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是不是“信用货币”代表未来人类货币的正常形态呢？值得认真考量。信用货币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锚”，因为信用在本质上是很难测量的，信用货币容易造成通货膨胀和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在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这一点需要特别注意。

    在没有弄清物资与货币的关系以前，不可轻易放弃人民币的实体经济基础，我们不要忘记信用的重要基础也是经济实力！所以《管子》的作者一再强调：“故五谷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管子·轻重乙第八十一》）

    别人如此，我们也要如此，这种逻辑要不得！白石老人云：“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绘画如此，经济学亦如此！

　　太平轮到底有没有如传说的那样载有200箱黄金，这点无法确认，但船上有1317箱中央银行档案，是有据可查的。这些随着太平轮沉入海底的档案中，就包括《黄金草约》，它是民国政府以“预支军费”方式将央行国库储藏黄金撤台的唯一法律根据。

　　1948年底，面对风雨飘摇的形势，蒋介石计划迁台并转移国库资产，包括用于金圆券准备金的国库储藏黄金。12月1日凌晨，海关总署缉私舰“海星号”载着从上海的中国银行搬出来的200万两黄金秘密启航并于两天后抵达基隆港。随后国民党政府又多次通过军机和轮船分批运送黄金。

　　到底有多少黄金被运到了台湾版本不一。英美方面估计差不多400万两。国民党之前对此讳莫如深，近年由于岛内政治需要，开始作为功绩宣传，才批露了更多的信息。国民党的说法是一共280万两，其中80万两作为新台币储备，另外200万两用于安置迁台军队和公务员。

　　一般认为，国民党从大陆一共运出黄金360万两，折合135吨。此外，退守台湾的民国政府还争到了中国存在国外的外汇和黄金储备等资产的95%左右。根据当年中央银行的外汇纪录以及相关统计，计有3.84亿美元，折合黄金640万两。

　　也就是说，国民党撤出大陆时带走了将近1000万两或者375吨黄金。想想看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黄金储备总量才454吨（后增加到1054吨），这个数字即使放在今天也是非常惊人的。毋庸置疑，这些黄金为台湾的经济重建和金融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奠定了它成为亚洲四小龙的基础。

　　国民党的黄金运台计划当时被西方媒体偶然发现并迅速报道, 几周后在上海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黄金”挤兑事件，给本来就摇摇欲坠的金圆券带来致命一击。民国政府通过发行采用十足准备的金圆券代替法币而建立起来的“金本位”制度，不到十个月就宣告彻底失败。

　　金圆券发行之初，民众或被迫、或出于信任政府，把手里的黄金和外币兑换成金圆券，而政府先是不严守货币发行量限额，造成恶性通货膨胀令人民遭受损失，现在又将搜刮来的黄金运往台湾。滥发货币使得中华民国政府在半壁江山内仅余的民心和士气丧失殆尽，是国民党政权迅速在大陆崩溃的重要原因，这给当时的中共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历史有时惊人地巧合，1948年12月1日，就在黄金离开上海的同一天，中共以华北银行为基础，合并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组建了中国人民银行，并发行人民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和法定本位币诞生了。

　　人民银行成立后第一个急务是规定各解放区货币之间的兑换率，并且尝试建立有自身特色的货币发行和准备制度。当时北海银行，华北银行和西北农业银行分别作为三大解放区的“央行”靠物资支持发行货币，一个靠海盐，一个靠煤，一个靠土特产（黑色的叫“肥皂”的东东，你懂的）。海盐支持的“北海币”最强势，煤和粮支持的晋冀鲁豫的“冀币”其次，“土特产”支持的“西北农币”最弱。最后三种货币确定了1:1:10的兑换比例。

　　尽管常给人以“土八路”的印象，但是在经济管理和金融政策方面，中共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独特并且具有高度适应性的体系。在这一过程中红色经济学家薛暮桥居功甚伟。薛基于解放区的经济基础并针对战时经济特征，总结摸索出三项经济金融政策思路原则：

　　1. 发挥比较优势，重视对外（区外和国外）贸易，争取出超（顺差）。

　　2. 摒弃金银和外汇储备，以重要战略物资储备和管控支持货币含金量。

　　3. 不在名义币值上压制法币，而是通过贸易、物资和兑换管制等手段压缩法币使用量和购买力，使得通货膨胀留在国统区。

　　应该说，中共当时采用这种货币发行和管理思路，首先是时局所迫。解放区的经济基础比较落后，基本上处于小农经济状态，并且在国际上比较孤立，没有稳定的金银和外汇来源。利用贸易并使用物资支持货币发行，成为必须的选择。事实上，自湘赣苏区红军时代，“靠山吃山”就是中共的传统，区别的只在于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核心战略物资。

　　虽然解放区的这种以物资储备为“硬通货”发行货币的方式比较落后，不利于区内工商业流通、资本流动和市场经济，但在当时特殊的战争环境下，相对于国统区的恶性通货膨胀，反而发挥了独特优势，起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从人文地理和金融历史的角度看，南下的共产党和北伐的国民党犹如晋商和浙商之区别。晋商所在地的经济基础并不发达，也没有多少资本主义的萌芽，商人发家致富主要靠明清时代在三边之地经办军需物资，与北方少数民族开展易货贸易，以及官商合作专营茶盐煤等战略商品，乃至进入金融领域经营票号。可以说，物资自始至终是北方金融体系的核心基础。

　　而浙商主要是士绅阶层民族资本和洋泾浜买办资本，起家于江南鱼米之乡富庶之地，晚清又受益于通商、洋务和外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比较发达，货币理念和国际比较接轨，因此更看重黄金和外汇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地位。

　　了解中共的经济管理模式和其货币政策的理念，对于深刻理解其对待黄金的态度非常重要。中共当然在国际贸易时仍会使用金银和外汇，但在国内区内市场上，本质上将金银、外汇和法币都视作自身货币体系的外在威胁，是和“边币”或人民币竞争有限战略物资的对手，因此采取的是打压的政策。具体作法是统购统销重要物资特产，集中组织对外贸易，管制货币兑换，人为降低区内金银兑换价格。建国以来政府之所以对金银实施严格管制的政策，短缺只是其中一个因素，根源是一直将黄金视为“敌人”。

　　随着中共军队的节节胜利，货币和金融环境的新动态更加强化了人民币发行准备重物资轻金银的倾向。当时由于军队的快速推进，形成了“物资向前，票子向后”的现象，引发了解放区的通货膨胀。财富比较集中商业比较发达的江浙沪地区对于物资的吸纳尤其强劲。上海解放后，曾经出现非常严重的银元、棉纱和米粮风波，当局通过行政和市场手段双管齐下，好不容易才控制住了局面。这些风波从本质上看，是原国统区的市场支付和储藏手段，与新政权的人民币互相竞争重要物资的激烈“巷战”。城虽破，战未己。

　　1950年关内经济形势稳定后，中国人民银行开始着手回收兑换东北币。解放战争初期，考虑到东北解放早，基础好，为保持其经济独立性，作为中共的战略大后方，中共中央当时决定保留东北币。东北币立足于日据时代打下的经济基础，背靠苏联老大哥搞易货贸易，向苏联出口粮食和肉类换取各种军需物资，实际上也是一种“物资”货币。

　　东北币的回收，意味着中共以物资储备支持人民币发行的政策扩大到了全国范围。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的地方割据的经济和金融局面，被彻底清除。当时除西藏因为“十七条协议”保留藏币外，中国全境实现了货币的统一。

　　1955年人民币新币发行时，在陈云的力主下，遵循了以下三个原则：

　　1. 不以金银做储备，不明确含金量。

　　2. 适当压低汇率从而有利于侨汇和出口。

　　3. 和卢布汇率固定，但因为主要是易货贸易关系不意味着挂钩外汇或金本位。

　　从这些设计可以看出，中共仍然延续了一脉相承的重物资轻金银的货币发行理念。

　　人民币新币发行还坚持了陈云提出的“兼顾工农群众和私人资本利益，等价划一、无差别兑换”的政策。也就是“财富不问出处”，只要有旧币就给换新币。这表明中共当时并未效仿苏联的作法，即借新币发行之机变相没收阶级敌人的私有资本。

　　从这个角度看，当时新人民币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并不浓。虽然后来的56年公私合营，57年反右和58年的人民公社等政策对于私有产权造成了相当程度的侵害，但更多反应在财政政策、股权和生产资料政策等方面。货币发行本身至少还是比较中立的。

　　58年大跃进的失败，60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和之后的中苏交恶，使得中国经济面临困难，物资极其短缺，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新中国重物资储备轻金银储备的理念。随着定量供应和计划调拨在全国范围成为常态,没有各种票证，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人民币名义上没有贬值，但实际已经暂时和背后的物资储备支持脱钩,失去了“含金量”。可以说，从60年代到80年代是人民币最低潮最边缘的时期。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形成了举国投资全民经商的局面。人民币为促进贸易维持弱汇率同时盯住美元，但中国从官方到民间对于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储备情有独钟。“世界工厂”的实际需要和消耗只是一个因素，担心美元纸币的物资购买力下降也是考虑之一。黄金虽然也是一种商品，但没有什么实用性，因此不是重点。相比之下，原油、铜和农产品更为重要。

　　换句话说，这段时期中国的货币发行更像是贸易优先，以美元储备为主以大宗商品物资储备为辅的混搭，从某种程度上讲，仍然延续了解放区时期以贸易促经济并以物资储备支持本币发行的风格和理念。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社会越来越达成共识，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不受制约地发行，美联储基于国内政经情况不顾全球影响采取的货币放松政策，以及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在利润驱动下进行金融创新和过度使用杠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主因。而追根溯源，正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使得美元的发行彻底摆脱了黄金的制约。

　　问题是，如果黄金是美元的“敌人”，那么对盯住美元的人民币来说，它到底是“敌人”的“敌人”呢？还是“朋友”的敌人呢？

　　2008-2012年的黄金高潮，自然有美联储量化宽松和全球复苏的因素，但其中也有中国溢价。中国在2010年开始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且开始尝试分散外储过于集中在美元和美国国债的风险，使得国际投资者预期中国会通过增加黄金储备来提高人民币的“含金量”和国际地位。目前中国黄金占外储的比例仅为1.6%，而全球央行平均水平11.6%。假设今后增加到外储的5%，对于全球黄金供需的影响当然巨大而深远。

　　2013年初以来，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势头走强，财政赤字得到改善，市场预期美联储将退出QE，金价暴跌。中国民间借金价大跌和全球黄金现货市场重构的机会大量增持黄金。2014年上半年，中国黄金进口量大增，引发全球关注，怀疑央行暗中增加了黄金储备，但只会在今后的某一时刻宣布。

　　现在看，无论是中国大妈的购买，还是或有的官方增持，在新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下是比较合理的决定。人民币作为绑住美元的货币，虽然在全球金融市场动荡时表现相对稳定，但也“上了贼船”，将被迫和美联储缩表及美元走强共进退，船好上不好下。

　　这时自己有个“锚”是非常重要的。黄金作为一种超主权的货币，相对比较中立，不容易为货币政策操纵，虽说难以成为与大国货币并驾齐驱的“船”，但是作为“锚”的功能并没有丧失。2014年尤其是下半年美元对各主要国家货币大幅升值，以原油为首的大宗商品价格普跌，但是黄金表现相对淡定，就是因为投资者看重它“货币”的一面以及“避险”的功能。很多反对用黄金做储备做“锚”的观点，都喜欢拿“量有限”、“占比低”来说事，问题是，“锚”有必要和船一样大吗？

　　从国内的角度看，近一两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社会财富积累程度和居民投资理财习惯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常态”下，人民币的新定位，黄金在人民币发行准备和信用支持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等议题，重要而紧迫。

　　中共之所以能成功获得政权并缔造新中国，固然是通过革命和战争的胜利，但更因为它当时在很多方面它的确代表着进步和公正的力量，这一点在建国前后的货币金融领域体现的尤为充分。但是任何事物，无论当时如何先进，如果固步自封拒绝改革，则很快就会成为历史的反面。货币发行理念正是执政理念的重要映照。人民币诞生的大环境，注定了它重物资储备轻金银的基因特征，在当时战争和短缺年代下也许是优点，但放在今天的和平盛世和市场经济时代却越来越显出先天的不足。

　　如果说之前打天下谋发展如同“摊大饼”，需要战争动员般地保障物资供应，那么现在促改革保民生则如同“分大饼”，市场公平和私产保护才是重中之重。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1966年的论文中称赞黄金是“产权保护者”（a protector ofproperty right），这话虽然正确但不深刻。因为格老忘了加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在相对和平和开放的环境里。“乱世藏金”只适用于诸侯经济和城邦国家的战国分裂时代，在1960年的中国，纳粹德国铁蹄下的欧洲和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面对强大而统一的铁血政权，黄金连几口吃的都买不了，更谈不上什么产权保护。

　　因此，与其试图建立传统意义上的人民币“金本位”，不如通过建设法治环境，尊重私有财产，增强对货币体系的信心等措施来打造人民币的大国信用货币地位。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黄金对于人民币不重要。黄金有“锚”的功能可以增加人民币的定力，从而带来信心。黄金还可以对一家独大的货币形成一定的制衡。人民币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货币任重道远，任何有利于人民币信心或提高央行公信力的力量都是友不是敌。中共胜利的另一大法宝是利用“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黄金现在属于这种力量。

　　“藏金于民”作为居民的自我投资选择和财富贮藏手段，在中国的历史背景下，其实是人民币从非常态转向常态的信号，是摒弃物资储备发行理念升级成为大国信用货币发行的必由之路，对此货币当局应该乐见其成。而官方择时稳步增加黄金储备，虽难以在短期内扭转美元和美债在储备中的核心地位，但对增强民众对货币发行的信心，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是有益无害的。

　　时光荏苒一甲子，人民币和黄金在各自的轮回中恩怨已泯，现在正是化干戈为玉帛，共创太平盛世的时候。

           (本文作者任职于纽约一家对冲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