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以下文章为日本近代杰出思想家，日本近代文化的缔造者－－福泽谕吉在其作品《文明论概略》中的一段，一读之下，竟感豁然开朗。 

    在周朝末期, 天下人都不满意王室礼法的束缚, 随着这种束缚的逐渐松弛, 诸侯背叛了天子, 大夫挟制了诸侯, 甚至陪臣执掌了国家权柄, 天下四分五裂。这时, 封建贵族互相争霸, 没有人仰慕唐虞禅让之风, 天下人只知有贵族而不知有庶民。

    所以, 谁能帮助弱小的贵族与强大的贵族相抗衡, 就能适应天下的人心, 执掌一世的权柄。齐桓晋文的霸业, 就是这样。在这个时期惟独孔子主张尧舜的治风, 提倡以抽象道德来教化天下的学说, 当然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 孔子的事业远远不如管仲之辈能善于顺应时势。到了孟子的时候, 情况就越发困难了。当时的封建贵族, 已经逐渐趋于统一, 扶弱抑强的霸业已经行不通, 而形成了强吞弱, 大灭小的兼并局面。

    当时, 苏秦张仪之辈, 奔走四方, 或助其成, 或破其策, 忙碌于合纵连衡的战争之间, 贵族本身尚难自保, 哪有余暇去关怀人民, 考虑孟子所说的“五亩之宅”呢？他们只顾集全国的力量, 以应付战争, 谋求君主一己的安全而已。

    当时即使有圣明君主, 听从孟子的主张施行仁政, 恐怕也将随着政治的崩溃而危及本身的。例如滕国介于齐楚两大国之间, 孟子也无良策, 这就是一个左证。我决不是偏袒管仲苏张, 摈斥孔孟, 只是慨叹这两位大师不识时务, 竟想以他们的学问来左右当时的政治, 不仅被人嘲笑, 而且对后世也无益处。孔孟是一代的伟大学者, 是古来罕有的思想家, 假若,他们具有真知灼见, 摆脱当时的政治羁绊, 开辟一个新的局面, 讲解人类的本分, 确定万世不易的教义, 则他们的功德必将无比宏大。然而, 他们终身被限制在这个范畴之内, 未能迈出一步, 因此, 他们的主张就自然不成体系,不能成为精湛的理论,大半掺杂了政论,以致贬低了哲学的价值。尊奉孔孟的人,即使是读书万卷,如果不从政,就丝毫没有别的用处,只好私下鸣不平而已. 这能说不是卑劣吗？

    如果这种学说普遍盛行于天下的话,人人都要参加政府成为统治者,那么, 在政府下面就没有被统治的人了。他们把人划分为智愚上下,而以智者自居,亟亟于统治愚民,所以参与政治的念头也非常急切。终因求之不可得, 反而招来丧家之犬的讥诮,我真为圣人感到可耻! 

    至于要是把他的学说实施于政治上, 我认为也有很大的弊病。本来, 孔孟的学说, 是讲正心修身的伦常道理的, 毕竟是讨论抽象的仁义道德的, 所以也可以称为伦理学。道德是纯洁的, 不应该轻视。对于个人来说, 它的功能是极大的。但是, 道德只是存在于个人的内部,与有形的外界事物接触并不发生作用。所以, 如果在未开化的和人事单纯的社会里,它对维持人民的秩序,是有用的。但是, 随着民智的逐渐开化,它的功效必然逐渐丧失。

    假使现在还想以内在的无形道德,施于外在有形的政治,想用古老的方法处理现代的事务,想用感情来统御人民,这未免太糊涂了! 这种不考虑时间和地点的情况,恰似想在陆地行舟, 盛夏穿皮裘一般, 事实上是根本行不通的。

    事实证明数千年来一直到今天, 从没有过由于遵行孔孟之道而天下大治的事例。所以说, 孔孟之未被重用,并不是诸侯之过 而是那个时代的趋势所使然。 在后世的政治上,孔孟之道未能实行,并不是因为孔孟之道的错误,而是由于时间和地点不对头。在周末时期,不是适合于孔孟之道的时代；在这个时代, 孔孟也不是有所作为的人物; 在后世, 孔孟之道也未能适用于政治。理论家的学说( 哲学) 和政治家的事业( 政治) 是有很大区别的，后世的学者,切不可根据孔孟之道寻求政治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