以配得上我这张弓”。古代有一个善于射箭的人叫羿，羿说：“如果没有弓，那箭怎么射出去呢？如果没有箭，怎么射中靶心呢？于是羿让两个人将弓和箭合在一起，教他们射艺。（原文：一人曰：“吾弓良，无所用矢。”一人曰：“吾矢善，无所用弓。羿闻之曰：“非弓何以往矢？非矢何以中的？”令合弓矢而教之射。）

    这个故事，表达了中国关于矛盾的重要观念——弓矢（矛盾）相济！
    中国以大道文化为基础的知识体系在秦汉时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据《汉书·艺文志，》，它分六大类（六略），基础是西周的六艺之学。后来六艺之学演化为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大体相当于政治学和经济学。诗赋略大体相当于文学类，兵书略大体相当于军事学，数术略大体相当于科学类，方技略大体相当于养生类。

    大家所认为的诸子百家其实是一家，它们只是应用方面不同，百家相须为用的。它们都有自己的心法，法家与道家的心法相通，墨家的心法也很高明——这还要认真研究。

    《论语》上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中国人的“学”指的是道德修养、智慧成就。古人对什么叫“学”是有定义的，“学，修性者也。”
    那么学什么内容呢？要学内圣与外王之道，二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早在两千多年前，荀子就曾感叹人类认知（知识）的无限性，要学人学会有所依止。依止于何处呢？就是内圣外王之道，即以圣王之学为学，以圣王为师，以圣王之制为法。也只有这样，才能成就圣贤境界。（《荀子·解蔽篇》原文：“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恶乎止之？曰：止诸至足。曷谓至足？曰：圣也。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法其法以求其统类，以务象效其人。向是而务，士也；类是而几，君子也；知之，圣人也。”）

    那么，我们学习圣贤之学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呢？不是成专家、当博士、成功，而是要在人生中战胜一切困难、烦恼，达到通达无碍的境界——这是超越穷达、贫富、生死的！所以孔子说：“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困窘）而不困、忧（忧患）而意不衰（恐惧、慌乱）也，知祸福终始而心不惑也。夫贤不肖者，材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荀子·宥坐篇》）

    孔老夫子这是在告诉大家：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藏器于身，修身以俟命——只有这样才能不误此生，才能有所成就。

谢谢大家!

【翟玉忠先生简介】

翟玉忠，善因集团智囊团成员，黄老书院发起人，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交大海外教育学院产业创意研究所研究员，国学专家，财经评论家。原《中国产经新闻》国际部主任，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法制新闻》杂志社新闻部主任，现任新法家网站（中英文版）总编辑。

主要著作：
《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2008年）；《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2010年）；《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2010年）；《中国商道》（2012年）；《国富新论》（2013年）；《正名:中国人的逻辑》（2013年）；）；《礼之道：中华礼义之学的重建》（2014年）；《性命之学：儒门心法新四书阐微》（2014年）；《斯文在兹：中华文化的源与流》（2014年）。

翟玉忠先生的新书《正名:中国人的逻辑》是一本读者不可或缺的书！从为人父母到生物科学家，从企业经理人到国家领导人，本书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名学是人类一切知识活动和社会行为的基础。

译著：
《孔门理财学》（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原书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11年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
主编：
《新法家说》（The New Legalist，中英双语，与陆寿筠先生合作，美国Tri-City Press、香港东方文化出版社联合出版）。

南怀瑾先生在听秘书读翟玉忠先生的《中国古典经济学及其三原则》一文（已经收录在《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一书中）后曾经感叹道：“中国文化后继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