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领导权的丧失与中国文化自信的恢复是一种此消彼长的负相关关系。就中国来说，目前，其文化自信仍未超越恢复阶段。而且，文化是一种更内在、持久、稳定的素质，无论是上一个历史时期，还是当前历史阶段，文化自信的建立或恢复，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附、依托于成功的政治实践或经济成长之上，文化自身仍缺乏积累和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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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3年，乾隆皇帝80岁寿辰，英国特使马嘎尔尼赴承德晋见，面对增开通商口岸、减低税率、给予租界等一揽子请求，《乾隆皇帝谕英吉利国王敕书》一概予以驳回，表达了不加掩饰的傲慢，同时也有居高临下的体恤和怜悯。那时，正值中国王朝历史的最后一个盛世，而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启动，18世纪末，农耕文明的晚霞暂时还能掩蔽工业文明的曙光。

　　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使用暴力，凭借美洲的资源和非洲的人力，聚敛巨量财富，一方面为产业升级提供了物质前提——工业革命源自英国，扩及西欧北美，使整个西方在铁器文明以来的世界历史上率先掌握了工业技术；另一方面，财富源源流入欧洲，也使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迅速成长，并提出了相应的政治要求——由此产生了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

　　1840年，西方列强远航而来，坚船利炮背后是工业技术，是物理化学，最后是一整套哲学世界观；舰炮的另一面是海军陆军，背后是动员机制，是财税体系，最后是整个民族国家。资产阶级的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和民族国家，三位一体，在此基础上形成其配套的核心价值观，如人权、自由、理性、民主等，与亚细亚式的传统的君主-臣民社会形成历史差距。总之，列强是携技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整体优势君临全球的，他们在掠夺、奴役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其他种族的同时，也传播了技术和文明，特别是通过留学生机制影响、塑造了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精英知识界，掌握着文化领导权。西方的这个文明与野蛮的矛盾的两方面，近代以来，一直纠结着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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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文化自信”，就是一种对自身文化的优越性的意识——是处在两种以上文化相互作用，即交流、竞争的环境中，面对其他文化而形成的一种意识状态。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来说，文化自信，主要是针对西方文化领导权的压力和挑战而对自身文化优越性的自觉。

　　文化，作为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说到底，是政治、经济的折射，总是政治经济领域的实践走在前面，然后才有文化的提炼、升华和表达。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化的压力和挑战，中国文化自信的确立，迄今经历了两次重要尝试。

　　西方现代文明的主流模式是资本主义。所谓“资本主义”，就是以“资本增值”为原则和中心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制度。1914-1945年，资本主义全面危机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在西方文明的半外围和外围地区，从俄国到中国，出现了克服西方文明主流模式的政治经济实践。现代中国由此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陷阱，在探索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的同时，也初步形成自己的文化，即为几代人所熟悉的那种以《黄河大合唱》、解放区文学、纪念碑、中山装、样板戏等标志性作品为代表的刚劲、质朴、高亢的革命文化。“刚劲”是出于战斗性，这是长期军事斗争孕育的风格；“质朴”的背后是底层的阶级属性和长期的艰苦环境；“高亢”表达了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源于一套由哲学社会科学支撑的革命世界观和历史观。由此，中国也摆脱了自清末民初以来的殖民地心理，面对西方世界，表现出一种建立在伟大的政治实践基础上的文化自信。上世纪50-70年代，这种文化曾大规模输出，不仅在亚非拉，也包括美日欧，从穷乡僻壤的游击区，到繁华都市的大学校园，中国作为世界范围内的先进政治和先进文化的代表，曾名重一时。

　　自五四时代起，到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上述革命文化经历了从成长到高涨、鼎盛，最后泡沫化的过程。到70年代前期，由于“文革”的挫折，泡沫破碎，一种民族失败主义情绪开始蔓延。向西方敞开国门后，处于前期工业化阶段的中国社会，特别是其日常民生的清贫简朴，与正进入后工业社会的美日欧各国，的确反差强烈。80年代，中国知识界反传统、反体制成为潮流，到冷战结束，在美国单极主导的全球格局下，由几十年政治实践而建立起来的文化自信走向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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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淡出，民族国家凸显。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这本畅销书，集中表达了针对美国霸权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思考。该书除盗版外，据说销量超过300万册，标志着中国民间的文化自信开始触底反弹。1999年的炸馆事件，更使80-90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重新认识了已变得陌生的帝国主义本质。

　　新世纪10年代，一方面，后冷战进入反恐时期，美国国力严重消耗于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另一方面，全球化掏空了发达国家的中低端产业，其失业贫困人口造成大量借贷消费和政府支出，长期看必然危及财政-金融-银行体系，其结果就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由此导致世界经济全面衰退，欧美国家朝野上下的种种不良表现，给世人以深刻印象。

　　反观中国，自70年代开始，近代以来的“救亡”主题让位于“发展”主题，革命逻辑被现代化逻辑所取代。从70年代末开始大规模经济实践，经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震荡和调整，从90年代起持续快速增长，先是幸运地渡过了九七亚洲金融危机，然后又在零八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保持相对稳定。近年，经济总量先后超越法、英、德、日，当年中西经济水平的强烈反差，已极大地缩小。以经济实力为支撑，从80年代到新世纪初，不过20年左右时间，当年关于西方社会的各种不切实际的幻相迅速消失。

　　在长时间经济成长的经验基础上，学术理论界开始总结或关注“中国模式”的概念和理论，尽管争议很大，但这种探讨本身，就已经包含了中国社会的文化自信正在恢复的信息。另一方面，在思想界以外的流行文化领域——例如音乐、设计、建筑、服饰、动漫等，则出现了“中国风”现象，即大量使用中国元素进行创作的潮流和趋势。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周杰伦的《青花瓷》（2007年），此曲把古典中国的流风余韵汇入后现代语感，用一种很“潮”的时尚的吟唱风格表现古典的意境和韵味，传达出一种发自内心的、对中国古典文明和文化的自豪感。这是近几年的一种新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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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立中国的文化自信，必然以应对西方文化挑战，解除其文化领导权为前提。西方在冷战后宣传推行的“普世价值”，包括所谓人权、自由、民主、宪政等内容，主要是在文艺复兴以来的历次思想运动和政治革命中形成的价值观，当然有其进步意义。

　　但问题在于，西方各国之所以在一定程度能在其国内实行这些价值，其一，是建立在必要的经济基础之上，而且是经过了长期社会运动的结果，并非一蹴而就。其二，更重要的是，五百年来，一直是西方世界的扩张史，其现代化的启动和完成，均以长期掠夺、奴役、榨取其他种族为前提。西方从外部汲取资源和财富，缓和了国内矛盾，也就向外部转移了贫困，以及总是与贫困相伴生的愚昧、动荡和暴力。这一殖民-帝国主义的历史债务不仅远未被清算，而且其汲取体制迄今仍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在维系。可以设想，如果这个汲取体制瓦解，那么，其貌似运行有效的福利制度、民主政治、行政系统和公民社会也都将陷于危机。

　　总之，由于西方所宣传和推行的“普适价值”是以全球汲取体制为前提，一旦停止汲取，这些“价值”的经济社会基础便不复存在，因此它们恰恰是无法“普适”的。实际上，没有全人类的利益共享，任何“价值”都无法“普适”。

　　西方文化领导权的丧失与中国文化自信的恢复是一种此消彼长的负相关关系。就中国来说，目前，其文化自信仍未超越恢复阶段。而且，文化是一种更内在、持久、稳定的素质，无论是上一个历史时期，还是当前历史阶段，文化自信的建立或恢复，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附、依托于成功的政治实践或经济成长之上，文化自身仍缺乏积累和建树。同时，中国的文化自信所认同的那个“文化”，究竟是属于哪一个中国——是古典的、红色的还是市场的中国，由于不同文化最终指向不同的利益群体，因此归根结底，涉及不同利益的整合，即改革成果的共享问题，这便超出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