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玉忠先生（李钊 摄影）

    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生态文明，这是人类的一个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基于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商品交易始终是存在的，从古人到现代人，这种交易只有数量、地域、交易方式上的区别，其商业文明的内涵是一致的，即以财富物质文明为支持，创造精神文明，发展生态文明。

    为了比较深入地了解商业文明对推动人类进步的作用，日前，本刊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财经评论家翟玉忠，请他就商业文明的发展史、商业文明对国际社会的影响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美第奇家族和商业文明

    翟玉忠认为，人类的商业形态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比如铁路出现前，人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车。但这只是形态上的变化，关于商业文明的内涵是持久的，不会随着商业模式的变化而变化。

    西方现代商业文明的崛起环境是很特殊的。现代西方商业文明崛起前，中世纪的欧洲思想意识的落后和封闭是中国人都难以想象的。中国没有经历过那样的封闭时期，相反，在同一历史时期的中国宋朝和明朝，商业文明曾达到相当的高度。

    中世纪一般认为是5至15世纪，十世纪以后，在古罗马城市的废墟上，开始有一些从事商品交易的商人在那里暂时居住——冬日里前来定居，一俟天气好转，便又出发去寻找顾客。那些商人类似于中国行商，这些行商是欧洲商业文明起步的初级形态。
 
    翟玉忠介绍说，文艺复兴直接推动了近代商业文明的崛起，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银行家阶层出现。

    以文艺复兴时期美第奇家族为例。该家族的祖先原为托斯卡纳的农民，后以经营工商业致富，13世纪成为贵族，参加佛罗伦萨政府。在美第奇家族的帮助和鼓励下，佛罗伦萨成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和中心，诗歌、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均有突出成就，历史、哲学、政治理论等的研究也居于意大利各邦前列。

    美第奇家族在13至17世纪的时候持续控制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并开始形成西方商业文明的核心观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努力证明商业活动是合法的。商业活动在今人看来似乎是天经地义，但在中世纪的欧洲还是很麻烦的事。当时基督教会认为经商的人连上天堂的机会都没有，而美第奇家族则在文化方面努力证明着这样一个观点：经商的人也是可以上天堂的。为了证明这一点，美第奇家族开始摆脱中世纪的一些说教，比如他们首先支持柏拉图学派的观点，建立柏拉图学院。他们试图创造出新的文化来证明世俗的合法性，享乐的合法性，进而证明消费和商业的合法性。

    整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几乎所有著名学者都是由美第奇家族资助的，伽利略也曾接受这个家族的支持。

    翟玉忠认为当时极度不稳定的金融环境塑造了近代商业文明的根本特征。在13世纪末，意大利那些重要的银行不是因为商业原因倒闭的，而是因为他们把钱借给国王去打仗，但是国王不还债。在这样的环境下，美第奇家族有意识地要去控制政治，由商业力量去控制政治的模式一直持续到现在的西方社会。

    所以马云说的新商业文明其实只是一种形态上的改变。比方说电子商务的模式严重地冲击了出版业、零售业和酒店业等传统服务性行业，但只是形态上发生了改变，消费者和商品的本质并没有变，消费过程中需要共同遵守的一些商业伦理也没有变。

                        政治被商业控制的后果

    现代商业文明是由西方铸造的，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经历了数百年才发展成现在的形态。“过去500年间，商业活动在推动物欲的合法性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同时，过度消费也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作用。比如刺激消费的观念也刺激了金融债券领域更大的贪欲，最终演变成金融危机和债权危机；再比如消费主义刺激工业化运动造成对生态的极大破坏等等，这是商业文明的早期缔造者们所始料不及的。” 翟玉忠强调说。

    翟玉忠介绍说，西方资本主义崛起的重要因素是勤俭节约的清教精神，这是美国的立国基础，但现在美国的消费是靠赤字支撑的，已经成为虚拟经济，这个国家的立国基础早已消失了。2008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从中我们看到美国当代商业文化几乎没有任何诚信可言——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合谋用垃圾债券去骗钱。最初次贷危机出现在房贷领域，房地产商给那些根本没有买房能力的人做了很多假材料。次贷危机不是某个人操作的，也不能全部归罪于金融大鳄的贪婪，美国普通老百姓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全社会都陷入了商业欺诈的泥潭，大家都知道这样下去总有崩溃的一天，但大家都在熬。记得2008年危机发生前，一些有良知的学者就注意到次贷是一种肮脏的商业欺骗，这种商业范式早晚会崩溃。但是人们对他们的警告充耳不闻。

    翟玉忠认为，如果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商业文明，最近十年里，美国起到了负面作用。最终得利的就是华尔街极少数的银行家，大量勤奋的商人，包括中国商人的损失都是很大的。

    “我们需要对西方商业文化进行整体反思。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罗斯福总统领导制定的限制投机的银行法被抛在脑后，导致银行业过度膨胀，越来越繁荣的证券市场背后早已酝酿着崩盘的风险。”翟玉忠介绍说，这种破坏力其实还是来自西方商业文明本身，即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的商业阶层统治政治的社会形态——应该是脑袋支配全身，但是西方商业文明不是这样，最终由屁股支配脑袋了——这是很可怕的！

    翟玉忠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应有限度的，包括市场的自由，如果超过某个度常常是灾难性的。任由少数人控制整个金融体系，影响国家的金融政策是危险的；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影响到了全球，但中国受到的影响较小，好多国家都佩服中国政府的经济调控手段。这是因为中国政府跟西方国家的组织架构不同，商业没有统治政治，当经济危机出现时，政府会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调控市场，较少受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其实中国政府的组织架构是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中性政府，所以能够在市场出现问题的时候采取多维的手段（包括政策调节、货币调节等），不让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大的问题。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元、日元等货币近来贬值速度加快，这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超发货币很危险，因为货币是为人类的消费和流通而产生的，过量的货币进入市场，这种做法是饮鸩止渴，很危险。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就曾指出，某些商业力量的过度强大对国家是个威胁。今天华尔街一手制造的金融危机不仅使美国受到了影响，还把太多的国家也卷了进去。政府乱发货币，老百姓的财富不断缩水，一个国家这样做，影响的是一国人民，世界主要经济体这样做，可能会影响全球经济的发展——美国必须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所以一个国家增发货币的时候，必须考虑有没有相应的实物储备，这是稳定平衡市场的常识。“目前美元的统治地位还在，经济总量也很大，但是如果美国的政治家对全美国甚至对世界经济的判断错误，如果总是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围绕金融债券市场去做文章，那将是极其危险的。”翟玉忠说。

                    时代赋予商业文明新的内涵

    翟玉忠介绍说，西方国家有一种不好的思维定式，就是国与国之间的任何交往，达不到本国标准就认为别国是落后的。实际上比较两种文明，不能用其中的一种作为标准。就像中医和西医一样，不能说中医就是好的西医什么也不是，或者西医就是好的中医什么也不是。

    商业文明的形成、商业文化与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历史有很大的关系。日本的商业文明和德国的商业文明跟美国的商业文明有巨大的区别。德国最初的崛起是从19世纪开始的，与英法意荷等国相比，德国是一个后发国家，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曾专门著书强调，一个后发国家要强大，绝对不能搞自由市场，自由市场经济只对德国的一部分人有益，比如沿海地区很容易获得自由贸易的利益，后发国家必须保持高关税来培植优质产业。德国在李斯特政策的指引下，在19世纪取得了巨大成功。今天的德国成为欧盟的领袖，跟制造业的发达有很大关系，在欧债危机的笼罩下，欧盟许多国家的经济都不景气，但是德国还算好。

    翟玉忠认为，人类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商品也是有限的。中国古代长期处于农业社会，对资源的破坏曾经导致严重的后果。早在四五千年前，甚至更早的时期，就曾出现过环境灾难。环境考古学证明，六七千年前甘肃一带的古文化就是因为生态环境的恶化毁灭的。所以中国本土商业文化注重社会及生态的动态均衡，这特别值得现代人继承和发扬。

    翟玉忠指出，商业文明还关系到富人的慈善情怀问题。从古罗马时代起，西方就有富人帮助穷人，通过慈善行为取悦穷人的传统，这是一种好的传统，这也与当时政治商业生态有关，后来美第奇家族在这一方面也做得很出色。

    西方最近几年比较流行的词汇是企业社会责任，像法国国家电力公司，有专人负责这方面工作。天使投资在投资对象的选择上，除了项目的成长性外，也看重企业成长阶段对社会的贡献能力，包括吸纳就业的能力，项目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

    总之，一个企业家在财富的追求上取得成功后，就面临着如何消费财富的问题——他既要懂得“取”，也要懂得“予”，只懂得“取”不懂得“予”的人，不会是一个健全的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