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丁再献
骨刻文是指东夷人首创并在兽骨上刻画的图文符号,象形、会意、指事、形声、转注、假借俱全,在山东集中发现,是目前我国最早以记事为主可系统识别的文字,因此称为东夷骨刻文字,形成约在距今4600年-3300年前,是龙山文化时期流行的文字,是汉字的主要源头。
骨刻文上承陶文,下传甲骨文,依次为金文、小篆、汉隶、魏碑、唐、宋、元、明、清楷书等,一直传承至今天。
东夷骨刻文字的发现和破译,将中国文字历史前推了1300年,成为中国文化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证实了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存在。
【发现】
骨刻文字曲线多,直线少,有的像树枝,有的像树根,有的像人物,有的像动物。因骨刻文字原件是用石质工具刻划而成,骨头圆而坚硬刻划难度很大,所以弧线、圆线、曲线和草虫状较多。
福----丁再献用朱砂创作的骨刻文书法艺术
著名考古学家、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凤君认为,骨刻文字基本造型有三种:一种是中间有一个圆形或近似圆形的中心,周围向外辐射几根弯曲的线;另一种是中间有一个较大的近似于圆形或方形的中心,周围向外刻有很多较密集的线,有的线上还刻细线;再一种是中间刻划类似眼睛一样的椭圆形,两头尖长较粗,椭圆形的左右两侧仅刻划几根细短线。这种骨刻文多出现在晚期,如果和甲骨文混放在一起,很难分辨。正是这些原因,有些人认为骨刻文字是虫蛀或草根腐蚀,甚至认为是自然的花纹。
我从媒体上得知刘凤君教授发现了骨刻文,决定拜访他。
2010年10月初的一天,我终于找到刘教授的家。凑巧,刘教授正在家中整理骨头,我在他的引导下来到阳台,眼前一幕令人惊叹。阳台上全是骨头,旁边摆放一个高倍放大镜。我随手取起几件,放大后看到了许多弯弯曲曲不规则的图形,凭着一点对甲骨文和金文知识的了解,我认为这应当是一种文字。我对刘教授说,我可以帮你一点忙,开展一点破解工作。教授听后十分高兴,并说,你来巧了,我准备出第三本书,今晚请摄影师来拍照片,除了摄影师之外你是看到我收藏骨头最多的人,那咱们一起好好研究一番。随即送我由他编著的《骨刻文发现与研究·昌乐骨刻文》及《寿光骨刻文》两本书。
得到刘教授的这两本书,我如获至宝、爱不释手,从此开始了艰难而有趣的骨刻文字研究。在刘教授研究发现的8个字的基础上,之后的5个月时间内,我相继破译出了百余字,并从文字的起源和构造等方面,较全面地论述了骨刻文与甲骨文、金文、篆、隶及现代汉字的传承关系,随之用骨刻文、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5种字体书写成骨刻文演变过程。
【破译】
自2010年底开始,我首先将骨刻文成功系统破译了200余字,到目前为止,已与我的兄长、古汉语文学专家丁再斌一起共破译出近500个字。
我写的90万字的《东夷文化与山东·骨刻文释读》专著第十九章,以10余万字的篇幅对骨刻文字及其书法艺术进行了论证。
东夷骨刻文字的发现和破译将中国文字历史前推了1300年,成为中国文化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证实了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存在,验证了郭沫若“甲骨文绝对不是最早的文字,在这之前肯定有一个初创和逐步成熟的阶段,这个阶段至少要1500年以上”论断的准确性。
我破译骨刻文字的方法很简单。首先,按照骨刻文中的图文与甲骨文、金文对比法进行比对;其次,按照历史考证记载法进行论证;再次,按照文字传承法进行分析;最后进行反复临摹,并用骨刻文字演变过程书写五体表现出来,每字附有完整的论述。这一表达形式果真奏效,立即得到了业内专家学者的认可。
主讲人著作《东夷文化与山东·骨刻文释读》
骨刻文临摹文字不等同于骨刻文书法艺术。骨刻文虽然是龙山文化时期产生和流行的文字,但是以象形、会意和指事的图画文字为主。原貌临摹的目的主要是与甲骨文、金文、篆书和隶书5种字体演变过程有个比对依据,这样不仅可以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还能够再现这一古老文字的原始艺术美感。在临摹过程中,我虽然本着对这一古老文化负责的宗旨,力求在准确上下了一番工夫,尽管有些字临摹了几十遍,有的甚至临了近百遍,但由于水平所限终会出现诸多错误。
虽然在发现或研究领域,新课题允许出现某些错误,但我的态度是力求最佳效果。 在临摹期间,许多书法专家和爱好者认为,甲骨文是当时一种成熟的、规范的统一文字,已经被当时的人们广泛认可并运用,而骨刻文虽然是龙山文化时期流行的文字,但还是初创和逐步成熟阶段,有别于甲骨文字,为了使人们更容易识别和传播,提出了将骨刻文这一最古老文字进行再次创作的建议。
【东夷文化】
东夷文化是指东夷人一万年前所创造的系列文化。“夷”字在东夷骨刻文字中已有发现,在商代甲骨文中经常出现。夏代正式称“夷”之名,与“华”、“夏”并称。到了《礼记·曲礼下》,“夷”才开始有“东方之人”之意。《礼记·王制》篇说:“东方曰夷”。东汉许慎《说文》中说:“夷,东方之人也”,更加明确了这种说法。夏商的统治中心在今河南、山西、陕西的黄河中游地区,“东夷”既然在这个统治中心之外的东边,那么东夷就只能是以今山东为中心的东部地区了。郭沫若等众多考古学家论定,东夷文化的核心地区是山东半岛。
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考古发掘发现,东夷文化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一万年前旧石器时期为萌芽阶段,新石器时期开始进入初创阶段,大汶口文化时期正式形成,龙山文化时期东夷文化已经达到成熟阶段。
大量考古发现证明,东夷文化中的大汶口文化,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在大汶口文化中后期至龙山文化时期,已经有相当规模的城市出现,同时也有指事和会意字以及少量形声字的产生,这就是东夷民族创造的骨刻文字,成为后来华夏民族共同使用的文字。这些已经基本符合雅斯贝尔斯文明社会定义的几个“硬件”。雅斯贝尔斯对文明定义的几个主要特征为:文字、金属冶炼术、城市国家(城邦)、宗教礼仪的出现等。
中华民族向以炎黄子孙自居,以5000年文明历史著称。但20世纪初以来却常常遭到疑古派学者们的质疑,其质疑的主要理由是5000年文明考古发现的证据不足,并因此而把5000年文明打了对折。在当时条件下,对疑古派的质疑还真的不好轻易否定,因为当时远古历史的证据确实很脆弱,《史记》虽然对五帝时代有所记载,但毕竟《史记》产生的时间远离炎黄时代,相隔3000年之久,如果没有考古证据的支持,确实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就曾到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们的故里做过实地考察。近一个世纪以来,考古工作更是没有停止过。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中国文明历史的源头也越来越清晰:她就在母亲河黄河的入海口南侧,史前东夷文化的发祥地,也就是现在的山东大地。而上述东夷文化的四个阶段就是最具说服力的证据。
《史记》等典籍中也有关于这些“硬件”的记载。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亦即黄帝时代,国家、都城就已经出现,还有黄帝指令专人对文字进行加工整理的记载,在黄帝与蚩尤的交战中也有铜兵器出现。这些记载均与大汶口文化相互印证。
【源头】
对于文明时代的确认,应该以考古科学为依据,以国际上公认的“硬件”来通盘权衡,而不应仅仅局限于帝王的世系谱。丁再斌认为,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有着自己的独特经历,有一个由分散到集中的历程,黄帝时代之前就是一个小国林立的时代,这些小的共同体或称做诸侯国不断被兼并,即使到了西周初年也还有800诸侯国存在,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国家小就不把其当作国家看待。
从大汶口文化的分布区域看,其领土面积确实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作为东夷当时的一个小国或利益共同体,却在周边文化尚处于母系社会的情况下捷足先登,率先进入了文明时代。我们计算长江的长度是从它干流的源头开始的,因此,计算我国文明社会这条历史长河的时间长度也应这样,从最早的文明源头开始,而不应该以“干流”与“支流”的汇合之处为准。长江的源头如果以金沙江与嘉陵江的汇合为准,其长度将减少一半。现在所谓史前的“部落”、“部落联盟”等称谓,实际上司马迁在《史记》中是称其为“诸侯国”的。从大汶口文化的社会大分工、阶级等级、礼仪文化考证看,也确实具备了国家的特征。这些诸侯国,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的“干流”与其众多的“支流”,而大汶口文化就是其中的“干流”,东夷文化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按照“河源唯长”的原则,大汶口文化文明社会的开端,就是中华民族文明社会的源头。考古证明,大汶口文化的中后期距今已有5000余年的历史,也就是说中华民族自5000年以前就进入了文明时代。
对于上述文明社会源头之说,可能有人要提出许多疑问。比如说,史前还有比大汶口文化更早的仰韶文化和与大汶口大体同期的红山文化。而且,江河源头的确认,不仅仅只有“河源唯长”的原则,还有“流量唯大,与主流方向一致”的原则。照此而论,则东夷文化除了“文明唯久”之外,还应该具有“影响唯大,与主流文化一致”的特征。
按照“源头唯长”的原则,我认为,比大汶口文化更早的仰韶文化、红山文化不可以称作文明社会的源头,因为文化不同于文明,文化的源头要远远早于文明的源头,自从有了人类的活动,文化就与之俱来,而只有当文化发展到一定高度才有文明社会的出现。仰韶文化、红山文化显然还不具备文明社会的特征:当大汶口文化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产生这些文化的地区还处于母系社会,而且,这些文化几乎无一例外成为历史文化的“内陆河”,没有与主流文化汇合就已经消失。
以大汶口文化为文明社会标志的东夷文化则不然。东夷文化上迄8500年-7500年的西河及后李文化,下接4500年-3500年的龙山文化,从未间断,最后与夏商周文化衔接,不仅“文明唯久”,而且“影响唯大,与主流文化一致”,是5000年文明社会真正的源头。从东夷的文化代表人物、文化遗存、政治、经济、军事、文字、文学、艺术、教育、礼仪、旅游、民俗等诸多方面,无不证实了这一点。
东夷文化源头论,不仅有众多的发明创造的证据,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东夷人创造的目前可以系统识别的骨刻文字。例如,对“炎”、“黄”、“蚩”、“颉”、“昊”、“颛”、“喾”、“彭”、“禹”等一批东夷骨刻文字的破译和解读,不仅证明了人文始祖的形象都是创造汉字的原型,也证明这些人文始祖曾久居山东,还证明了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篇中对这些4000多年前始祖们记载不是没有根据。
(文字整理:中国旅游报记者 冯颖)
主讲人名片:
丁再献,1952年生于山东沂南,字章甫,号北海。书法家、作家、诗人。现任中国骨刻文书法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东夷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孔子书画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龙山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省旅游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同时担任多家院校客座教授等社会职务。
他多年致力于东夷文化研究,率先系统破译出了一批东夷骨刻文字、始创了骨刻文书法艺术,是著名东夷文化学者。著有《山水平仄》、《旅游礼仪》、《旅游小百科》等专著。历时8年多,以其兄丁再斌为文稿总编辑、创作总指导,2012年出版的90多万字的《东夷文化与山东·骨刻文释读》专著,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论述东夷文化、追溯中华文明源头的力作,被专家和媒体称为“划时代的文化巨著”。
对话:古为今用 话传承
中国旅游报记者 冯颖
隶书_小篆_金文_甲骨文_骨刻文_骨刻原图
记者:
骨刻文书法艺术是东夷骨刻文字的再次创作,这样做有什么重要意义?
丁再献:
骨刻文再次创作,是在原始基础上增加一点主观上的传统书法艺术审美观,是在原貌临摹基础上,根据书法艺术特点的修饰和补充。这里强调的是一点,不是面目全非。许多业内专家认为,书法艺术首先要形貌美,即俗称的漂亮。如果将弧线、圆线、曲线和草虫状原样照搬,那就不会漂亮,恐怕识别的人少之又少,不利于传播。文字写出来得让人们认识,而不是让人都不知道你写的是什么字,显得你很有学问。一项研究的成功,不在于几次专家鉴定会,应首先让老百姓一看就懂。文字人们普遍常用,如果连一般读者都看不懂,即便专家们都签字给予肯定,那也没有太大意义。
书法教育家、山东中医药大学教授丁子义将再次创作称为二度创作,他认为,面对不同的受众群体和创作意图,在艺术处理方面也不会完全一样,因此,对汉字的实用性书写与作为艺术创作的二度发挥之间,大体可分为这样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对汉字的规范书写。把汉字写好,写规范。这主要是文字实用性书写。第二个层面,是有创作意境或有目的的书写,在书写中根据创作需要,需对创作素材(汉字)在构图、造型上进行二度创作。第三个层面,是通过艺术创作,达到书法艺术语言的组合与解读关系,可以脱离字面意思而靠构图和意境来表达创作者的心声,充分反映创作者的学养和哲学辩证能力以及所要表露的内在心理状态。
记者:
就临摹和运用骨刻文进行书法及艺术创作来说,有专家认为您是最早的成功实践者。骨刻文书法与普通书法一样,都能让人感觉到很强烈的艺术之美吗?
丁再献:
骨刻文书法艺术是指骨刻文字的书写艺术,是在骨刻文原图摹写基础上的再次创作。
关于骨刻文书法艺术之美,书法教育家、山东省文史书画研究会副会长吴耀说:“骨刻文是艺术的。先民们造字虽然是在体现他们的社会意识和社会生活,但也不自觉地表现出一定的审美意识。骨刻文也不例外。应当说,骨刻文是较早的具有‘美’的因素的艺术作品。书法是线的艺术,以书法的眼光审视骨刻文,书法的品质和特色显而易见。经过镌刻的线条爽利劲健,是立体的、运动的,富有节奏并充满着活力。在空间形式上,揖让、呼应、排叠、顶戴、避就、穿插比比皆是,虚实对比强烈而又和谐,具有多种表现因素的舞蹈动作应有尽有……”
而刘凤君教授说:“昌乐骨刻文娴熟而又高超的刻划技法也告诉我们,山东龙山文化时期已经有专门从事文字创作和记事的‘书法家’,这些书法家应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记者:
年来,围绕骨刻文的旅游商品开发,都做了哪些工作?
丁再献:
山东省旅游局高度重视骨刻文字的研发和利用,已见成效,不少旅游景区已经将骨刻文摩崖刻石。近年来,有4000多幅骨刻文书法艺术作品,被众多中外单位或个人所收藏。山东省旅游商品开发中心已经列为重点开发项目,将东夷骨刻文字设计成为人们喜爱的商品,并积极进行推广。
山东省旅游部门和有关单位积极支持东夷骨刻的研发,已经召开过3次东夷骨刻文及其书法艺术研究论坛,得到了诸多专家认可,撰写文章十几篇,举办骨刻文知识讲座20多场,听众达数千人次,学习骨刻文字者已达100名。
山东省不仅于2013年将骨刻文字研发与利用批准了重大课题立项,还决定实施“东夷文化溯源工程”,充分发挥山东作为东夷人最主要活动区域,东夷文化源远流长、辉煌灿烂的独特优势,加强东夷文化的考古、研究,举办文字起源与东夷文化等系列学术研讨会,系统深入发掘东夷文化的起源意义、思想价值和文脉传承,对东夷文化进行固化展陈展示,并在适当的时候筹建中国文字展览馆,将骨刻文及其他古老文字进行集中展示,逐步开展骨刻文字普及与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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