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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灯新话》: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禁书讲些什么 
作者:[乔光辉] 来源:[人民网2015-04-13] 2015-04-15


    说到明清著名小说,大家会想到《水浒传》《三国演义》,其实当年还有一部《剪灯新话》也是非常有名的。它是在南京写的,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被官方明文禁毁的小说。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它在周边邻国大量流传,并对亚洲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遭禁是因为明代最高学府校长上书倡议

    《剪灯新话》是明洪武十一年(1378)写成的,永乐十九年(1421)重新校订出版,正统七年(1442)被禁。

    它之所以会被禁,与当时的国子祭酒有关,也就是明代最高学府——国子监的校长。此人叫李时勉,那时刚上任几个月,可是很郁闷,为什么自己精神饱满地走向讲堂,激情洋溢地宣讲四书概要,这太学生们还是打瞌睡呢?于是他晚上到学生宿舍去交流,询问大家都在看什么书,是《春秋》呢,还是《诗经》?没想到学生们看得最多的书,竟是一部《剪灯新话》。

    李时勉很惊讶,他知道这是国子助教瞿佑写的小说,听说此人学富五车,还一度在太学讲授《春秋左氏传》,但他自己没有看过。这位校长有点偏执,他主持太学工作期间,主张“格致诚正”,小说是不能读的。

    于是校长从学生那里借了本书,回家挑灯夜读。看着看着,他觉得越来越不对劲,于是连夜给皇帝写了奏折,第二天就赶到皇宫去向皇帝汇报这件事。当时的情况是李校长给皇帝上书谈了很多内容,皇帝觉得不耐烦,就让礼部尚书胡滢开了一个小型研讨会,会上的人觉得李校长说得有道理,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遭禁毁的小说就产生了。

    对于这件事,史书是这样记载的:

    近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薄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实非细故。乞敕礼部行文内外衙门及提调学校佥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禁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诏下礼部议。尚书胡滢等以其言多切理可行……帝是其议。

    那么,《剪灯新话》真的就如李祭酒所说,是“俗儒”所作的“邪说异端”?李时勉究竟对小说中的哪些内容产生反感呢?

     题材上:“假托怪异之事”

    李时勉眼光是独到的,一眼便看出《剪灯新话》与四书五经的不同。小说的本质是虚构,当然要“假托怪异之事”。《剪灯新话》穿越时空,打破时空界限,让古人与今人对话,死人与活人对话,这正是它特有的叙事方式。

   《剪灯新话》多篇写到人鬼恋,如《滕穆游聚景园记》《牡丹灯记》《绿衣人传》等。《滕穆游聚景园记》通过滕穆巧遇故宋宫人郑芳华并与之同居3年的奇事,抒发了作者的怀旧情怀,表现了对乱世宫女命运的深切同情,体现出作者博大的人文关怀。《绿衣人传》则通过绿衣女与赵源人鬼恋故事,歌颂了青年男女追求恋爱自由的精神,并揭露了奸相贾似道残忍暴虐的行径。前者侧重抒发历史兴亡之感,表达对宫女命运的同情;后者则在人鬼恋中融入了反权奸的政治内涵。

    这些篇目完全是小说家“虚构”的,借以表达特定的思绪。用李时勉的话来说就是“假托怪异之事”。《明史》记载,李时勉“性刚鲠,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他无法理解,身为朝廷命官为何虚构小说,便只能用“俗儒”斥之。

    手法上:“饰以无根之言”

    李时勉也很准确地抓住了《剪灯新话》善于“修饰”的特点。这其实是当时评论者的一致结论。兵部尚书赵羾以及礼部侍郎唐岳均认为《剪灯新话》“虽涉怪奇而善形容”,胡子昂说:“阅先生所述多近代事实,模写情意,酝酿文辞,浓郁绝丽,委蛇曲折,流出肺腑,恍然若目击耳闻,惩劝善恶,妙冠今古,诵之令人感慨沾襟者多矣!”

    因为善于修辞,作品写得真实感人。桂衡读《剪灯新话》的感受是“倏而晴兮忽而雨,悲欲啼兮喜欲舞”。然李时勉以理学自负,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自然无法理解小说以情动人的艺术魅力。

    思想上:“邪说异端日新月盛”

    传统儒学发展之理学,明初已成为国家之指导思想。李时勉欣赏的是“怀德蕴义、砥行立名之士”,主张文艺为政治服务。而《剪灯新话》的可贵之处恰恰是对传统儒家的用世理想作了深刻的反省。

    《修文舍人传》篇即是代表。文中描述一个叫夏颜的文人,执著于自己的著述,希望以此“不与草木同腐”,但是学术不能养家糊口,结果客死润州。一天,他生前的一个友人遇到他,才知道夏颜在阴司被任命为“修文舍人”。夏颜大讲阴间的公正无私与人间的黑暗,还委托友人将他生前著述“刻之桐梓,传于好事”,友人答应了。事后,夏颜非常感谢,“其家祸凶吉福,皆前期报之”,后来还推荐友人接任“修文舍人”一职。

    这篇小说非常耐人寻味,文本表层的意思是以阴间的公正衬托阳间的黑暗,但夏颜后来推荐朋友接任自己官职,而病中的友人仅仅听夏言描述有这么一个官位等着他,便“不复治疗,数日而终”,揭示出儒家的功名意识对一个普通百姓的腐蚀何其深刻!

    事实上,由于小说作者生活在元末明初,作品描述了元末江南城镇商业文化的发展对市民的影响,打上了元末特定时代的烙印,流露出与传统不同的思想。这是身为祭酒的理学家李时勉所不能接受的。

    邻国有多部仿作出现,产生巨大影响

    因为遭到禁毁,《剪灯新话》在国内流传比较少,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它。但是,瞿佑、李时勉等人不会想到,这部小说并没有因为遭禁毁而失去应有的魅力。后来这部遭禁的小说引起了朝鲜李朝人的兴趣,就到大明来把这本小说搞到了,后来又传到日本和越南去了,对亚洲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中国文学传播史上一个罕见的个案。

    当时,朝鲜李朝正在积极倡导学习汉语,而《剪灯新话》写的正是平民化的故事,并且以情见长,文字又非常浅显,让人读了以后非常感动,于是成了他们喜闻乐见的汉语教材。该国一位文人林芑甚至对该小说作了详细的注解,即《剪灯新话句解》,对小说中的一些汉字的读音、语意进行详细解析,对于一些李朝罕见稀有的动植物、果实等,注释也极为细致。

    朝鲜半岛一开始只知道诗歌、词,不知道还有小说这种文体。金时习,朝鲜李朝的一位著名作家,模仿《剪灯新话》创作了《金鳌新话》,从此朝鲜半岛有了第一部他们自己的小说。金时习能把握《剪灯新话》“美如春葩变如云”的艺术魅力,同时又具备一流的文学素养,以瞿佑模式载朝鲜李朝文物,在小说中融入本民族文化和自己的独立思考,揭开了朝鲜文学史的新篇章。

    《剪灯新话》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也经历了由形式到内容、由外表到精神的渗透过程。先是翻译,后是创作,由《奇异怪谈集》《伽婢子》到《古今奇谈英草纸》《雨月物语》,均有《剪灯新话》的影子。

    不过《剪灯新话》在日本的流传与接受,也反映出中日两国审美与文化的差异。沿着瞿佑的轨迹,日本作家上田秋成的思考进一步深入,他的《白峰》客观上肯定了造反精神,肯定了舍弃道德考量的“魔道”精神,形成了别具日本风格的作品。

    在越南,也有对他们的文学作品产生巨大影响的仿作出现。其著名作家阮屿就模仿《剪灯新话》创作了《传奇漫录》,两位作家进行着跨民族、跨时代的隔空交流。

    一位美国学者称《剪灯新话》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具有跨国影响力的古典小说,它的文学传播价值非常大。好在,上个世纪20年代前后,这部小说被从日本重新引进回来,国人得以重新认识这部小说,重树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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