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学者王话撰文批评拙文《跳出西方语境看中国儒释道》中关于要“摆脱西化学术语言”的观点，并将警惕西方文化的复古心态，视为“新的排外主义”。笔者认为，王先生混淆了文化的主体性和包容性两个不同概念，因而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

　　美国是世界最具文化包容性的国家之一。以尊重孔子为例，美国思想家爱默生称赞孔子是“世界的骄傲”和“哲学领域的华盛顿”；1935年，孔子和摩西、梭伦一起被刻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三角门楣，官方介绍称他们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立法者”；2009年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案，颂扬孔子在“哲学、社会和政治思想方面做出的无价贡献”。

　　但美国文化上的民族主义情绪和保守主义倾向也非常强烈。比如，大小广场插满美国国旗，大小城镇遍布耶教教堂，大小学校无不教授西方经典，社会精英无不以“自由、民主”价值观捍卫者相标榜。简言之，美国文化就是以“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文化”为主体的文化，美国精英以这种文化为荣光，并绞尽脑汁将其打扮成人类最优秀的普世文化向全球推广。

　　美国对其他文化的警惕性也非常高。比如，美国政治学大师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我们是谁》两本书，前者忧虑其他文明对西方文明造成冲击，后者则担心移民增多带来的文化多元化对美国主体文化造成挑战。布热津斯基在《大抉择》一书中同样果断宣称：只有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文化才能提升美国战略凝聚力！

　　不难看出，美国文化包容性的前提是以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文化为主体，并以之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惟其如此，美国文化、社会乃至国家才始终是一个“大熔炉”，而不是“马赛克”。文化的主体性和包容性不是一个概念。一个国家和民族若不坚持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却一味奢谈“吸收、学习各国、各文化的长处”，纯粹是一厢情愿、自欺欺人，最终会使自家文化流为其他文化的“注脚”，演变成文化的投降主义。

　　实际上，中华文化同样是世界最具包容性的文化之一，向来对外来文化采取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态度，所以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称其为“学习型文明”。但是，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同样建立在保持自身主体性，即以儒释道尤其是儒教文化为主体的基础之上。千百年来，从典章制度到风俗习惯一以贯之，从价值理念到学术研究莫不如此。

    然而，现在谈论“吸收、学习各国、各文化的长处”，必须承认一个基本事实，即百余年来，中华文化出现了巨大的断层，其主体性业已沉沦，且是中国人自己通过“自戕式”批判将其打得七零八落、魂不附体。所以，早在1935年，王新命等十教授在著名的《中国本文的文化建设宣言》中就指出：“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已看不见中国了。”如今，不要说人们看不见“文化中国”了，就连想象她是什么样子都变得困难起来。比如，中华大地流行的是好莱坞、麦当劳、洋节日以及中国式英语，中国学者绝少提及和论证中华文化的概念、范畴、价值观的合法性和优越性，如仁政、王道、天下、大同等。就连被称为中国人“圣经”的《论语》，全文阅读过的大学生也不超过20%。相比之下，美国80%以上的大学生，从娃娃起就是在听讲和阅读《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中长大的。

　　孟子曾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当前，中国文化建设的方向不是高谈阔论去吸收和消化其他文化，而是重建和挺立中华文化的主体性。这方面要做的工作很多，大体来讲，国家层面要自觉接续中华文化道统，教育层面要把四书五经等中华经典纳入大中小学教学体系，学界则要以敬畏的心态系统整理和深入发掘“国故”，包括慎用西方学术话语，打破西方学术霸权，最终将中华文化恢复和重建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和民族魂魄。

　　当然，重建和挺立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不是要拒绝了解外来文化和学习其他文明。但是，在了解和学习的过程中，务必时刻牢记陈寅恪先生1932年时就提出的一个忠告：“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作者是旅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