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下午，《文脉寻根：重新发现中国文化》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东城雪莲亮点文创园举行。会议由六经书院主办，华龄出版社、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协办。会上翟玉忠老师作了题为《守孔门四科之正，出古典学术之新》的主旨演讲，介绍了我们如何打破诸子边界开创中国古典学术体系的，及其现实意义。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守正出新”、“返本开新”……

这些针对中国文化的方针人们耳熟能详，直到今天，还不时出现在各类媒体上。

但对于什么是中国文化的精华，如何“守正”、“返本”，又如何“出新”、“开新”，却常常是笔糊涂账，众说纷纭。

过去20年，我们是如何找到中国文化的正源，又是如何开出全球化时代新声的呢？关键是我们把握住了天下为公、人民立场的基本宗旨。无论是两汉经学，还是宋明理学，只要它们站在大资本一边，违背了天下为公的准则，损害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就要反对它、超越它。

这使我们较快找到了中国文化的正源——以孔门四科为代表的经学和子学。经学即孔门四科中的文学，子学涵盖了孔门四科中的德行、政事、言语三科。经学是源，子学是流。所以《汉书·艺文志》说诸子是“六经之支与流裔”。

两千多年前，汉武帝为铸造民族共识，贬抑诸子百家，独为经学开利䘵之途。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政策割断了中国文化的源与流，导致经学迅速繁琐化、玄学化和传经之家儒学独大。结果经学逐渐失去了理论生机，成为一潭死水，儒学独尊影响至今——21世纪还有很多人将儒学等同于中国文化本身！

我们所做的，是将经、子重新连接起来，打破诸子壁垒，重建了中国古典学术体系。比如我们打破墨家与名家壁垒，重建了中国古典逻辑学体系；我们打破法家与道家壁垒，重建了中国古典政治学体系；打破经学与子学的界线，重建了中国古典经济学体系……

这是过去2000年没人做过的。从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领衔整理国家图书，建立中国本土学术体系开始，学人都是按“书”来分类的。比如墨家核心经典《墨子》，是墨子本人及其后学的思想结晶。但墨家不仅研究守城，讲兼爱、非攻等等，它还有专门研究中国古典逻辑学的《墨辩》六篇，包括《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西晋鲁胜在《墨辩注·叙》中说“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我们研究中国古典逻辑学名学，不研究墨家，就不会知道公孙龙这些名家是如何用论题推理的，就会误解他们是在诡辩。

研究中国文化，不能再以分家的“书”为核心，而要以研究内容“学”为核心。从“读书”到“求学”，是我们研究中国文化开创的新路线，也是我们能够出新、开新的重要原因。

中国古典学术大厦拔地而起，在技术上解决了清末民初西学大规模涌入以来，学者们发现的“中国古代的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的问题。当时学人的解决方案是“以西格中”，将中国活生生的文化体系史学化、僵尸化、材料化，用西方诸学科野蛮肢解。1918年，蔡元培在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所作的序中说：“中国古代学术从来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庄子》的《天下篇》，《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诸子略》，均是平行的记述。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

历史证明，那条路线是失败的，它导致国人意义世界的丧失，失魂落魄——今天学人一谈到选举，已经到了只知西式民主票选，根本不知中国有四五千年的选举经验——史书中的“选举志”“选举典”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

以经学为源、子学为流的孔门四科，代表了夏商周三代王官学的精华，也是中国“天下为公”生生不息发展路线（大道）的精华。我们“守孔门四科之正，出古典学术之新”不仅要复兴中国文化，为国人构筑安身立命安邦治国之本，我们还要参与到新时代、新世界的创造中去！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如果用一个字概括中国文化的本质，可以称之为“公”。“公”不仅包括强大的国有经济，还包括从王官学到政府教化责任等方方面面。这与西方自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就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截然不同。人类学家、社会活动家大卫·格雷伯谈到罗马人的财产观念时说：“罗马法确实坚持认为财产的基本形式是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是所有者用他的财产做任何想做之事的绝对权力。12世纪的法理学家将其限定为3个原则：usus （对物体的使用）、fructus （成果，即享用这个物体的产品）和 abusus （这个物体的滥用或销毁）。”（大卫·格雷伯：《债：5000年债务史》，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93页。）

今天，资本主义已将私有财产和自由企业神圣化，资本近乎垄断一切——资本增值的原始动力要求不断扩大生产、扩大市场，这成为当代世界不断刺激欲望，刺激消费的总推手。结果是人类内心的失衡与分裂，社会的失衡与分裂，生态的失衡与分裂。危机四起，痛苦不安的现实不断警示世人，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屹立5000年的中华礼义文明，站在天下为公的立场上，节制欲望、节制资本、节制消费，以维系人类自我、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必将成为文明的新型态，为世界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思想动力。

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经济基础上激活了天下为公的治道，代表士绅地主利益的宋明理学，代表垄断资本利益的现代西学，都成了失去依附的“游魂”，尽管儒学独尊和西学独尊势力仍十分强大！但它们退出历史舞台是不可避免的——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醒悟，放弃5000年中华文明、放弃5000年中华学术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犹如抛弃希腊、罗马政体解释西方民主，本质上是荒唐的，也注定是徒劳的。

从天下为公的三代政教，到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到21世纪可持续发展的人类文明新范式，我们能看到一条从中华远古通向人类未来的文明血脉，这是中华文化献给世界人民的最宝贵财产——它废私立公！它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