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原按：西方基督教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们一贯以“无神论”标签（在他们口中是“邪恶”的同义词）攻击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而传统社会主义的阐发和实践者则高扬“科学理性”的旗帜，在为自己辩护（自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同时，强烈批判宗教信仰是“迷信”，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在人类信仰丧失、意识混乱、危机四伏的今天，有必要重新审视“信仰”、“理性”、“意识形态”等一些重大而基本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

            题    解

信仰与理性常常被看作是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两种精神现象。事实上，信仰有终极信仰和意识形态信仰之分，理性也有终极理性和工具理性之分。没有终极理性作认识基础的信仰不可能是终极性的信仰，只能是意识形态信仰。

意识形态离不了工具理性。工具理性不可以没有，但形而下的工具理性只有在成熟的、形而上的终极理性的指引和规正下，才能发挥出持久正面的效用；这样形成的意识形态才能给社会带来真正的好处。如果将工具理性抬高到排斥一切其它认识途径的终极高度，那就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不可能产生成熟的终极信仰；没有成熟的终极信仰，也就不可能有成熟的意识形态，社会就会遭殃。

所以，以成熟的终极理性为基础的终极信仰是一个社会立足的根本，任何意识形态都代替不了它。为了行文方便，先从理性谈起。 

    提    纲

一、感性、理性、直觉：终极理性、工具理性、理性主义

（一）从感性到理性的必要前提：终极信仰/终极理性

（二）终极理性与工具理性/科学理性

（三）直觉理性与自觉理性

（四）感性直觉与综合直觉

（五）理性与理性主义：

二、终极信仰

（一）终极信仰之两层次：义理信仰与契约信仰

（1）义理信仰

（2）契约信仰

（3）成熟与不成熟之终极信仰

（二）终极信仰之社会功能：

（1）个人安身立命之精神家园，人生意义、生命价值之依托

（2）社会伦理教化之神圣依据和无上权威

（3） 意识形态工具理性之终极规范

（三）终极信仰对象之难以言说性

（1）归根结底之“不可言说”性

（2）言说之必要性和有限可能性：“指月”作用

（3）终极信仰言语之潜在误导性

（四）终极信仰对象之象征性、心悟性、和多元主义之合理性

 （1）象征性

（2）心悟性

（3）多元主义之合理性

三、终极信仰与终极理性

（一）终极信仰之对象必须为“一”

东西方“太一”信仰之言说

（二）人化世界之缘起性空和多维平衡：心物不二之终极理性

（1）人化世界之缘起性、终极空性：终极理性之核心内容

（2）人化世界之多维整体性、动态平衡性：终极理性之基本原理

（三）自我中心之信仰不是成熟的终极信仰

（1）“我心”或“我物”中心之终极本体论话语：唯物、唯心、辩证

唯物主义

客观唯心主义

主观唯心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

（2）自我中心、人类中心之西方同源三教：犹太-基督-伊斯兰教

人类中心主义

信仰排异主义

（3）将“心体”冒充本体：未达终极的儒家信仰

四、终极信仰与意识形态之历史命运

（一）意识形态信仰

（二）东西方意识形态传统

（1）以道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意识形态

（2）难以自洽的基督教意识形态

（三）现当代资本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终极理性之共同缺失

（1）抗天共业中的相互对抗

（2）对抗终极理性之现当代资本主义

（四）传统社会主义有违终极求衡原理之错失

（1）心物二元哲学世界观

（2）人类中心、物质主义之社会历史观

（3）终极对抗思维

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绝对化

    “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形“左”而实右

（4）缺乏层次观念的铁板论集体主义

没有落实“人民民主”

  “老大哥”党国自我中心主义/民族利己主义

（5）缺乏层次观念的政治经济学

        低估资本对于剩余价值的剥削

        低估资本主义制度对于生产力的摧残

（6）“辩证”名义下的二元思辩：民主与集中

五、人类之救赎：超越功利，回归终极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启示

（1）中国思想传统：形上形下一以贯之

（2）求衡思维路线指引下的新政治经济学：全部社会理论之形下基础

（二）回归终极的两大意识形态障碍

（1）障碍之一：西方后现代反基础主义思潮

（2）障碍之二：欧美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

（三）大道信仰者的应对之策

一、感性、理性、直觉：

终极理性、工具理性、理性主义

信仰和理性乃是任何社会得以存续的必要精神条件，这是为中外古今的历史所证明了的。信仰和理性又是建筑在对于宇宙人生连同万事万物的认知基础上的。信仰的对象可以有诸多层次，意识形态信仰只是其中之一；认知的方式也有诸多层次，理性认识只是其中之一。正确认识两者的不同层次及其相互关系，对于社会、人生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

（一）从感性到理性的必要前提：终极信仰/终极理性

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借助逻辑推理、演绎、归纳而得出的理性认识，源于而又高于通过感官直观经验得到的感性认识。人，无论是各别的个人、还是作为集体的人类，其存在只是无限存在中极其有限的一小部分，其认知结构和认知能力也是非常地有限的。这就决定了，人不可能对所要认识的事物仅仅依靠感官就能直接地一目了然，而必须借助于概念、推理，才能将感性认识提升到较为有效的理性认识。

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不一定都能时时事事超越感性的局限而对社会现象得出理性的结论。例如，在评估文革的历史功过、涉及其负面现象时，不少人就是超越不了个人所经受的遭遇和感受。首要的原因是：摆脱不了基于个人利益的好恶感情的驱使，因为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或者甚至受到了冤屈，所以就对之百分百否定、耿耿于怀。凡是有利于这种百分百否定的言论，一概不质疑、不深究，一概信以为真。而对于不利于这种百分百否定的事实真相，如打砸抢、武斗杀人，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些行为首先是文革的抗拒者们（也就是后来文革失败后改开以来的既得利益者们）蓄意煽动、挑起的 -- 对于这样重大的事实，一些人宁愿装聋作哑。但并不是所有百分百否定文革的人们都是改开的既得利益者。

那些既得利益者、即走资派及其追随者们否定文革是出于阶级本性，不是认识问题。而一些非既得利益者也跟着彻底否定文革，则是被当时个人的得失蒙蔽了理性的亮眼。第二个原因是：一些人跳不出感性直观的狭窄视野，迷信自己的感官经验，不善于理性的思考。这两个原因可以归结到一个根源，那就是缺少成熟的终极信仰/终极理性。在信仰层次上，他们不相信天地万物、社会、人生的缘生性、亦即终极空性，因此执着于一己一时的得失。在理性层次上，他们不认识个人与他人、与社会、与大自然的相依一体性，亦即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社会整体利益、与一切存在的相互关联性、总体趋衡性，不认识凡是顺从大社会、大自然相依一体-总体趋衡这个大方向的就是真、就是善，违逆这个大方向的就是非、就是恶。这就说明了：成熟的终极信仰/终极理性是由感性认识提升至理性认识的必要前提。关于成熟的终极信仰/终极理性，本文稍后详细讨论。

（二）终极理性与工具理性/科学理性

所谓“工具理性”或“科学理性”是在心物二元分立的认识前提下，对事物加以分别、界定、概念化的基础上进行思考推理，通过演绎或归纳得出结论的过程。事实上人类对事物进行分别、界定的过程完全是被人的特定意识结构（身体的物质结构和心灵的精神结构，人类群体的共有结构和各别个人的特有结构）所制约和规定，因而得到的认识总是或多或少有所扭曲、走样。无论人们的终极信仰是什么，在器用的层面上，为了生存繁衍的需要都不能不将万事万物作为可以利用的对象加以认识，不得不追求虽然走样、但在一定条件下仍然有效、有用的知识。也就是说，这样的理性、知识既是受功利主义目的支配，又是受理性主体的认知结构规约，因而并不是绝对可靠的。故而可称之为“工具理性”，说明那不是最高层次上的理性，不是终极性的大智慧。科学，只是一个工具，不等于天地大道。知识也只是小聪明，不等于智慧。“知识就是力量”，但这个力量不一定给人类带来福利，也可以带来灾难。只是有些灾难已经很明显了，被觉察到了；有些灾难还没有被发觉，或者还没有被大多数人所察觉。总之，工具理性、科学、知识，是必要的，但不能迷信、放纵，而必须接受终极理性、或曰“天理”、即天地大道的规正，除非甘愿受其惩罚。大道不败，信不信由你。

（三）直觉理性与自觉理性

直觉理性有两层意思：

（1）所有的理性思辨都以直觉认识为原始基础。科学中的公理就是这样的原始基础。“在传统逻辑中，公理是没有经过证明，但被当作不证自明的一个命题。因此，其真实性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且被当做演绎及推论其他（理论相关）事实的起点。当不断要求证明时，因果关系毕竟不能无限地追溯，而需停止于无需证明的公理。通常公理都很简单，且符合直觉，如‘a+b=b+a’。”（维基百科：“公理”。）

既然所有理性推演都以某种直觉感知为逻辑起点，那么这就意味着，错误的直觉可以导致虚假理性，即实际上是非理性的、错误的结论。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所谓“理性经济人”假设：这是西方经济学关于人类经济行为的一个基本假定，意思是作为经济决策的主体都是充满理性的，也就是他们所追求的目标都是使自我利益最大化。

事实上，追求一己利益最大化，从来就不是人们经济行为的唯一动机。“生财有道”从来就是中国人的传统格言和行为准则，即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只要不是“小人”，就会懂得人我关系的相依一体性，而躬行“合理公道”这样一个待人原则，不会不合理地牺牲他人的利益、以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

将“自我利益最大化”打扮成“理性”，乃是那些无限制追逐资本扩张的少数人、以及他们雇佣的“经济学家”们（不包括顺从天道平衡原则的企业家）将自己内心自私的心理“直觉”向外投射，认为所有的人都像他们一样地只为自己着想，所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或者说“既要做婊子（不受限制地损人利己）、又要立牌坊（自我标榜为最“成功”的“理性”楷模）”。他们将“直觉”上存在于内心、但说出来却不好听的动机，藏在好听的“理性”二字下面，以为这样就可以自欺欺人，物质财富、精神安宁两不误。

从这样的逻辑起点演绎出来的经济学坑了多少人、造了多少孽，这已经众所周知，无需多言。这就告诉我们：对所有所谓理性的“世智辩聪”（佛学用语）引出的结论，必须追踪索源，检验一下作为其逻辑前提的直觉认知是否经得起推敲。若一开始的认知就是可疑的，那么对所有的后续结论都要打个问号，切不可盲信。否则就是上了“理性主义”的当。现实实际证明，这种盲信的社会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2）理性不一定必须通过概念思辨来达到，在一定条件下、一定范围内，通过直觉感受也能达到某种程度的理性境界。如：过去在乡下，一些不识字的老农，一年四季与泥土打交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来秋去，农忙农闲，脑子里没有“自然”、“阴阳”、“消长”等概念，但是凭其几十年的感性直觉，无需通过概念思辨，也能直悟到人天一体、阴阳消长的浑然境界。他们很多人的心灵境界近乎终极理性的高度，所以能在劳碌、清贫、又平淡无奇、但最贴近自然的生活中，能保持一种乐天、洒脱、怡然自得的心态，几乎从来都没有听说有抑郁、躁郁之类当代流行的心理疾病症状。倒是生活现代化、科学教育普及化以来，人们脑子里充满了工具理性的观念，充满了碎片化的原子思维、机械化的铁板思维、缺少层次维度的直线思维、平面思维，反而离开那种天地人我浑然一体的终极境界越来越远，很多人从来都没有感受到过那种境界。虽然物质享受之丰富与过去有天壤之别，但精神非常贫乏，缺乏终极信仰/终极理性，因此造成今日心理疾病如此流行之局面，很多人心理失衡，忧郁、空虚、浮躁、极端、乃至疯狂而不自知。当然我们不能否定概念推理、逻辑思维的重要性，但感性直觉与理性境界也不是隔着万丈深渊，更不是互相对立的。

自觉理性也有两层意思：

（1）自觉地时时处处意识到工具理性的局限，意识到工具理性离不开感性的直观直觉，时时处处以实践结果来检验思维结果的可靠性。既充分运用工具理性为人类造福，同时时刻警惕对于工具理性的迷信给人类带来祸害。

（2）工具理性的可靠性离不开终极理性的指引和规正。因此必须自觉地提升理性的层次。不仅要从感性认识提升到理性认识，更要从工具理性提升至终极理性，也就是以终极理性为准绳，检验、拷问一切“公理”、“假设”（感性直观）、和思维逻辑（理性思辨）的可靠性、可靠程度、及其可靠性的前提和伴随条件。如“资源稀缺”和“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明显地是违背“人类必须节制贪欲，才能维护生态平衡及自身安全”这一终极理性的。建基于这类假设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必须从总体上予以否定（虽然不排斥某些局部观点的借鉴）。又如：“A不是非A”（矛盾律）等形式逻辑只在一定条件下有效。如果不问条件，也可能会得出荒谬的结论。

（四）感性直觉与综合直觉

“感性直觉”容易理解，其对于理性认知的意义在上文“直觉理性”一节中已有涉及，此处不再多言。但不是所有直觉都仅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理性思辨的结果也可以成为高层次直觉的基础，这种高层次直觉可称为“综合直觉”，因为它是在综合了诸多层次上（包括感性与理性）认识的结果、而又超越了那些层次才达成的直觉悟识。这里摘录佛教学者两段有关的叙述：

“佛教把学习理论与修持实践相区别，也把解悟与证悟加以区别。佛教要求修持者从解悟提升到证悟，证悟是解悟的升华、目的。。。

“般若。。。从本质上说，是超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一种神秘直觉。。。现量是以排除思考分别的认知能力，去认知对象的自相，是一种直接觉知，即直觉。”（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下卷，1035页。）

“智顗（隋代著名佛教领袖和佛学思想家—笔者注）的圆融三谛作为一种修持的观法，实质上就是直觉的方法。圆融要求直觉，直觉才能圆融，圆融就是直觉。圆融三谛观的规定性是：（1）时间上的同时性，即在同一时间内证悟空、假、中，而不是有次第地先观空，再观假，最后观中，其间并无时间的间隔，也就是无阶段无过程的顿然而悟。（2）操作上的直入性，即主体超越思虑言语，直接渗透到现象的本质，契入空、假、中的本性。这是主体心灵的体悟、证悟，不是对客观事物的一般认识活动，或者说是一种特殊的宗教认识实践活动。（3）内容上的整体性与互含性。空、假、中三概念不是分别孤立的而是整体地构成证悟内容，空、假、中之所以能够构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是由于三谛之间存在不可分离的关系，存在相互包含的关系。这种整体性和互含性，也是智顗直觉内容的新特点。”（同上，1194页。）

上面谈到的“解悟”就是通过理解，即通过概念和逻辑推理，达到理性层次上的悟，“证悟”就是直觉；在解悟的理性基础上，即基于解悟、又超越解悟，直接感悟到真相，这种直觉可以称之为“综合直觉”。在智顗看来，“直”就直在证悟的时候“空、假、中”三谛的“同时性”、“直入性”、“整体性”和“互含性”，无论在时间上、空间上、还是步骤上都没有任何分割区别，达到完全的“圆融”。

（五）理性与理性主义：

以上关于“感性”、“理性”、“直觉”及其互为前提、相互渗透的复杂关系，说明了这些概念与所有概念一样所具有的相对性。因此，对于“理性”也不能迷信。迷信理性，就是“理性主义”。

理性与其它认识方式的主要区别在于借助概念和逻辑进行推理，如演绎、归纳等，但它不是认识世界事物的唯一有效途径。如果将理性认识推崇到贬低和排斥其它认识途径及其成果的地步，就是应该予以否定的理性主义。

具体地说，理性主义的局限大致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1）看不到以终极信仰为基础的终极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存在和意义，而将功利主义的工具理性看作是理性的全部呈现。如果承认终极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存在和意义，那么就不会产生对于工具理性的迷信。前者的提出就是对于后者的规约。所以，理性主义必然是对于工具理性的迷信，必然是“工具理性主义”。

（2）看不到理性总是以感性直观直觉经验为前提和出发点、以综合直觉基础上的终极理性为其最高成就、唯一准绳、和终极归宿，而总是力图摆脱成熟的终极信仰的约束、终极理性的评判、和人类历史性实践的检验。

（3）看不到理性思维所依赖的形式逻辑，仅仅适用于形下现象世界、根本无法承担关于宇宙本体、终极本相的形上言说这一重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佛家所说的“求法者，应无所求”（同上，下卷，481页）。这一句的前后两半在文字逻辑上显然是相矛盾的，不合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但是，那恰恰是揭示了修行者从有所求到无所求这一心灵历程的关键转折之点。

所以，在高扬理性的同时，必须批判和否定迷信工具理性、科学理性的理性主义。

事实上，从上文的分析就可以看出，感性、理性、直觉这三种认知方式既互相有所区别，又不能绝然分清，而是互为前提、互相渗透的。对其区分完全是人为的，区分的目的也只是为了对自己的认知过程和结果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避免跌入偏于一途、自我盲信的陷阱。从感性直觉、到理性思辨、到综合直觉这三个阶段不是互相断裂的跳跃，而是互相连贯的、从局部到整体、从浅表到深层的一个认识升华过程，三者之间的互渗互补是形成成熟的终极信仰、终极理性和合理有效的意识形态的认识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