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吴冠军:在这个意义上,我完全可以说现在学术是一个小圈子的人自我陶醉的话语游戏。尽管满嘴操持着很多术语,好像学问很高深,关起门来个个都是大师,也有一些学生围着而感到很满足。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论纲》一文里提出的第十一条论纲,只有一句话:“哲人们以往都仅仅是在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关键在于,去改变这个世界。”在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第十一论纲——介入日常生活的学术》作者吴冠军看来,今天的学者多沉浸于自身专业的术语符号,不在意他们和现实的隔离状态。
“左翼学者们能够写一本又一本大部头的《资本论结构分析》之类的巨著,用五十页的篇幅分析马克思的某个‘语句’,却没有能力践行马克思那短短一句话的‘第十一论纲’。”
6月23日,吴冠军接受澎湃新闻专访。他认为,当下不少学者属于“自嗨”,大学也成为“高级职业培训所”:大学生虽然在学专业知识,但并不了解自己为什么要学、学了有什么用。
真学问“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
澎湃新闻:什么是“介入日常生活的学术”?是说学者从日常生活中发现问题?还是说学术成果要能“接地气”,解决现实问题?
吴冠军:其实这两层含义都有。我做学术有二十年,自己的经验告诉我治学有两条路径:一个我称之为“知识性地治学”,另一个我称之为“存在性地治学”,它们分别对应着治学的现代进路和古典进路。前者出来的是外在性的、作为了解对象的“知识”,研究者可能看了很多典籍、了解了许多术语;而后者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很好的词,“学问”。学问和知识并不是一回事,我们经常用“通透”、“浸润”等来形容学问,它是知识真正进入生命后的形态。
我举例哲学。哲学最初不是一个学科,它是生活的方式,是inquiry about everything in life。不管是苏格拉底还是孔子,他们没有大部头论文,也没有术语、“黑话”(jargons)。比如樊迟问仁、子游问孝,又比如苏格拉底随便就在广场上拉一个人问什么是正义、什么是虔诚,这样的对话都源于他们在生活中体验到困惑,这样出来的才是学问。学问永远是涵泳在日常生命之中。
澎湃新闻:那你怎么看待一些偏冷门、小众、离生活比较远的人文学科?
吴冠军:“学科”是现代框架下的看问题方式,以前没有这样的学科壁垒。我们不会说社会学学问,只会说社会学知识,学问先天就是反学科性的,所以我们用“通透”来形容学问:所谓“通透”,就是没有壁垒,尽情地奔流,用孟子的话说“上下与天地同流”。今天评“XX学者”,还要先选是从哪个“学科口子”去申报,所以怎么能出来真正学问家?真学问恰恰是无学科式的思想实践。
澎湃新闻:在书中,你举了齐泽克的例子说明他是一位“让学术介入生活”的榜样。比如他的分析对象会从好莱坞电影、畅销小说、到社会时事、八卦绯闻、再到网络虚拟生活、电脑游戏、饭桌上的政治笑话乃至黄色笑话,甚至是日常生活中最私密的性与爱。那学者们究竟怎么做,才算不仅是研究知识,而是达到“无学科式思想世界”的境界?
吴冠军:之前在季风讲座,我问有多少人读过五本以上哲学类书籍,不少人都举手了。我接着又问有多少人觉得这些书真正影响了自己生命,举手的一下子少了许多。读过书的人可以抛书袋(炫耀看过多少书),但未必能回答“我为什么要读这些书”、“这些书对我有什么影响”。换言之,学问的高低不在于能张口喷出多少术语,而在于有没有使这些术语同自己的日常生活发生存在性的关联(existential connection)。
对我而言,学问的起点,就是生命中有症结、有焦灼、有苦痛,有冲突,学问起于学者对自己当下生活状态的反复追问,否则不可能产生属于自己的学问,通贯浸润自己生命的“知”。如果书本上读来的知识没有同自己生命发生存在性的关联,那它就永远是外在的,成为不了你的学问。
比如有的学生告诉我,他读不下去某本书,我说你那你不妨先放下。不是说这本书不重要,而是目前这本书同你当下生命没有形成关联,没有存在性“入路”而只能知识性地“硬啃”,“事倍功半”不说,即便读了也不知其中真味。
澎湃新闻:你借用马克思的第十一条论纲说明“学术改变世界比解释世界更重要”,你认为学者可能如何改变世界?
吴冠军:如果用刚才我说的做学问的方式来重新解释世界,那就是改变世界。就怕是学者没有内在的洞见,而纯粹做一些外在性、机械性的复述,有的甚至连这个工作也做不好。没有新的视角进行解释,那么一点意义也没有。
学者其实很少有机会大刀阔斧地直接改变“世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比如学者怎么改变银行的监管系统?但是学者恰能通过批判性分析,重新解释当下的银行系统,让人们了解原来天经地义的监管方式还有很多问题,了解金融危机是怎么出来的。
换言之,重新阐释一件事情,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那就是在改变世界。马克思不过是新提了“无产阶级”、“剩余价值”这些词,人们再去看世界的眼光就已经不一样了。
“自嗨”学者与“迷茫”学生
澎湃新闻:那么按你对学者的要求,现在的学者有哪些不足?
吴冠军:我的朋友张念告诉我,此前同济大学开了一个现象学会议,来旁听的学生只有三个。有一个学生在微信里吐槽说听了一天什么也听不懂,很浪费生命。其实我要说许多发言学者彼此之间也听不懂,黑话术语再经过不同译者的翻译,就是同一个圈彼此对话都头晕。当现象学学者纳闷为什么没有人来听的时候,不正是应先反问下自己,别人为什么要来听?你所捣鼓的现象学,和当下年轻学子的现实生活有任何相关吗?能为他们生活中的存在性痛苦,包括失恋、生活压力、人生方向等构成任何关联吗?
在这个意义上,我完全可以说现在学术是一个小圈子的人自我陶醉的话语游戏。尽管满嘴操持着很多术语,好像学问很高深,关起门来个个都是大师,也有一些学生围着而感到很满足。学术界就变成一个黑话公社。如果说连95%的人根本听不懂你,对你所说的学问也没兴趣,那学术根本就不可能影响世界,下降为一种小圈子玩的东西,英语叫cult,比如有玩古玉的群体、集邮的群体,玩魔兽世界的群体,甚至海天盛筵的群体,只要不违法,凭什么比你搞现象学的群体低档,大家各玩各的,彼此“自嗨”。
我可以说,今天人文社科界的大部分学者,包括一些极大牌学者,他们做得好的也只在“知识性治学”层面上。他们有很多知识,是专家,但不是学问家。之所以今天教授被称为“叫兽”,学界也丑闻不断,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把学术和他们的生活联系到一起。
韦伯说“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没有灵魂就是因为这样的知识并没有对其生命之质发生作用。现在学术圈,很流行“抢地盘”,先看某个领域有没有人研究、再看研究对象有没有前景,最后硬啃下来,成为某个学科领域的专家,是故今天有各种海德格尔专家、施特劳斯专家、齐泽克专家……这样的治学最多只是一个长年累月谋生的工具。当学者所读之书不对其生命发生影响时,那他比魔兽世界之流、海天盛筵之客又高到哪里去呢?教授中有许多叫兽,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澎湃新闻:你说学生难以把知识和生活关联起来。事实上,很多大一新生入学就从概论学起,有说不喜欢专业的,也有毕业说专业无用的,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教育方式也有问题?
吴冠军:是的。很多国外一流大学,本科的前两至三年是不分专业的,社会、历史、政治等各通识课对所有人开放。学生经过充分的通识浸养,才知道什么是自己最想学的,什么是自己这辈子想做的,然后才能进行选择。但我们现在的大学实际上就是“高级职业培训所”。高三学子毕业前就开始填专业,但他们怎么知道要报考什么专业?往往就按照社会上高“钱途”的填。
而到了课堂,上课一小时,五六十乃至上百人在一个教室听老师一个个“知识点”,但是为什么要了解这些“知识点”,跟他们生活存在什么关系?大学课堂里完全不涉及,学生和老师没有真正在生活中进行对话。孔子对每一个学生的提问,都能根据其生命状态做出不同的针对性回答。但现在国内的大班教学,老师往往除了每次都坐第一排的少数几个,一学期下来完全不知道自己教过哪些学生。
古典和现代的差别就在于:古典学问的起点在于日常生活,而现代知识的起点直接就是书本;大学提供的是一个从书本到文凭的短路,完全和日常生命无关。大学里多的是“自嗨”学者与“迷茫”学生,唯独缺少的是生命性的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