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来设想一种状态：让几位北京名校的精英教授到农村来住上一段时间，或者为了条件好一点让他住到县城吧。我们真不敢相信他们能在基层生活多久，因为他们很快会发现，他们在高校习得的一整套知识与基层的日常生活是如此格格不入。乡下人也许还知道有一个人叫做孔子，但也就止于此了，至于讲到康德、哈耶克，基层的百姓就一无所知，我们知识分子整天在大学里讲的自由、民主的学说在这里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因为很少有人会对之感兴趣。这就是当前我国知识精英所面临的巨大困境，这种知识与日常生活的巨大断裂感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甚至知识精英的世界已经完全和基层百姓的生活产生了隔绝。一个在云端，一个在地上，老死不相往来。这种情况是令人感到沮丧的。

    但现如今，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在许多抱有强烈精英主义的学者看来，群众实在是愚蠢不堪，所以才导致他们对高端的知识毫无兴趣，于是这种责任不能怪罪到知识精英的头上，责任在于这些刁民。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是大学里流行的想法。基于这种想法，很快产生了一种十足的精英主义的傲慢与偏见，刁民愚不可及，因此需要精英们去启蒙，好让他们从蒙昧之中走出来，但是当精英们再次到了民众中启蒙的时候，发现实在孺子不可教也，于是他们只能一次次抱怨，许多知识精英成了怨妇。当代的知识精英总是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重要性，以至于背上了过于沉重的负担，一旦发现这个世界没有按照他们想象的方向发展的时候，他们就显得过于焦虑。我每每和我的姐姐讲授哲学，她每次都心不在焉，很快打断我，这些大道理又不可以当饭吃，不可以挣钱，别和我讲了，事实上，我在乡下接近三年也基本从未和任何人讲过一点点柏拉图的东西。在我看来，我们确实需要深刻的意识到，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认为好的东西，好的生活方式并不是人人都会认为好，我们也根本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但是我们也不过于贬低自己，我们以佛陀教诲的平常心来看待自己。这样我们就能做到不怨天不尤人。知识精英如果不能获得健康的平常心，那么他们的知识事业必要再次受挫了。

    知识精英多多的走出学院、象牙塔，多去观察一下百姓们的日常生活，多和那些根本对学院知识不感兴趣的民众多聊聊，也许倒能多少意识到，其实我们自己真没那么重要，于是倒会很快获得一种谦卑的美德，这对于学者来说是极为重要的。精英们需要更多思考的是，为何他们就是不能接受我们的观点，如果依然归之为刁民愚蠢，我认为精英们永不会再取得进步，大致说来，民众不接受你的观点多数在于你的那些想法脱离了他们的实际生活，老百姓更加关注的是吃穿住行，现如今，很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农民工们生活困难，三十岁左右的人没个住房，生活没着落。是这些实实际际的困难才是民众们关心的焦点。你说说你的民主自由理论到底如何与这些民众的生活产生一点实际的联系呢？你要是多多关注一下他们的经济困难，你的理论很快就能推销出去。你不是整天说民主吗？民主精神在哪里呢？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就找几个农民工谈谈话，让他们各抒己见，把自己的想法、生活困难说出来，然后你再把这个东西写成文章，发出来让大家知道，或者向相关的政府部门去反应。这个就是最实在的民主啊，表现在农民工也可以有表达权了，而且有人尊敬他们的表达权了，而你把意见送往政府部门，这就是在争取权利，这就是民主。民主不是空洞的。例子很多，我不想举更多。

    知识的这种不接地气，是近代社会以来才发生的事情。鸦片战争之后，西学东渐，我们大部分的知识就来源于西方。作为后发国家，基本上要重新置换大脑。我们古代的知识像是树苗从土里自然而然那样生长起来的，在英国，知识也是自然生长的，但现如今，中国的自然生长状态被打乱，我们开始进入“盆景”时代。也就是我们暗地里有一个欧美模型，然后我们照着那个模型来裁剪我们的枝叶，这是一种不自然的生长状态。过去我们的根系是扎根在民众日常生活的土壤之中的，而今天我们的根系脚朝天，伸到了西方去了。这就使得知识分子脑体倒悬。失去了和本国民众生活土壤的有机联系。知识的不接地气也就出来了。近代社会任何一个后发国家都会面临这种困境。法国通过大革命和自己的过去发生了严重断裂，导致出现了很多托克维尔讽刺的文人知识分子，毫无实际事物的经验。在德国这种断裂感变得更加巨大，德国的哲学教授逐渐演变成彻底的学院思辨生活，与日常生活彻底断裂，马克思讥讽德国的哲学与德国的社会经济关系格格不入，脑袋跑到英美的资本主义世界，而脚下还在站在封建时代，这就是马克思说的唯心主义。俄国的断裂来得极为爆裂，布尔什维克基本要彻底斩断与俄国过去的任何联系，而且从此一而再再而三的否定自己的过去。在印度最近一些知识分子也深刻意识到欧洲知识在印度的悬浮状态，于是一些后殖民主义者提出要让欧美在印度在地化。如果我们更加清晰的理解后发国家的困境，那我们对知识分子的不接地气状态也就能抱以同情的理解，而不会过于的指责知识精英。但理解不表示知识精英的过分精英主义就是理所当然。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或许能给我们今天的知识精英带来一些启发。

    近来我们的知识分子带有一种异常的洁癖感，当他们看到任何知识分子过于接近政府、商业，甚至当官经商的时候，他们表现得过于愤怒。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堕落，是对知识真理的背叛。知识分子就是应该蜷缩于学院专研人类知识的真理。这是当前学院比较流行的观点。而当我们试图考察英国15世纪以来的诸多学者时，惊奇的发现，似乎最有天分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与世俗事物有着牵连，他们大多数都参与实际事物，要么是商业，要么是政治事业，托马斯莫尔当过下议院议长，大法官，培根做过伊丽莎白女王的掌玺大臣，洛克是辉格党的重要成员，牛顿是皇家铸币厂厂长，皇家学会会长，密尔就职于东印度公司，担任国会议员，名单还可以列得更长。托克维尔考察法国知识分子和英国知识分子的时候，赞扬英国学者，在他看来，学者必须有实际事物的经验才能更好从事人类进步的事业，而法国的学者却是不识实际事物的文人，这样一种空乏学风鼓吹起来的大革命让法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谈到“官僚政府……它积累经验，经过反复试验和充分考虑而获得传统准则，以及为实际管理事务的人们准备适当的实际知识”“几乎没有任何脑力工作像立法工作那样，需要的不仅是有经验和经过训练，而且通过长期而辛勤的研究训练有素的人去做”。托克维尔赞叹：“美国人通过参加立法活动而学会法律，通过参加管理工作而掌握政府的组织形式”。英美的民众和学者都从参与政治的实际事物中获得了政治经验、政治知识。这些知识是经验知识而不是理论知识。处理实际事物也提升了人的智力，经验的丰富使人变得更加审慎，也意识到改造人间事物的复杂性。

    如果我们接着考察我国古代的知识分子，那是更加有趣的。先秦的知识分子在当时叫做士人，士人并不是专业的研究知识，士人主要职责是从事政治，知识只是理解政治的需要。孔子最想做的其实是通过从事政治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因此他在鲁国做过大司寇，掌管司法，相当于大法官。墨子是一个工匠，组建了严密的墨家社团，做过宋国大夫，说服公输班止楚攻宋。孟子经常和滕文公、梁惠王、齐宣王坐而论道。宋朝的士大夫阶层也是一个从事政治的阶层。这里就不细数了。民国之前，中国政府权力无法直接渗透到县以下，所以由士绅阶层来掌管地方事务，士绅大致是介于上层士大夫和底层平民之间的群体，他们主要由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当地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构成。可以算是地方的知识分子。这样在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触角就可以从高层一直延伸到最基层，它的触角比政府延伸得宽阔，政府到县一级就下不去了。所以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对于社会生活的灵敏度自然要比政府高，因此政府也必须仰仗士大夫阶层才能治理国家。而今天的中国发生了逆转，知识精英大多数盘踞在北上广大城市，到了省会城市少了很多，再到地级市基本绝迹了，到了县、乡、村没了。而政府的权力可以伸展到村里面。我到西藏旅行的时候，在荒无人烟的怒江大桥那里能见到党支部，这是令人感到惊讶的。知识分子的触角伸缩如此之狭窄，直接导致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对于中国广大土地上事务的无知与不敏感。他怎么能够不依赖于政府呢？

    近代革命共产党的兴起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启发，当然必有很多知识分子是不愿意听此话的，因为共产党还能有什么借鉴呢？五四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让知识分子很快从民众之中游离了出来，失去了民众的支持让五四知识分子孤立无援。早期的共产党知识分子诸如李大钊、陈独秀的路线是走精英主义路线，脱离群众，几经挫折之后，毛泽东找到了群众路线的法宝，群众路线就是为了克服知识精英的不接地气状态，让知识精英能与群众形成有机的联系。从此中国革命才走上了正道。

    今天知识精英浮于整个社会的表面，而无法取得与社会的有机联系。于政治，不知政治实际之运作，于经济，不知经济之现状，于基层，不知百姓之生活，甚至有种极为激进的要自绝于政治、经济之外的状态，但又时时被政治和经济束缚。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必须广泛参与政治、社会、经济的建设，才能理解各种实际事务，才能从实际事物的经验之中获取学问的现实支撑点。才能改变不接地气的状态。不参与实际事物的知识分子根本无法获得对社会的深刻理解。

    最后以以前的一段话结束此文：

    在农村，和农民们谈话，我发现大学的“高深文化”在这里永远都不会成为话题，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康德，更不会讨论民主。这种巨大的反差就是我反思精英文化的根本性出发点。我把千千万万个人的实践看做知识的来源，一个汽车修理工的经验也蕴含了时代价值，一个小贩的经商技巧也包含了某种理性和智慧。在这活生生个人的实践中才包含着真正合理的知识和智慧。知识分子的责任在于发现提炼这些智慧。这样即使最“卑贱”的职业也获得了合法性，知识分子也学会了谦卑，学会了尊重每一位劳动者。地面上千万人实践的复杂丰富程度，远远超乎任何现成理论，也超出了精英的理解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