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0月1日晚上日晚上，到天安门广场，席地而坐，同群众一起联欢，随后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在城楼上同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谈话时说:你应该到大学去看看。大学里有左派，有右派，有中间派。左派、右派都是少数，最多的是中间派。很多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我们包下来了。他们看不起工农群众，看不起工农出身的人。我们还得用他们，不用他们，我们的报纸就出不了，广播也播不出去。文学界、艺术界，也是他们的人多。全部改变要用很长的时间。毛泽东指着在广场上游行的学生说: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怕这些学生，我们有些干部也是怕他们。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环境那么好。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他们是调动不了的，他们就一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在城楼上还对李宗仁说:红卫兵把全国政协、民主党派封了，但政协还是要的，民主党派还是要的。

1966年10月24日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差不多了，各中央局负责人开会。毛泽东讲话。他说:会开得明天上午再开半天。这次会议是我提议的。时间这么短，是否讲得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没有料到聂元梓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全国大串连，搞成这么大的事。学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犯错误。反党反社会主义决不能承认，承认了还能工作吗?你们回去碰到具体问题，按照大原则解决。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下，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这次会议开得比较好一些。上次会是灌而不进，没有经验。这次会议又有了两个月的经验，一共不到五个月的经验。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犯了多少错误，死了多少人。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十七年，这次文化大革命只有五个月，至少五年才能取得经验。谈到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叫学生们把鲁迅的《阿Q正传》看一看，其中“不准革命”一章。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一是身体不好，二是鉴于苏联教训。我想在我未死以前，树立他们的威信。现在走到反面，结果变成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同我商量。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犯了路线错误要改。不管什么山头，不管哪个省市、什么老部下，都要管紧、管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就好。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你们有错误要改，改了就行，回去放手工作。(康生:八大报告中有阶级斗争熄灭论。)报告我们都看了的，大会通过的，不能单要他们两人负责。谈到与右派交朋友时说:我的右派朋友很多。一个人不接近一些右派，那怎么行?哪有那么干净的?接近他们就是做调查研究嘛，了解他们的动态。谈到民主党派问题时说:民主党派要不要?一个党行不行?民主党派还是要，政协还是要，要同红卫兵讲清楚。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孙中山搞起来的，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是孙中山反康、梁，反帝制的。今年是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怎么纪念?要和红卫兵商量一下，还要开纪念会。最后，毛泽东再次强调:你们回去开会，把省、市、地委的思想搞通，时间不能太短。过去许多市没来人，这次都来了不少。像林彪同志讲的，向他们做政治工作，打通思想。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工作。谁会打倒你们呀!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你们都成了黑帮，不就轮到我头上来了，我不就是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块工作吗?有些人将来还有甄别、平反，有些打错了的，可以调到其他地方工作嘛!

1967年1月22日中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高级将领。毛泽东说: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要亮相。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人，其实是假的。要做右派群众的工作，这样可以挽救许多人，挽救许多干部。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不能搞逼供信。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作经验来对待。你们那些军事机关不能让他冲，你们要做工作。随便抓人，省委书记也抓，军队干部也抓，到处抓人，怎么行?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张体学、江渭清这些人过去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错了就批。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李大章、张平化、韦国清要保，江华、江渭清、都不能打倒。廖汉生、谭启龙、  苏振华、刘俊秀、李丰平、张体学、杨勇、刘志坚不能一点工作不让做。要搞好团结，以大局为重。我们在座的这些人不搞好团结，还得了!要搞大团体主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陈老总过去反对过我，我要同他合作。朱德，我要保他。

1967年1月28日审阅《中央军委命令》修改稿，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毛泽东改写了其中的第五条，将原第五条中的“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改为“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是: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本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这个命令通称“军委八条”。

1967年2月1日致信周恩来，指出:给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办法达不到教育人的目的。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的目的。请你转告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1967年2月12日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毛泽东说: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六月以来，小组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独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目无政治局，目无常委。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错误的。谈到上海一月夺权后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一事，说:人民公社这样大事，你们不拿出来，不讨论，别的大事，也不讨论。上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一直压着没有发表，如果一发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党、政、军还要不要?一切都管?北京市也号召搞人民公社，叫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各地都叫人民公社，势必冲击中央，那就要改国号了，改政体，叫中华人民公社。问题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巴黎公社如果胜利，还可以变成资产阶级公社。苏联名为苏维埃，后来内容也变了。实质是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党委，暂时抓不起来，过些时候，群众会需要。不管怎么样，总要有一个核心组织，光是红卫兵、工会、造反司令部不行。学校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工厂叫革命委员会。上海公社还是改过.来，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

1967年3月18日阅周恩来三月十六日送审的中共中央给全国厂矿企业职工、干部的信稿，批示:“照办。”信中要求:厂矿企业职工、干部应当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和文化大革命的良好秩序;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在八小时工作制以外的时间，坚持文化革命，不许在生产时间内，擅自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要同一些无故旷工、敷衍了事的不良现象作一斗争;多快好省地进行生产，同一些不顾质量、浪费国家资材的不良现象作斗争;注意节约闹一革命，_工人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不要脱离生产;如有破坏国家财产的人，必须按照国家的法律，严格惩办。这封信于三月十九日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