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亚洲、世界
二十世纪初梁启超用“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划分中国历史，是一个很有见地的解释框架；百余年来影响不小，现在看来有必要进行修正或重新解释。
世界之中国大体指近代以来，东亚朝贡体系瓦解，中国被纳入现代世界体系中。弗兰克《白银资本》表明中国在现代世界体系中起了重要作用。事实上，清初《尼布楚条约》签订, 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正式加入WTO意味着中国有望成为现代世界体系新中心。清代到当代中国无疑是现代世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亚洲之中国指秦汉至清中期中国整合为大一统帝国，成为亚洲朝贡体系的中心，交流和战争在亚洲各国之间展开。诚然,中古之中国影响范围主要是亚洲，但并不局限于亚洲。蒙元帝国影响到了整个欧亚大陆，影响欧洲历史进程的黑死病大流行就源自亚洲大草原的鼠疫。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提出欧洲称霸之前即有欧亚世界体系。中国史学家习惯以中国为中心，沃伦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理论蕴涵欧洲中心主义成见。如果我们以匈奴或蒙古为中心思考历史，中古世界体系显而易见。早在汉代，张骞就通了西域，佛教亦传播到了中国。中国与罗马形成了规律性的互动关系，匈奴或游牧民族起了中介作用。梯加特《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阐明了这种远距离洲际互动关系，也就是中古世界体系开始的证据。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四大汗国即是蒙古世界帝国。波斯拉施特丁《史集》、法国格鲁塞《蒙古帝国史》、日本杉山正明《游牧民的世界史》对此已有记载和论述。
中国之中国是指先秦时期或夏商周三代，交流和战争不超过传统中国范围。然而，上古中国亦不只是中国之中国。谢拉特提出青铜时代世界体系概念，将欧洲整合到了以西亚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中。弗兰克称之为上古世界体系，对其规模和周期进行了初步探讨，证明了世界体系远不止五百年而有五千年历史。令人遗憾，两位都没有来得及利用中国浩如烟海的材料就先后作古了，上古中国是否是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悬而未决。
夏商周断代工程默认中国文化本土起源；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期锁定中原，第二期扩展到了边疆，还是局限于中国；第三期开始重视三代外来文化，也探讨与其他古代文明之关系。去年在上海举办了世界考古学大会，今年又在北京召开了早期文明国际会议，各国专家各说各话，犹如隔靴搔痒，上古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依然扑朔迷离。
考古学发掘与研究表明作为青铜时代世界体系标志的小麦、马、牛、羊、黄金、砖、青铜技术等早在先秦时期就传播到了中国。夏商周三代,正是本土定居农业文化与外来青铜游牧文化结合的时代。所谓四大文明古国之间,存在着常人难以觉察的内在联系和共同性。非洲尼罗河流域与西亚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人员往来与物质文化交流状况已经阐明，古代希腊与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的联系也日益清晰，四者与上古中国之关联还隔着一层窗户纸。
其实早在2004年我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考古学上的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上宣读过《青铜之路：上古西东文化交流概说》，系统论证了青铜游牧文化的东来。2011在美国世界史年会上宣读了《青铜时代世界体中的中国》，从十个方面论证了上古中国和欧洲大部一样是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边缘组成部分。通过多年的探索和研究，现在我们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了。
二、青铜时代世界体系
早期考古学研究重在田野发掘和文字解读，在欧洲人看来欧洲缺乏相对完整的形象。柴尔德是澳洲长大的欧洲后裔，率先从考古人类学角度将欧洲当作一个整体来考察。他非常重视欧洲与东方的关系和技术进步的意义，提出了理解人类进步的关键概念“新石器革命”和“城市革命”。
受柴尔德的启发，谢拉特提出了次级产品革命(Secondary Products Revolution)概念。新石器革命中植物和动物分别被驯化，相应地产生了种植业和畜牧业。犁耕或牛耕是种植业与畜牧业互动与结合的关键。犁耕首先出现在西亚，不久就传播到了欧洲。用牛或驴牵引的四轮车五千前就出现在西亚，大约四千年前中亚出现了马拉的有辐双轮车和骑马术，提高了大宗物品远距离运输的能力。挤奶风俗和毛制技术逐渐普及，改善了衣食和居住条件。牵犁、拉车、挤奶、剪毛、骑乘等都是对家养动物的次级开发，不同于吃肉寝皮、敲骨吸髓的初级利用，谢拉特称之为次级产品革命。
次级产品革命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和交通运输能力，形成了以犁耕农业为核心的定居生活方式和以奶为食以毛为衣的畜牧生活方式，导致了城市的兴起和游牧民族的诞生。犁耕取代锄耕，游牧代替畜牧，男人经济和社会地位相对提高，逐渐形成了男权社会。新石器时代驯化了动物和植物，是“食物生产革命”；次级开发利用剩余产品远距离贸易与互动是城市产生的条件。“次级产品革命”阐明了新石器革命到城市革命过渡的动因，已被考古人类学界广泛接受。
十年后谢拉特在《欧洲考古学报》首卷发表长文阐述青铜时代世界体系概念，论述史前晚期地中海与温带欧洲的关系。克拉克纪念讲座中他重申了考古学中世界体系与长时段变化的关系：从全球观点考察人类史上的重大变迁，如全球殖民、农业传播、冶金发展与城市化的进程，还有印欧人的起源。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家养动物次级产品开发的过程。车辆运输和骑乘使远距离贸易和互动成为可能，西亚无疑是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中心（Core），中亚和欧洲地中海地区近水楼台较早进入世界体系是外围(Periphery )，欧洲大部包括北欧随之加入是边缘(Margin)。次级产品革命是新旧大陆的根本区别所在：它不仅造成了青铜时代世界体系，而且孕育了现代世界体系。
无独有偶，经济人类学家弗兰克所见略同，从现代世界体系出发，透过中古世界体系，也发现了古代世界体系，在《当代人类学》上发表专论“青铜时代世界体系及其周期”。谢拉特横向考察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范围，承认西亚是中心、地中海地区是外围的同时，强调欧洲大部是边缘组成部分。弗兰克纵向考察世界体系的变化，承认现代、中古世界体系之外，强调存在古代世界体系且因时而变。弗兰克等主编《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已被翻译成中文出版，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理论逐渐广为人知。
谢拉特关心古代中国在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他应邀出席了梅维恒在宾大主持召开的“古代世界接触与交流国际会议”，宣读了论文“跨欧亚大陆交流：史前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承认史前中国是一个相对独立自主的文化体系，但并不是完全孤立的，是旧大陆世界体系中半分离的成员(semidetached membership)。
中国新石器时代对动物的开发主要是获取肉食即是初级利用，除了犬可能用于狩猎之外几乎没有发现次级利用的证据。青铜时代次级产品革命才影响到中国，改变东亚的文化面貌。顺着谢拉特、弗兰克的思路，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证据说明三代中国是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向中国学界介绍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理论最新进展，同时利用中国田野和实验考古成果充实和完善古代世界体系理论。
三、中国进入世界体系
东亚新石器时代文化没有孕育青铜和游牧文化的迹象。日本和韩国学者早就承认本国青铜与游牧文化来于中国或中亚。现在该是中国学者坦率承认青铜与游牧文化是东亚新文化、来源于中亚或西亚的时侯了。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大约从夏代开始出现了一系列新文化因素青铜、黄牛、家马、山羊、绵羊、小麦、砖、火葬以及金崇拜、天帝崇拜，游牧文化和尚武好战之风席卷东亚；这正是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标志。
1、青铜技术
青铜冶炼和铸造是高度复杂的技术活动，有一个不断改进和完善的过程。巴尔干到安纳托利亚一带早在7000年前已开始冶金实践，5000年前已发明范铸法和失蜡法，砷青铜、锡青铜、铅青铜或铅锡青铜也相继发明。4000年前西亚已进入青铜时代鼎盛时期，并对周围世界产生重大影响。辛塔什塔一彼德罗夫卡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标志着中亚及其附近地区4000年前左右进入了青铜时代。这些文化畜牧业和父权日益发展而种植业和母权萎缩，金芭坦丝称之为库尔干（Kurgan）文化，改变了欧洲和其他地区的社会进程和文化格局。
中国西北，特别是新疆地区青铜时代遗址的发掘填补了青铜冶铸技术由西向东传播的空白。天山北路、古墓沟文化遗址研究表明大约四千年前新疆部分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且与中亚、西亚、中原均有联系。齐家文化是青铜文化由西北向西南、东北、中原传播的中继站，三星堆、大甸子、二里头遗址的青铜器可能是本地制造的，亦是文化传播的结果。中原缺铅少锡，二里头和殷墟都只是青铜铸造中心。公元前2000年以后存在一条西东文化交流的青铜之路，传播的不止是青铜技术，包括众多的物资和观念如牛、马、羊及相关技术。
2、小麦
小麦已成为全球不可或缺的粮食作物，在欧亚大陆早期文明或国家产生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是史前全球化的标志性作物。中外学者已基本达成共识：小麦起源于西亚，后传入欧洲和东亚，并取代小米成为旱作农业的主体作物。中国北方地区发现了一批龙山时代小麦遗存，传播途径可能包括欧亚草原大通道、河西走廊绿洲通道以及沿着南亚和东南亚海岸线的古代海路。
小麦在中国传播和普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大体上先是由西向东、后由北朝南展开。小麦传入中国但没有传入相应的食用方法，形成了不同于西亚啤酒面包传统的面条馒头传统。公元前3千纪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一个更早的类似于“哥伦布交换”的主食全球化过程在旧大陆展开。
3、羊与羊毛制品
山羊和绵羊骨骼经常同时出现在西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位于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扎格罗斯山脉及其附近地区可能是山羊和绵羊的最早驯化地，一万年前已经养羊了。东亚养羊与西亚相比大约晚了五千年。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末期才出现羊的踪迹，青铜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山羊和绵羊骨骼才是确凿无疑的家羊。羊在青铜时代人们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地位明显增高。商代西北羌人以养羊为业；周代中原养羊亦蔚然成风。通过线粒体DNA研究支持东亚绵羊像欧洲绵羊一样来自中亚或西亚。
新石器时代羊主要是食用，青铜时代羊毛日显重要。羊是财富的象征，羊毛被称为软黄金。东亚较早利用羊毛制品的是西北游牧民。新疆出土青铜时代毛制品，与中亚毛纺织传统一脉相承，特别是其中的斜纹织物至今在欧洲流行。羊在中国文化中不仅是财富象征，而且有美丽、善良、正义和吉祥的含义。
4、黄牛、牛奶与牛耕
黄牛与绵羊、山羊生态习性相近，是新石器时代西亚、中亚的主要家畜。到了青铜时代，黄牛才在东亚大量出现，据今约4000年的甘肃大何庄遗址齐家文化层中出土的黄牛骨骼是典型代表。黄牛亦可分为两个亚种，可能起源于西亚和南亚，中国黄牛包括上述两个亚种。
喝人奶是自然，喝畜奶却是文化。挤奶是游牧生活方式形成和普及的关键。东亚挤奶活动的出现与羊、牛、马东传大体同步。东亚游牧民大都缺乏乳糖酶，对农业的依赖较为迫切；而东亚农民并不喜欢畜奶和奶制品，容易鄙视或不重视畜牧业。欧洲种植业和畜牧业结合异常紧密，东亚却出现了明显的分野。乳糖酶的有无不仅是中国与欧洲饮食方式差异的原因之一，而且影响了欧亚大陆历史进程。
中国家养水牛是公元前一千纪从南亚引进的，南方水牛犁耕是受北方黄牛耕作技术影响所致。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中国的主要耕地工具是耒和耜，一直到汉代才普及犁耕。东亚牛耕亦源于中亚或西亚。
5、马、马车与骑乘
家马的野生祖先主要分布于欧亚草原的西端。乌克兰和哈萨克草原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文化遗址中大量马骨出土显示了从野马到家马的驯化过程，波台人己经开始挤马奶了，游牧生活方式正在形成。东亚数百处经科学发掘的遗址中从未发现马的骨架，确凿无疑的家马和马车见于商代。此后三千余年的历史证明中原并不适合于养马，从未培育出优良地方马品种。
马车此处特指青铜时代流行于欧亚大陆的一种有辐两轮轻快马拉车，主要用于战争、狩猎、礼仪和比赛，也普遍用来陪葬。这类马车在西亚、中亚和东亚均有出土，基本形制相似，表明有共同起源。东亚安阳马车轮径最大，轨距最宽，车厢最大，时代较晚，来源于中亚草原。东亚不具备独立发明马车的基本条件。
6、砖建筑
砖是人类建筑史上首项重大发明。西亚新石器时代几乎与陶器同时发明了砖。制砖是苏美尔人的重要日常工作，阳光充足的夏季第一个月称之为砖月。青铜时代西亚地区用多种砖建造神庙、宫殿、围墙、道路、桥梁、水渠和居民住宅。砖砌建筑技术四千年前传播到了印度河、尼罗河流域和地中海地区，希腊罗马时期传播到了整个欧洲。
龙山文化末期如平粮台遗址已出现砖坯和排水管。东灰山四坝文化日晒土坯砖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土砖。虽然周代已有砖踪瓦迹，秦汉时期砖瓦才普及。“秦砖汉瓦”可追溯到四坝、齐家文化，生砖和熟砖制作技术均可追溯到西亚。唯有空心砖可能是中国的发明。
7、洞室墓与火葬
洞室墓文化伴随屈肢葬、火葬和合葬，畜牧业发达，进入了青铜时代或父系社会时代，与印欧人或吐火罗有关。洞室墓及墓道的演进是欧亚大陆墓葬史上革命性变化。齐家文化洞室墓与羌或月支、乌孙有关，向西向北可以追溯到欧亚草原西部的洞室墓文化，向东向南发展成秦汉砖室墓文化。
《墨子》、《列子》等提到羌人实行火葬，而火葬源自印欧语系民族。氐、羌文化遗存如寺洼文化、辛店文化发现了装骨灰的陶罐，目前东亚最早的火葬墓见于约四千年前的宗日遗址，稍晚的火葬遗迹在中国西南和东北和中原均有发现。周人亦可能实行火葬。骨灰瓮文化是中亚或东欧的青铜时代印欧人创造的文化。
8、战争与戎
伴随青铜时代游牧文化的出现，好战之风刮到了东亚。夏、商、周三代，尚武好战占了上风。战争是“有组织的武力冲突”，是社会文化现象，并不是生物自然现象。自然界存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但不存在战争。战争在国家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战争的源头亦可由青铜兵器追溯到中亚或西亚。青铜短剑是古代武士随身携带的武器，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中国佩剑之俗起于西北游牧民。殷墟矢镞、戈、矛、刀削、斧斤是东亚的比剑更古老的五种兵器，仅戈为中国本土之物，其它四种和剑一样来自中亚或西亚。戈可能是夏人的标志性器物，亦不早于青铜时代。
9、金器
黄金是金属文化的象征。古埃及金碧辉煌的文化令人叹为观止。金羊毛、金苹果的故事流传久远，西亚似乎有一个黄金时代，可与东亚玉器时代交相辉映。
中国早期金器见于齐家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三星堆等商、周时代文化遗址，大体而言与青铜相伴而来。金沙遗址出土太阳神鸟是绝世精品，已被指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夏、商、周金器主要是装饰品和祭祀或礼仪用品，不难在中亚、西亚找到原形。
新罗黄金、鲜卑金饰、匈奴金冠、大夏黄金、斯基泰金器、巴比伦金叶、埃及金面一脉相承，都是金崇拜的体现。“公主金冠”是古代埃及黄金工艺的代表作：金冠或步摇冠从斯基泰影响到了匈奴、鲜卑和蒙古。
10、天与帝
天是游牧与农耕民族共同崇拜的对象，有共同的起源。皇天与上帝亦难分彼此，天子与帝子有共同渊源。“一神信仰”起源于雅利安人，东亚“天崇拜”与印欧游牧民特别是吐火罗人的活动有关。
天崇拜的内容大同而形式有异，祭天是国之大事。匈奴的祭天习俗被突厥、契丹、蒙古所继承。匈奴称天为“祁连”或“撑犁”，与突厥、蒙古语之“腾格里和汉语之天有语言学上的联系。商代多称帝，周代多称天，游牧民多称腾格里；在苏美尔语中有din-gir, di-gir, dim-mer等读音。不无可能初次传入读帝，再次传入读天，三次传入读腾格里。
以上是从夏王朝开始东亚出现的一些新的文化因素，可概称为青铜时代游牧文化。其东传与吐火罗人、羌或戎、狄有关，可以推断是夏人或戎、狄引进了青铜时代游牧文化。麦和羊的传播意味着史前全球化的开始，骑乘和牛耕的普及标志着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形成。
四、世界之中国
新石器时代以定居农业文化为特征，玉帛古国林立，有祀无戎；青铜时代游牧文化占上风，战争频繁，东亚从此进入了历史时期。因此，中国与世界不是并立的，有史以来就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代并无此疆尔界，将中国置于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才能阐明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全球史研究开创了世界史研究新范式，中国一直是世界之中国，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密不可分。中国特色文化如丝绸、茶叶、陶瓷早已流行世界，法国丝绸、英国下午茶、德国陶瓷举世闻名。世界各地特色文化亦润物无声，成了中国文化有机组成部分。唯有在世界历史与文化的大背景中，才能凸显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来龙去脉。将研究视野扩展到整个欧亚大陆，承认中国文化要素本土起源的同时关注外来文化因素，阐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
全球史的核心理念是互动。直接互动无时不有，间接互动时断时续。中心与周围是直接互动，中心与边缘是间接互动。近距离接触互动与交流有目共睹，远距离互动与交流难以察觉。海洋和山脉不能阻止人类迁徒和交流，互为邻居，时刻互动。帕米尔高原西边或中亚与西亚之间有青金石之路，东边或中亚与东亚之间有玉石之路，沟通东西的是青铜之路。洲际互动在青铜时代已蔚然成风。牛羊往来，骏马奔驰，麦浪滚滚，欧亚非三洲之间并无明确的分界线，旧大陆已形成连续互动的体系。
聚合与离散（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是全球史重要研究视角，青铜与游牧文化的离散和中国民族文化的聚合是两个极好的例证。从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中心来看，西亚青铜冶炼技术和中亚游牧文化全球扩散。青铜技术起源于西亚，首先扩散到中亚、地中海地区、南亚，然后扩散到欧洲大部、东亚和东南亚、南部非洲，乃至整个旧大陆及其附近岛屿；与此相关的文化要素有小麦、砖和黄金崇拜。游牧文化形成于中亚，然后向四面八方扩散，与印欧文化的形成和印欧人的扩张密切相关。青铜时代世界体系是由西亚中亚向周围扩张形成的，五千年前局限于西亚及其附近地区，四千年前扩展到中亚地区，三千年前普及到几乎整个旧大陆。
另一方面三代文化是聚合而成。本土起源的猪、狗、鸡和外来的牛、马、羊组成了六畜，外来的麦与本土的稻、粟、黍、豆构成了五谷。牛耕姗姗来迟，耒耜或锄头一直是基本的生产工具，犁耕与锄耕互补形成了东亚农业传统。丝绸西传，毛毯东播，丝毯是东西文化交织的象征。舟船源自中国，车马来自中亚，舟船车马在中原交汇。夯筑是本土起源，秦砖或周砖源自西亚，夯土城墙外砌砖边是东西合璧。土葬是东亚文化特色，火葬源自中亚，土葬火葬并行不悖。礼乐文化源于新石器时代，好战风尚来自中亚，祀与戎均成国之大事。玉文化源于新石器时代，金崇拜始于青铜时代，金声玉振集大成。祭祖是东方特色，拜天是中亚传统，敬天法祖两不误。上述十个方面综合比较研究均可证明三代文化“双螺旋”特性：新石器时代文化是本土起源，以定居农业为特色，是中国文化的基础；青铜时代游牧文化来自西方，影响了整个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上层文化；两者有机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三代文化。离散如裂变反应，是文化传播或扩张的主要形式；聚合如聚合反应，是文化进化加速的根本动力。
世界体系是开放的动态系统，人类迁徒和文化特别是技术传播是青铜时代世界体系形成和变化的关键因子。四足动物和无足植物都可以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两足的人难道会止步不前？分子遗传学研究证明了人类的同一性，中国人并不是特殊人类，与其他人一样同源于非洲。新疆等地发现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址的主人部分属于印欧人，殷墟遗骨中亦有印欧人成分。三星堆青铜群像、西周蚌雕人头像、白浮西周墓葬中出土青铜人面像等均有明显的印欧人特征。吐火罗人开拓了丝绸之路；赤狄、白狄交侵，“中国不绝若线”。部分印欧人春秋战国时代进入了山东。通过东亚及周边地区基因多样性的比较，发现90%以上的人来自南方即蒙古种人或夷人，不到10%来自西方即印欧种人或夏人，汉人多数是混血而成。我们的祖先不是来自南方就是来自西方，不可能土生土长永不迁徙。
现代世界体系概念已深入人心，中古世界体系亦众所周知，古代世界体系也逐渐清晰。中国考古人类学之父李济指出：“中国的文化和种族史的宏大堪与整个欧洲的文化和种族史相比拟。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察并以此为依据来研究，才能在中国古代史及其考古遗存的阐释上取得真正的进展。”
一百年过去了，中国世界观应该有所改变了。中国自古就不只是中国之中国，而是亚洲之中国，亦是世界之中国。中国与世界不是并立的，而总在世界之中。格格不入或闭关锁国只会自取灭亡。互联互通不仅促进物质资金交流，更是恢复人类精神血脉联系。
（易华先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