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前5世纪末到公元前1世纪，中华文明走向了自己的巅峰——台湾作家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将这四百年称为“大黄金时代”。

 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啊！西周以血缘为基础的封建贵族不再是政治权力的垄断者，一个人可以凭他的能力成为文化、政治和经济精英。思想的洪流犹如决堤的洪水，冲出了专制的大门，平民得到了获取知识的机会；长期坚持法家治国理念的秦王朝建立起了现代化的集权国家。柏杨先生以豪迈热情的笔调写道： 

“大黄金时代中的平民却可从新获得知识技能，爬到贵族地位，担任政府官员和累积财富。新的社会形态是，一个人的权力，决定于他的思想和能力，不再完全决定于他的祖先成分，这是从前连做梦都梦不到的事，遂使贵族阶级固有的知识分子认为名份大乱，七窍生烟。 

“秦王朝把中国建立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统一而强大，具备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奠立了中国广达三百万平方公里的基本疆域，世界上没有一个古文明国家或民族，能在一开始时即拥有这么广大完备的规模，而且置于有效率的管理之下。”（柏杨，《中国人史纲》，同心出版社，2005年11月，第89页）

 大黄金时代犹如一座文明火山的爆发，道家、儒家、墨家、兵家等百家思想喷薄而出。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表面现象。从周初百家萌芽的《逸周书》到西汉总统百家的黄老思想，诸子百家不过是中华道/法家原文明的大分裂和再组合的中间阶段而已。柏杨敏锐地指出：“大黄金时代是法家学派当权的时代。”（柏杨，《中国人史纲》，同心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26页）

（节选自翟玉忠《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