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启超的学术研究中，有一个重要内容——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未为人们所重视，这是对全面评价梁启超的一大忽略。事实上，梁氏这一研究为开创我国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新学科所做出的贡献是重大的。可以说，当时的学术界，还没有谁能在比较的广度和深度上与他相颉颃。本文试从四个方面作一论述。

　　一、比较的专门性

　　早在1840年，中西文化比较就被客观地推到了中国知识分子面前，人们在探寻中华民族的出路时，已无不涉及这一内容。但是，在尔后长达60余年的时间里，它并不是作为一个科研课题被学术界所意识的，人们只是迫于亡国的惨痛，急功近利地作了一些直观的面层比较而已。而且这样的比较，也都是掺和在其他政治、经济文章之中，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那么，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作为一个正式的科研课题，究竟是什么时候被我国学术界所意识的呢?笔者认为，考察的主要依据是：何时有了这方面的“专门性”著作或论文。如果这一依据能成立的话，那末，这个“临界点”的突破，应该说是由梁启超在20世纪初完成的。

　　1902年前后，梁启超发表了一大批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著作和论文。这些论著和前人的有关文章相比，大都具有“专门性”的特点，有的甚至在题目上就显示出强烈的“比较”色彩，如《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加布儿与诸葛孔明》、《中西宗教家哲学家爱说之比较》、《先秦学派与希腊印度学派比较》(章节)等等;或用“连词”将两个比较客体加以联系，或直接标以“比较”二字，表现出比较研究文章外在形式上的一个明显特征。

　　从这些论著的内容看，也富有比较的特色。它们已不再是掺和、混杂在其他政治性文章或译著中的片言只语、诗话式点评(如严复译《天演论》中的某些评语等)，而是主题单纯、结构严谨，洋洋洒洒、成千上万字的专题论文或著作。《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近4000字，“取两域数千年之历史比较而观之”，章章紧扣，节节相连，毫不旁逸斜出;《墨子之论理学》达1万字，也是专门比较培根的形式逻辑与墨氏“辩学”之异同，不曾稍涉其他内容;长至7万字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更是我国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发轫期所难得的巨著!这篇长论虽谓论中国学术的变迁趋势，实际上是比较、分析中外文化，其着眼点是“强调中外交流、中西学结合”。全论凡七章，次第而下，无处不与西方文化相关联。其中特别将先秦文化与古希腊文化，中国“近世史时代”文化与欧洲文艺复兴文化列专段进行了较全面深入的比较。或从时间上作纵向考察，或从空间上作横向对比。探其源头，评其地位，析其特质，究其影响。以其篇幅而论，仅比较“先秦学派”与“希腊学派”的“长”处和“短”处一段文字，就有5000余字;以其成就而言，某些见解，堪与今日比肩，有较高的科研水平和学术价值。无疑，该论可以视为我国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奠基作之一。

　　梁启超说:“学术愈发达则分科愈精密，前此本为某学附庸，而今则蔚然成一独立科学。”②他的上述专门性论著、正说明我国中西文化比较研究随着历史、时代的发展，已从别的学科中分离出来，摆脱了依赖于其他文章的“附庸”地位，从而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课题。

　　二、比较的自觉性

　　所谓自觉性，是“指人们认识并掌握一定客观规律时的一种活动。”③梁启超之所以能完成我国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质的飞跃”，除了是历史、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外，与他自觉的比较意识是分不开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已经认识到“有比较才有鉴别”的认识规律。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总论》中指出：“凡天下事，必比较热后见其真，无比较则非惟不能知己之所短，并不能知己之所长”。他认为，中国文化长期不能“发挥光大”，就因为人们缺乏“比较”，“徒为本国学术思想界所窘，而于他国者未尝一涉其樊”。因此，要复兴中国文化，非得加强比较研究，“于彼乎，于此乎，一一撷其实，咀其华，融会而贯通”不可。我们知道，只有用联系的观点，比较的方法去分析事物，才有可能把握其实质。梁启超强调“必比较然后见其真”，说明他对这个规律是有所认识的。他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正是在这个认识基础上所进行的一种自觉的科研活动。

　　其次，有了开创一门比较文化学的理性要求。梁启超早就对“考据之学”深为不满，“十年来所排斥不遗余力”。④随着民族危机的日渐加深，政治、经济局势的每况愈下，这种“不满”情绪愈加强烈。戊戌变法的流产，更迫使他在“失败的教训面前进一步反省文化机制本身”，开始进入他一生中“文化观念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的重要时期。⑤他深深地意识到建立一门比较文化学以揭示中国文化内在的落后因素的重要性，认为“至今未闻有从事于此者”是由于不知道“比较”的重要性，所以，他摆脱初时那种犹豫和彷徨状态，决心去“从事于此”。他满怀激情地写道：“吾爱我国，吾爱我国民，吾不能自已，吾姑就吾所见及之一二，杂写之以为吾将来研究此学之息壤，流布之以为吾同志研究此学者之毕路蓝缕。天如假我数十年乎，我同胞其有联袂而起者乎?伫看近世史中我中华学术思想之位置何如也!”这段文字，充分反映了梁启超从更深的层次上——中西文化结构的差异上探讨中国社会积贫积弱原因的迫切心情。实质上，它意味着中国人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两次失败后，新的民族文化观念的进一步觉醒：要“恢复乃祖乃宗所处最高尚最荣誉之位置”，便再也不能在旧有文化的框架内左冲右突，苟延时日，而应当赶快打破它，“张灯置酒，迓轮侍门”，迎接“泰西文明”的到来，积极开展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让“彼西方美人”，“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促进中国文明的复兴。

　　可见，梁启超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已不再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直观比附，而是自觉意识的产物，是一种“有计划的、有远大目的的活动”。

　　三、比较的理论性

　　梁启超不仅提出了开展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理性要求，而且较正确地解决了建立该学科所必须首先解决的一系列重要理论性问题。诸如对为什么要开展比较研究?怎样对待、评价中外文化?未来文化发展趋势如何?以及“西学东渐”等等，都有其独到的看法，初步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理论。这是梁启超对该学科的最突出的贡献以及超越前人的地方。分述如下：

　　第一，积极的比较文化观。梁启超开展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不是要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恰恰相反，是要“采择补正”、“增长光大”中国文化，让中国文化重新“执牛耳于全世界”。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一方面，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因素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另一方面，又充分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特优于他邦者自不少”，主张对传统文化要语长言短，一分为二。“语其长，则爱国之言也;语其短，则救时之言也”。不能越比越消极，越比越虚无。他指出，“故合世界史通观之，上世史时代之学术思原，我中华第一也”，“中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惟近世史时代，则相形之下，吾汗颜矣”。然而，“近史之前途，未有艾也”，又安知我们不能恢复“乃祖乃宗所处最高尚最荣誉之位置”呢?他认为，只要我们不妄自菲薄、自暴自弃，“汇万流而剂之，合一炉而冶之”，中国文化前途是不可估量的。基于这个积极的比较文化观，梁启超在开展中西文化比较时，总是能于羞辱中发现自豪，在悲观中看到希望，从沉痛中汲取力量，始终保持着坚定的民族自信心和高昂的爱国热情。无疑，他为我国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学科的发展奠定了一个积极的、健康的、昂扬向上的基调。

　　第二，对待中外文化的原则。怎样对待“本国文化”和“外国文化”，在本世纪初已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则徒为本国学术思想界所窘，而于他国者未尝一涉其樊”;“一则徒为外国学术思想所眩，而于本国者不屑一屠其意”。梁启超对这两种观点都表示不赞同。他认为中国文化“博大而深赜”，应该认真总结;外国文化“灿烂而蓬勃”，也值得很好吸收。在对待中西文化问题上，其基本原则是，既要反对“以本国固有之学而始为学”的保守思想;也要反对“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的不良倾向。特别针对当时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一些青年人从盲目排外走向民族虚无、鼓吹全盘西化的思潮，他告诫说:“凡一国之立于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质，欲自善其国者，不可不于此特质焉，淬厉之而增长之。今正过渡时代苍黄不接之余，诸吾如爱国也，欲唤起同胞之爱国心也，于此事必非可等闲视矣”;“且诸君皆以输入文明自任者也，凡教人必当因其性所近而利导之，就其已知者而比较之，则事半功倍焉。不然，外国之博士鸿儒亦多矣，顾不能有裨于我国民者何也?相知不习，而势有所扞格也”。认为对西方文化不能完全照搬，而要考虑到我国的社会生活习惯和民族心理特性。这在当时不失为金石之言，在今天亦很有现实意义。

　　第三，衡量中外文化的标准。开展中西文比较，是为了采撷二者之精英，这就要有一个取舍的标准。梁启超认为这个标准应当是：“以其学之可以代表当时一国之思想者为断，而不必以其学之是否本出于我为断。”这个标准的主要价值，不在于它突破了狭隘的国粹主义的束缚，而在于它的“现代性”和“广泛性”。它是从时空两个方面进行界定的：在时间上，强调必须是“当时”的，一切陈腐、僵死的东西都与之无缘，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在空间上，强调必须能代表“一国之思想”，即能代表全国人民的思想，合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要求，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当然，不同时代“一国之思想”不尽相同，但作为一个抽象的形式，这个标准是有其永恒存在的价值的。

　　第四，中国未来文化模式。中国未来文化究竟如何?是继承传统，还是全盘西化?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这是人们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的中国未来文化模式不同于上述观点，他有自己独到的构想，即：“合泰西各国学术思想于一炉而冶之，以造成我国特别之新文明。”这个模式有三个特点：一、它是一种“新文明”，既不是中国传统的，也不是西方近代的;二、它是“我国特别”的，即具有中国特色的;三、这种“新文明”没有机械地割裂为“体”“用”两个部分，而是择取各国文化精华“合而冶之”的有机融合体。应当承认，如果排除梁启超所憧憬的“新文明”的具体内容，这个模式是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第五，文明碰撞理论。梁启超认为，世界文化总是在两种不同质的文明相互“碰撞”后而获得更大发展的。以西方而言，古“埃及、安息藉地中海之力，两文明相遇，遂产出欧洲文明，光耀大地”，“其后阿剌伯之西渐，十字军东征，欧亚文明，再交措一度，乃成近世震天铄地之现象”。以东方而言，“中华当战国之时，南北两文明初相接触，而古代之学术思想达于全盛;及隋唐间与印度文明相接触，而中世之学术思想放大光明”。因此，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既不会是中国文化的纵向延续，也不会是西方文化的横向兼并，而是“两文明”(“欧美”文明和“中华”文明)的相互碰撞，不断融合。根据这个理论，梁启超还预言：“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西学东渐”是历史演变之必然，是文化发展的规律。任何惊慌恐惧和闭关锁国都是不必要也是没有用的，一切爱国同胞，都应顺应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积极促进两文明再度碰撞。必须指出，梁启超这个理论不只是阐述了一种文化现象，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世界文化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从而为开展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由上可见，梁启超对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都有所接触。他的这些理论形成于我国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萌芽阶段，的确是难能可贵的。我们今天的有关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理论，基本上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甚至于水平上，也没有高去很多。仅此一点，亦可以看出梁启超对该学科建设的贡献有多大了。

　　四、比较的全面性

　　梁启超对我国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贡献还表现在比较的全面性上。所谓“全面性”，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从文化“整体”出发进行比较;二是对文化的各小“分支”进行广泛比较。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等人主要是从军事技术上同西方的“奇技淫巧”进行比较的，其范围甚窄;60年代后冯桂芬等虽然将中西文化总起来考虑，提出了“中体西用”的理论模式，但他们的所谓“中体”，无非是封建道统，所谓“西用”，仍只是先进的科学技术而已;严复前期在译介西方著作时所作的点评，也一般只是侧重在哲学、政治方面。以上比较不仅于文化的各个分支涉及有限，更缺乏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整体思考的宏伟气魄和规模。梁启超在这一点上所表现出来的气度和胸襟是空前的。

　　首先，他是从中西文化“整体”出发探讨两种不同体系文化的异同，上文提到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总论》那段文字，已能说明这一点。他所说的“四库著录”、“他国文字”、“泰西文明”，以及“于彼乎，于此乎”的“彼”、“此”等等，都是指文化“整体”。另外，他还多次提到要创建一种“新文明”，亦即要创建一种“新文化”。1921年，他在南开讲授“中国文化史”课时，凡谈及中西文化的地方，便不再使用“文明”这个词，而改用“文化”：“世界他部分之文化民族……其与我接触交通之迹何如?其影响于我文化者何如?我文化之影响于彼者又何如?’’⑥显然，他是一贯着眼于文化“整体”比较的。

　　其次，梁启超对中西文化的各个“分支”进行了广泛的比较。诸如哲学、经济、政治、道德、文学、教育、历史、地理、宗教，乃至人种、气候等等，无不囊括在他的比较研究范围之中。

　　在哲学上，他认为中国古代不如古希腊形式逻辑发达，“论理思想之缺乏”，“无抗论别择之风”。“希腊哲学之所以极盛，皆由彼此抗辩折衷”，“而中国殊不然，此学之所以不进也”。

　　在经济上，他认为西方人尚“奢”，愈奢而“货之弃于地者愈少”，用于人者愈多，因此其“国愈富”;东方人崇“俭”，愈俭而货之弃于地者愈多，用于人者愈少，故“穷糟不可终日”。⑦

　　在文学上，他认为中国长诗不及西人，“如莎士比亚、弥尔敦、田尼逊等，其诗动亦数万言。伟哉!勿论文藻，即其气魄固已夺人”，中国“长篇之诗，最传诵者，唯杜之《北征》、韩之《南山》”，“然其精深盘郁雄伟博丽之气，尚未足也。”⑧

　　还从宗教上指出：“古代各国皆行多神教，或拜下等动物者，所在皆是。中国前古，虽亦多神，然所拜者，皆稍高尚而兼切于人事。”

　　从伦理上指出：“伊壁鸠鲁”的极端“利己主义”是为“邪说”，将会导致“社会灭亡”;中国墨子的“平等无差别之爱”，“实爱说中之极普遍、极高尚者”，然“实行颇多窒碍”。⑧

　　象这样的论述，在《饮冰室合集》中，触目皆是，不胜枚举。当然，其中有些见解也不一定中肯和正确，亦有偏激和错误的地方，但不管怎么说，梁启超从比较文化的角度为后人提出了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为我国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全面展开展示了广阔的前景。

　　总之，梁启超所比较研究的中西文化，是一种全面的、系统的、完整意义上的文化。在20世纪初年，闭关锁国的樊篱还没有完全拆除之际，他能够高瞻远瞩、一马当先地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这样的整体反思和全面分析，其开拓精神和伟大气魄是令人钦佩的。正如胡适在《四十初度》中所说：“梁启超的这些论著，给他于四书五经之外开辟了一个新世界”!这是毫不过分的。

　　①方志钦、刘斯奋:《梁启超诗文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0页。

　　②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章。

　　③《辞海·哲学分册》第86页。

　　④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8章。

　　⑤刘再复:《沿着鲁迅开辟的文化方向继续探索》，见《新华文摘>1987年2期。

　　⑥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章。

　　⑦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

　　⑧梁启超:《饮冰室诗话》。

　　⑨梁启超:《墨子学说》第3章。

　　(本文原载《学术研究》1988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