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形势瞬息万变。继1月14日上冲3,000点之后，1月15日，在市场抛压下，A股市场又遭下挫。15日早盘，沪深两市低开，沪指击穿3,000点后保持震荡。午后开盘，沪指加速下挫，在2,900点位上方震荡，盘中虽有劵商股护盘，但仍难阻下行趋势。截止收盘，沪指报2,900.97点，跌幅3.55%。深成指报9,997.92点，跌幅2.86%。

人民币汇率市场上，1月15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6.5637，较上日收盘价调高250点。值得注意的是，自1月7日以来，央行已经连续七天将中间价维持在6.56附近水平，且连续六天将中间价较前日收盘价上调超百点。中金评论称，在央行的干预下，人民币汇率近期进一步贬值风险已下降，但由于政策的不确定性，未来人民币仍有大幅快速贬值调整的可能。

中国经济的持续下行，让人民币汇率长期以来承压严重，这给“空头大师”查诺斯，罗杰斯为首国际金融炒家可乘之机。但相比索罗斯而言，这些金融炒家属于后知后觉者。

对于索罗斯，人们耳熟能详的是他一生中那些被人津津乐道的漂亮的货币战争，无论是英镑阻击战，还是偷袭泰铢，都堪称对冲基金史上极为经典的战役。

2007年8月，索罗斯邀请华尔街最有影响力的20名投资家举行了一次午餐会。讨论的主题只有一个：全球经济是否即将经历一场衰退？参加午餐会的21个顶级投资家中，只有两个认为经济将经历衰退，其中一位就是索罗斯。其他的19位投资家对经济的未来仍然保持乐观。因为他们的乐观，索罗斯更加确定自己长期以来预见的经济危机即将爆发，而且，为了避免自己的基金在这次危机中遭受重大损失，他选择在午餐会后的当天重出江湖，重新执掌自己的基金。

随后的事情世人皆知：2008年9月16日，随着雷曼公司破产，全球金融危机被引爆。这一年，全球三分之二的基金遭遇灾难性的亏损，但索罗斯所掌控基金，不仅避免了资产的大幅缩水，而且获得了高达10%的回报。

而就在上周，在一场经济论坛上，索罗斯再度发出他魔咒般的警告：环球市场正面临危机，投资者必须非常谨慎，他表示，中国面临重大调整问题，这无异于一场危机。

索罗斯的忧虑可以理解。资料显示，2015年第三季度，全球投资者从新兴市场的股权和债券基金撤出了大约520亿美元。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大规模季度资金外流。其中，来自中国的短期债务和银行资金净流出，以及俄罗斯的紧缩，是上述资金外流的主要原因。

中国虽然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外储，但考虑到每年国内庞大进口、对外投资、跨国企业结汇之外，完全可以自由调动的规模终究有限。近期人民币持续贬值，既有顺势刺激出口、提振疲软经济的之意，更有节省外汇损耗，缓解央行自身压力之需。并且，今年是中国供给侧改革关键的一年，也是货币尤其财政相对保持宽松的一年。在美联储加息背景下，今年人民币兑美元或将呈现持续贬值，如果国内经济环境难以整体改观，资本流出情况可能加剧。

一般来看，世界上所有爆发财政和金融危机的国家，均和金融市场开放下，政府大幅对外举债和货币超发紧密相关。当政府财政无力偿债，或货币剧烈贬值时，市场预期由此逆转，从而酿成一系列悲剧。与此不同的是，中国金融市场目前尚未开放，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透支空间，如果财政开支运用得当，将其转化为民生福利保障和住房补贴领域，必然将对国内经济构成利好。如果以财政透支为代价，将社会有效需求带动起来，也是市场期望所在。

中国拥有13亿人口，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潜在消费市场，如果社会财富分配趋向合理化，并且，改善市场投资环境，依靠市场力量而非政府力量，来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中国经济告别低谷迈向新一轮繁荣不成问题。

 
的确，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产能过剩、运营低效的企业将被无情淘汰掉，这实则是大势所趋。因为市场经济竞争的本质，就是间接争夺要素资源，进而朝更加优化方向配置的过程。上世纪70年代滞涨期间，日本也曾遭遇同样困境，随后借助市场力量提高产业运作效率的同时，通过提高科技含量和品牌效应，来增加产品的竞争优势，推动经济走出谷底。中国当前也必须经历这一路径。

据瑞银证券测算，今年政府减税规模约在7,437亿元，其中营业税改增值税减税规模约为3,836亿元，社会保障相关费用减税规模约为2,403亿元，算上小微企业减税等项目，2016年合计减税规模约为7,437亿元，占国内GDP约为1.1%。

果真落实的话，此项举措的确能有效缓解企业和个人负担，对生产和消费起到良性促进作用。其实，中国政府不妨再迈进一步，推出规模1万亿以上减税举措，尤其大幅降低中产阶层的税负。因为，这一阶层不仅是中国经济的脊梁，而且是驱动社会消费的核心载体，如果他们的税收负担降低，能腾挪出更多的开支用于消费，这将对结构性调整形成重大推动作用。并且，也将有力促进人民币汇率重新企稳，让索罗斯魔咒般的预言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