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空间的本质，也是一切思想的基础。存在的显与隐，意义的有与无，主体间的共在与否，都是时间的去蔽与遮蔽。理性是一种非时间存在，其最高处，可以是一种无时间存在。哲学上的本体论与演化论，宗教上的最高存在与宇宙的创生，其根本处，展现的正是有时间（时间存在）与无时间（非时间存在）的共在与互补。太极图与十字架，是中西文化异同的最形象、最准确的符号显示，一元与二元，存在与非存在，有与无，关联与独存，内在与外在，灵与肉，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神，主体与客体，理念与神，等等，是否以时间的思维框架为思想坐标原点，是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本所在，更是二者交流、对话、共在的前提。
《周易》乃“六经之首”、“三玄之冠”，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宇宙观、哲学观、宗教观的理论基础，与《圣经》、《古兰经》、《吠陀经》等都是轴心时代产生的不同文明的最根本的元典。本文将从《周易》的时间观入手，展现中西文化时间观的异同，并进一步寻求未来思想共建的切入点。
翻开《周易》的文本，“时”是一个根本性的概念，《易经》与《易传》中涉及到“时”的共有58处，经文虽只有一处，但所用与时间有关的文辞很多，如甲、庚等，有的直接用月日表示。《传》文57处，加上64卦的时空模型结构，尤其是后来，在象数思想指导下所形成的中国术数文化中，时间思想得到了全面的阐述。对《周易》及术数文化的时间观的特点进行详细分析，就能把握中西文化的异同，进而互补。
一、有时（时间存在）与无时（非时间存在）
《圣经》上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就是逻各斯，同时又详细描写了上帝如何用语言在6天中创造了宇宙包括人类。也就是说，上帝本身是无时间（非时空存在）的，而其创造过程，却体现了一种时间存在。但这种创生，不过是上帝随心所欲的设计。人类与上帝不过是设计者与产品、创造者与被造物之间的关系，而人类的所谓时间，不过是上帝随心所欲的产物，非时间存在的上帝设计、决定人类的时间存在。
在哲学层面上，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认为，时间具有不定性，因而只能属于同样是不定性的、低层次的意见之列，应该被排除在确定性的、高尚的真理之外。西方哲学的真正奠基人柏拉图，则把无时间性的理念作为本体，宇宙不过是对理念的拙劣模仿，理念与神是一体的，所以，时间就是造物主模仿永恒的摹本。笛卡尔高倡“我思故我在”，为西方思想确立了一种最高的无时间性的纯意识主体，作为逻辑存在。最终经过黑格尔的逻辑体系，回到绝对精神，从而根本上消除了时间，也消除了历史。其间虽有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但最终归于无时。总而言之，从逻辑与历史的关系看，西方文化是逻辑高于并且统治历史，无时（非时间存在）统治有时（时间存在）。
而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从根本上讲，则是一种时间文化，是逻辑与历史、有时（时间存在）与无时（非时间存在）的动态统一。一方面，时间是中国文化之本，从宇宙演化的角度看，易之三义之一的变易，就是“唯变所适”、“与时偕行”，无论是从太极、两仪、四象、八卦、64卦，再加上天干地支的时空指示，三元的时空演化，都可以建构起多元化的变化模型，从而预测多种可能性。道家思想的“无中生有”，其本质也是变易，佛学的空、无常、无自性，就是变易。因此，从时间的维度看，亚伯拉罕宗教体系文化只能是一种两世式的直线时间模式，中国的道教追求长生不老的永恒存在，虽然是一种直线式的一世存在，但没有历史或时间的终结思想。佛教则在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中展开时间。因果关系本质上讲，就是一种时间关系，所谓涅槃或成佛，西方极乐世界或净土，也不过是一种精神境界，而且佛教所论述的时空，是超出人类想象力的大尺度时空，不存在时间与历史的终结问题。
另一方面，从本体论看，64卦所形成的，包括干支时空模型所构造的宇宙本体模型，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西方的理念，上帝的道说，也是一种逻辑模型，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固化性，因而，《周易》有“制器尚象”之说，约同于柏拉图的对理念的模仿。
但是这种类似只是表面的，根本点是完全不同的。与理念是无时的、上帝也是无时的、无时统治有时的西方文化不同，《周易》的“不易”是一种动态的“不易”，一种来自宇宙、说明宇宙的有限无边的宇宙模型，是历史或时间中的逻辑，逻辑的历史展现，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而且，从根本看，变易为本，时间为本，有时决定无时，二者在动态中统一。更重要的是，这种“不易”的模型，是逻辑与时间（历史）统一的产物，首先是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察法于地”，“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或以“河图洛书”为蓝本而形成的宇宙符号模型，这种动态的模型，又可以作为生产、生活摹本，从而制造出具体的文明产品，这是“制器尚象”的真正含义。所以，这种“不易”在本质上仍然是“变易”的。大乘佛教中，“烦恼即菩提”、“入世即出世”，道学中“有为即无为”，孔子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都是同样的思想。
从更大的时空维度看，64卦以未济卦结束，本身就展现了一个大的周期与循环。这种循环，并不是复制，而是一种动态的、结构的、有着随机涨落的大循环，其中蕴含着许多变量，是一种大尺度的循环与周期时间，小尺度直线时间的有机结合。
二、共时（关联时）与独时（分离时）
逻辑高于历史，非时间存在为本，必然导致时间思维的独一、割裂、外在思想的产生。牛顿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提出了“时间筐”理论，认为时间是一种外在的客观存在，与物质运动无关，更与人的主观性无关。康德提出了时间为主体的先天感性形式与范畴直观，在一定程度上把主体与客体连接在一起，但这只是一种认识论的角度，根本上，时间是与人的存在无关的。现代伟大的自然科学家爱因斯坦，通过狭义与广义相对论，彻底抛弃了牛顿的“时间筐”理论，指出了时间与物质运动的内在关联性，量子力学根据测不准原理，把这种思想进一步加强。奇点大爆炸宇宙论，设计了一个时间开端与终端，超弦理论、上帝粒子组合理论，都提出了许多富有见解的时间思想。但是，从根本上讲，仍然没有摆脱把时间对象化、外在化、形式化的根本特点。胡塞尔把康德的时间思想发展到了极致。他认为，时间是先于认识对象而存在的最初现象，意识流的多元化统一便是时间，它的组成是意识最早就知道的，所以可以称作“内在时间意识”，现在与过去可以互相再造，时间与主体的关系更加紧密。但是，胡塞尔现象学的最大问题正在于，意向性并不是来自于纯粹的自我，而是来自于过去、现在、未来滞延的体验场，无法还原到原处的场域，时间还是一种外在性存在。
这种失去了人与世界的原初关联性的时间观，在海德格尔那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他通过时间性主体置换了笛卡尔的思维主体，把胡塞尔的“内在时间意识”转向了此在的解释学的时间性分析，将时间作为理解存在境域意义的根本场域，存在就是时间。海德格尔的“向死而在”思想，虽然极大地拓宽了生命的意义区间，却在最终处设立了一种超越此在的时间存在，是逻辑理性与上帝时间观的遗迹。
《周易》的时间观，从根本上异于西方思想。
首先，是一种关联性、系统性时间观。“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在这个有限而无边的生命系统中，时间就是生命与宇宙的本质，不存在任何单独的时间，一切都在大化流行中，时间就是存在，存在就是时间。64卦动态模型，展现的正是主体与客体、内在与外在、物理与心理、直线与循环、遮蔽与去蔽、先在与生成的时间与意义的不断展开。逻辑与历史也正是在这种生命之流中达到内在统一。“未知生，焉知死”，生命是一种永无休止的洪流，时间也正是生命本身，与海德格尔“未知死，焉知生”形成鲜明对比，所以，西方文化从根本上看，不可能跳出直线与终结的时间怪圈。
其次，《周易》的语言与符号系统，并不指向抽象现成的概念体系，也不趋于逻辑化和对象化。一般来讲，意识是人在其当下之体验中，不断超越其内在性的过程中，形成的动态直观的整体，是内向性体验并外向构成对象的整体。从语言学看，一个陈述判断语句，或者给出名称，或者给出共相，表现的是对象与客观性，也从直观角度展现意识活动的超越性与敞开性。但是，这种敞开是一种逻辑范围内的运演，是一种静态的、非时间的逻辑变化，与实际变化无关。《周易》的“设卦观象系辞”，就是“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辞并不是直接指向道、意，此谓之“尽象明意”，通俗讲就是通过象来认识宇宙。象本身就是一种时间性、动态性、历史性、关联性、变异性存在。由此，《周易》所形成的四圣人之道的“象辞理占”，64卦与五行干支等构建的模型，与西方语言学的概念到逻辑推演，内涵外延的清晰化、对象的固化完全不同，“卦以存时，爻以示变”，一切都是动态化的、关联化的构成，离开了时间，这个体系不复存在。因此，意义的开显，就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概念或语句表述，而是一种动态的，完全时机化的、独一化的场域的展现。意义的显现，就永远是一种开放式的、创造式的。
更重要的是，《周易》的时空是一体的，空间的本质还是时间。64卦都是“时”与“位”的统一，“圣人之大宝曰位”，“天地设位”，“六位时成”，“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位有阴阳、贵贱、君臣、夫妻之分，但是，这种位，即空间，不是静态的、分离的，而是时间中的位，离开了时间的空间是不存在的。如果说，西方文化是一种以逻辑和空间文化（粒子性）为主的、为根本导向的文明体系，时间性只能是其从属性存在，中国文化则是一种以历史和时间（波动性）为主的文明体系，空间性、逻辑性是辅助。时间只能是共在的，不可能真正分离，而空间是可分的，逻辑本身就是独立单元的一种组合，独时思想就是必然的。
三、几时（初始状态）与固时（线性时间）
由于时间观的根本差异，导致了人们如何体认时间、掌握时间、开显意义的重大区别。西方文化的直线时间观在科研、生产、生活中必然体现出一种线性时间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一方面表现为：空间化的时间思维，时间变成一种粒子性存在，在任何一种系统或事件中，时间必须是一种稳定的、持续的、有明晰起点的存在。另一方面，这种时间观必然导致西方思维对非线性时间、随机涨停、初始状态的无能为力。表现在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熵增原理所导致的系统无序化而停滞，西方文化对此无可奈何；突变论对初始状态虽有论述，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蝴蝶效应等随机涨落问题，因而西方经济模型无法预测2008经济危机，西方哲学也不能从根本上摆脱这种线性时间观，不管是胡塞尔的理智直观，还是海德格尔的生成、构成，还是书写、文本、踪迹、缝隙、他者等思想，都不能从本质上改变线性思维模式。
而《周易》的基本符号阴阳爻，不仅是两种宇宙存在状态的模拟，更是时间状态的模拟，“阴阳之义配日月”，“阴阳不测之谓神”，“唯变所适”，这是一种相护交错与引发，是在“生生不息”中，体现出来的具有“至变”特征的“时”，是一种初始状态的、非线性的、随机涨落的、非理性的原生时，而不是像西方那样的现成时间质料存在，无法被对象化、实体化。也就是说，它不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对象化的时间，而是一种存在意义上的领会。
《周易》四圣人之道，最根本的是“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因为辞也好，象也好，虽然可以从总体上、原则上指导人的行为，但是这种吉凶悔吝，绝不是某种可以严格遵循、一丝不苟执行的教条，更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逻辑化、清晰化的具体指示条例。因为《周易》的象的根本特点正是时间意义上的动态分类，是卦爻之时空与人的行为之互动而构成的动态系统。卦主要体现一相对长的时间段的变化，爻则在适时变通的意义上展现时的运动，但这种时间段，并非具体的时间与时段，宇宙从乾坤到既济、未济，展现的是正是大化流行的不同阶段的状态与情势，每一卦对存在的象征，都不是对具体时间的客观描述，而是人于其中所形成的“时机”。所以，“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于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
初始状态问题，包括随机涨落、非线性、边缘、踪迹、逆时等，都是西方文化解决不了的问题。模型方法，大数据理论，云计算，从根本上脱离不了线性时间思维模式，因为非线性，在其本质上属于非理性思维范畴，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属于理性思维与非理性思维的有机统一，是线性时间与非线性时间的互成。西方宇宙论的上帝粒子模型仍然是线性的，超弦理论虽然具有波动性，但是，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决定了他们还是解决不了波粒二象性问题。
从现代西方哲学看，现象学虽然认真讨论了主体间性问题，但实际上仍然是单独主体的主客互动问题，根本解决不了主体间性。后期现象学虽然形成了二次、三次改革浪潮，全面探讨了他者问题，但是，我与他者，还是一种完全独立的存在，因为此理论最终归属绝对他者——上帝，仍然处于人神二分的思维模式中。
而《周易》是对初始状态的最佳掌握，更是对非线性状态的预知，只要我们对《周易》与术数文化的起卦、布局、取象方法做一分析，就可以明显感受中西文化的差异。这种预测可以分为动态和静态两种：八字预测属于静态，以人的出生时间为基准预测一生命运，而人的出生时间本身就是一种非线性时间，是不可控的，或者是一种非理性、无意识时间，但从这种非线性时间却可以推演人的命运，属于从偶然到必然。六爻预测，是一种最典型的非理性、非线性预测，无论是“十营而八变”的大衍筮法，还是火珠林的金钱课，所成之卦完全是无意识、非理性的产物，也可以形成准确的判断。如果包括梦境预知，萨满感知，都属于从非理性、非线性时间的预测，与西方文化有天壤之别，真正解决了初始状态问题。而梅花易数、奇门遁甲、金口诀等则可以随意的、无意识的时间形成中，解决我与他者的共在问题。
不仅如此，“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神以知来，知以藏往”，“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这是一种典型的逆时思想，不仅可以预知未来，也可以预知过去，这样就把过去、现在、未来真正联系起来，就不再仅仅是统觉、先验想象力、意识滞留，而是一种真正的共在、构成。
所以，孟子在对历史上的圣人进行评价时，将孔子奉为“圣之时者”，就是一种最高的称赞，中国儒释道文化的境界论，都是在时间中形成的动态化的、多元化的存在，而不是上帝的超时空存在，这是本文的最终观点。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