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政治心理学是一门研究政治过程和心理过程相互影响的学科。研究的内容包括人性与政治、政治人的动机、政治人格、政治领袖心理、群体政治心理、政治态度、政治社会化等内容。《韩非子》一书有丰富的政治心理学思想，此书论说的理论基石来自于对人性的确认，对政治参与者动机的观察，对政治活动中人格的剖析，围绕君权至上推行法治，荟萃权谋之术，深刻的影响着此后的中国社会。
政治心理学在国内是处于发展中的学科。西方从20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是政治心理学的形成时期，80年代进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政治心理学发展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所以说，现在这门学科的研究重镇是在美国。现代中国学者对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最早始于中国台湾的马起华。大陆自80年代有教材问世，表明政治心理学的研究由西方而来，进入了学者的视野，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对政治事件进行心理学的分析，由此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人们对政治的观察和思考，，由君权转向民权，由外部开始内倾，政治心理学也是这样的产物，事实早已存在，而理论则从现代才开始，也是对现实的理性要求和实际需要的结果。中国作为一个有着长久历史和古老文明的国家，经过了历史发展的阵痛，艰苦卓绝的自我奋斗，正在经历着缓慢的复兴，在这样的时刻，我们需要借鉴，需要思考，需要努力，我们借用了西方人的学科和理念，但我们要面对的却是自己的问题，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可以去看别人，但是，我们能否全盘照搬，我们看看过去的自己，了解了自己的历史，但是古人思想文化遗产也没有现成的答案，我们需要的是冷静的面对我们自己的问题，人类的共同的精神财富无比丰富，现代世界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类要共同面对很多问题，人类能否顺利的解决这些问题，就关系到了我们的未来和新世界的形成。
春秋各国，土地的私有化和买卖，造就了地主，形成了新的政治力量，新的政治力量由于争霸，扩张国土，发动兼并战争，原来的社会政治结构渐渐发生变化，郡县制产生了，有军功或者治理才能的人走上历史的舞台，各个诸侯国有了一种变革的潮流，比如郑国的子产、邓析，晋国凡四次制定法律，楚国时曾两次制定法律，这就是变革的标志[1]。当然这种变革是要经过残酷的斗争的，商鞅车裂，吴起肢解，旧势力同历史的新要求间的冲突发生着，不同的权力实体进行斗争，而强者就是代表了历史的进步要求的政治集团，战国以来，各国间的冲突加剧，战争频繁，而各个国家的政治发展程度，经济实力不甚一致，如何在这样的形势下保存自己，统一天下，便成了有作为的政治家所致力的目标。权力的斗争，不仅仅是国家经济实力的斗争，军事的斗争，外交的斗争，还需要人才，所以有突出的才能的人可以被纳入到政治集团的内部，成为推动历史潮流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有些亲身参与，有些则才不能用，但能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韩非就是这样的一位。
季乃礼先生著的《政治心理学导论》界说政治心理学是一门研究政治过程和心理过程相互影响的学科，它既注重心理过程对政治过程的影响，又注重政治过程对心理过程的作用[2]。研究的内容包括：人性与政治，政治人的动机，政治人格，政治领袖心理学，群体心理学，政治态度，政治社会化。这本书是2010年6月份第一版，应该说对国内外的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有整体的把握的，我也循此为线索，探究韩非子书中的政治心理学思想。笔者拟就以文本为基础，运用政治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及其术语，探讨韩非子的政治心理学的思想。
韩非子在《八经》篇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这是韩非子认为政治和心理结合而进行政治活动的很明白的大纲，政治依据的是人的情欲，人的好恶心是君主推行赏罚，制订法律的参照物，中国人常说一句古话：“得人心者天下，”对人性的认识和体察是政客据以制订政策、法规，政治谋划的一个重要的标的，政治理论家则作为自己哲学或者主张的基石，两者的区别在于，参与政治活动的人因为政治斗争的实际需要而不能示人，或是加以不自觉地运用，而理论家是要进行总结的。两者互为影响，互相发明。
纵观韩非一书，韩非是较多的从坏的方面，人性的阴暗面来探讨问题。他从日常生活来体察人性的实质，说一个人小的时候不能够有较好的物质上的照顾和精神的关心，就会心有怨恨，等到子女长大成人，不好好地供养父母，父母对于子女也会不满或者责骂。意思是人多为自已考虑，自私自利，当然人还有利他的一面。而他发现的更多是政治斗争的残酷和政治活动中的人是自利的，他是站在君主本位，以为绝对权力鼓吹和张目为能事的。韩非精准地触摸到了历史的大动脉，他看到了礼制王权的衰朽和过时，看到了必须彻底改变旧习俗而富国强兵，而事实正是如此：“秦王扫六合，虎视何眈眈。”这是一个呼唤巨人的时代，这个巨人就是能够结束混乱，一统宇内，带人们带来和平和安全感的人，韩非成了呼唤巨子出现的人，在他的著作中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
首先是他的人性的观点和认识，这是韩非子政治主张的理论出发点。韩非子提出了“自为心”的观点，即认为人性自私，因为人性自私，所以国君对大臣，对民众的心理要用爵禄，物质奖励来诱导他们为国家，为君主服务。春秋到战国，随着铁制农具的使用，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西周的井田制慢慢瓦解，氏族奴隶变成了可以自已去垦荒种地的农民，较早的手工业，商业活动出现了，这些活动的出现，必然会使得人们通过劳动去获取物质利益，客观上冲击了人们对原来的氏族权力的服从，人们开始相信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过上较好的生活。原始的工商业出现了，货币和实物的交换也更为多了，六国都有自己的货币，所以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和监管，于是也统一了货币，这样的情况下，私有制必然进一步扩大，所以人们的自为的心理动机必然更加强烈，笔者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吕不韦，他的奇货可居的典故我们耳熟能详，一个是李斯的厕所哲学，我姑且如此认为，这两个人是自为的人性动机极强的人。在《五蠹》中，韩子认为，古人不争是因为人口少，财有余，至少我们可以读出的一点信息是韩非已经认识到社会的发展制约着人性的发展，人性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迁而变化的，读此文便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就比孟子和荀子单纯的通过人类的伦理标准的善或者恶来进行先验的假设的的结论更为实际和准确，是一种透过现象来判断的方法，韩非称之为参验，参验和实际的观察是韩非认识论上的依据。“皆就安利如避危穷”，人们都偏安与有利于自己的事物就像躲避危险和穷苦一样，趋利避害，这无疑是从人的心理需要出发来观察政治行为，如果让老百姓去打仗，要么死于战场，要么被诛杀，这样子他一定想办法逃避，因为没人愿意去死，或者白白去死，让他尽力于公事，却家计困窘，而不能得到国君的任何报酬，这样子也不会有人尽力于国家了。但这符合韩非子对人性的认识和观察，一般的事实是人是要有基本的需要的，如果基本的需要不能满足，人们一定会感觉痛苦，现代政治心理学兴起的原因，来自于西方学者的反省，和理性的乐观破产之后，对人性的重新认识，当然也包含着术的味道。韩非在《心度》中又说：“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佚则荒，荒则不治，不治则乱，而赏刑不行于天下者必塞。”这里指出人性中好逸恶劳的一面，而好逸恶劳对国家治理而言是危险的，如果再加上贪婪，特别是贪恋权力，无休止的索取，这当然更加危险。人多趋利避害，所以治理国家，统御臣民就要有赏有罚，赏以利之，罚以害之，人有权衡利害的能力，所以就能做到令行禁止，这一点在《八经·因情》说的最为明白，上有述及。“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这样做的原因在于“虑其后便，计之常利也”。韩非同时将这种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推许为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这个学说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肯定了人对利益的追求，不是禁止求利，而是禁止非法之利，今天人们都说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也是对人求利这一客观自然属性的尊重，韩说：“人无毛羽，不衣则不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着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欲利之心。”这里从人的基本物质需求和人的自然属性的角度肯定了人的自利行为，又认识到欲望、利益也会带来痛苦，说在：“咎莫憯于欲利”条，韩非把这些基本的认识引入到政治，要求君主因势利导，奖善罚恶，令行禁止，恩威相济，设官制爵。
次谈政治人的动机，从事政治活动的动机，按前面的推论那就是为了利益，君臣之间纯粹是买卖关系：“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说得俗一点就是官场就像市场，所以韩非是较早提出人在政治活动中的逐利动机的人。然后是对权力的追求，韩非称之为“势”，韩非子认为政治活动中，掌握权力，巩固权力是前提，是根本，同时他将“势”分成两种，一种是自然之势，一种是人设之势。韩非鼓吹君权，综观全书，他的出发点一是殚精竭虑的为君主荟萃权谋之道，一是希望国家趋于强大，秩序井然，便民萌，利众庶，《孤愤》和堂溪生的对白透漏了这样的动机，对韩非个人政治动机的考察或许对于我们理解他的整个思想至关重要，《孟子·万章》篇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韩非据《史记·韩非列传》是韩王室的诸公子，这种特殊的身份，特别的时代，以及他个人的特殊生命体验，为我们认识他的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原料。蒋崇跃先生的文章《韩非的思想和他的悲剧人生》[3]对于此有极深刻的论述和见地，结合政治心理学的相关理论，韩非之所以推崇权力，热衷于参与政治，同时又留下当时极不易完成的煌煌巨著的心理动因在于低自尊所导致的政治参与，该说韩非既为王室公子，就应该有很高的自尊心，变成以高度的自尊而从事政治活动，实际上中国政治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些庶出的王子皇孙们面临的是更险恶和窘迫的处境，这同那些以自已高贵血统而骄傲的贵族似有所不同。韩非自卑的另一依据是他的口吃，司马迁说：“为人口吃，不善道说，而善著书。”（《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钱钟书先生则依据奥地利精神病学家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称之为是“补偿反应”。阿德勒有一个观点，即认为自卑会导致口吃，关于这个问题也或有争论，此不再述。美国学者拉斯维尔的学说或者有用，他认为人们的自卑与其早年的经历有密切的关系，个人的自卑感源于软弱的自己面对强大的父亲。于是在成年后通过追求权力来补偿自己的这种无力感。这种人通过控制他人而达到心理的平衡。权力被他们当做是自己软弱，质量恶劣，和缺乏爱的补偿，这一点被许多政治人物传记学者所称许。同时，个体心理学指出，具有自卑感的人更多的意识到生活的困难，更容易寻找生活的阴暗面的习惯，而且看问题趋于偏执，尖刻，生活中我们也有类似的体会。我们从韩非文章的情感特征和思维方式上也有感受，比如他的危机感，忧患意识，话语的决断，也就是把话说死，同时用人最不忍的血缘亲情说项，在政治上的极端强硬，历史事件上最惨苛一面的揭露，一是事件本身耸人听闻，一是韩非本人耿耿不忘，一再提及。宫廷的权力斗争的确会扭曲人的灵魂。韩非也有极端的主张，如暗杀，告密，阴谋诡计，这些都透露的是一个人极端的不安全感，他还天才的设计了一种铁屋的理论，他怀疑一切，只相信自己，尽管如此，我们无法抹杀他的思想和才华，杨义先生说，孔子是中正的伟大，韩非则是偏执的伟大。就像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变成了“说不尽的韩非”。韩非急切地想通过君主的权力推行变法，通过严刑峻法慑服人心，对于胆敢觊觎国家最高权力的人不择手段，防范于未然，对国家和这种权力秩序产生不利的人群，阶层和言行一律加以禁绝，这才完成了他的理想的政治设计，人完全服务于权力的需要，法律也完全是为了维护君主的权力和社会秩序，总之，人活着除了为自己，就只能为君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政治心理学指出人的政治动机是很复杂的，统而言之，包括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简而言之，内部动机是从事政治活动时感到了乐趣，他天生就喜欢，比如有人喜欢开会，演说，喜欢社交，用俗话说就是官瘾重，也称之为一次动机。外部动机是外在刺激对人们的推动力，一般划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权力目标的的吸引，权力作为手段，可以达成人物质的或者非物质的目的；一是受到外界的强制，接受权力被视作一种义务。上面结合韩非的个体心理分析了韩非的低自尊和补偿效应对他的政治关注的心理动因。另外韩非指出要通过人们对于利益的追求引导人们的政治参与，刺激人们的心理动机，一方面通过厚赏激励人们为权力机器服务，比如名誉和利益，一方面又通过刑罚迫使人们承担权力义务。他说：“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本来周王朝的法律思想是：“以德配天，明德慎罚。”孔子及儒家也强调的是“德”这是对周王政治思想的继承，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但是在韩非这里，不但不是处于中心的位置，还降为其次，尤其对国君在政治上的仁义进行激烈的警示和抨击，他把刑与法作为君主获得威权和迫使人们服从的第一位要求，他在《诡使》篇说“圣人之所以为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韩非通过人们政治动机方面的利益驱动和刑罚驱动来达到君主固势，大臣伏法，民众趋利的社会化效应，从而实现其社会治理的要求。在谈到如何遏制人们的不良动机时，韩非提供了丰富的建议，他的所谓术的目的也在于如何让人成为狗，而不是虎。他的术的开山纲领是：“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这里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愚民主义思想，他的流毒就是第一实行文化专制，对人们进行思想控制，相当于今天人说的“洗脑”，彻底铲除威胁统治利益的思想，第二是禁止言论自由，人们必须做的是服从法律，听命君王，所谓的“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他把人们的政治动机导向于：“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首先，所有的人必须守法，“一轨于法”。其次，人们追求军功，兵勇于战，官守其责，民尽其死力，然后就能强大而有无敌的权势和威力，称霸天下，霸道是他的总纲。韩非有句话讲得好；“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中国历史上内政不修的时期，国家往往积贫积弱，以至于国家，民族被难，而当各方面的因素促使统治集团改革自律的时候，国家就会走上富强。这是韩非就站在国家长治久安和君王的绝对权威而对人的政治动机做的设计。那在这种设计下对人的政治人格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人格是人的内在世界和外部行为的综合，政治心理学中，则研究同政治活动相关的人格。目前研究包括马基雅维利主义人格，民主人格，权威主义人格，亦主亦奴人格，公仆人格。总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形成不同的人格，不同的人格力量反过来形成不同的历史性格的塑造，所以这是需要实际的分析的，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人们总是习惯于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况片面的评判一些思想，这是不正确的。韩非子的书中没有对人格的具体论述，但他还是注意到了不同地位，不同阶层，不同环境下的各种人物的不同特点，如果予以详细归类罗列的话，相信可以描绘出一幅立体的先秦，特别是春秋战国的生动的历史画面。韩非着重强调了理想的君主人格，抨击和剖析了重臣的人格，也说道法术者的人格。韩非的君主人格是一种极权的人格，韩非把君主的实际权力上升到了天的位置，君主终于取代了上帝和天，成为人间世的最高裁判，。作为君主首先要做到虚静体道，道在韩非看来，是“万物之始，是非之纪。”所以君主要克服自己不符合客观的事情和是非的主管偏见，同时要在群臣面前隐藏自己，不表现自己的喜好，更不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这样的话，群臣也将失去判断和采取对策的依据，结合他的本意，我做个比喻吧，君主就像一个监视器，对大臣的一切作为了如指掌，但是大臣们在君主面前，就像瞎子。君主于无边黑暗中隐藏着自已，同时保护着自已，但他又时刻窥测着大臣的作为。所以君主要懂得黑幕的运用，隐藏好自已，又要尽最大可能看清楚官员们的所作所为，然后利用刑德的权柄，利器，控制或者管理僚属们的所作所为。“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敕其才，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穷于能。”这就是明君的“道”之所在，君主不必要有大臣的智识和才干，最要紧的是把大臣的智力和才干发挥出来，有功劳君主会有贤名，有过失也是臣子的罪过。所以，君主就永远不会错，也就有了无尽的名誉。但他忘记了君主永远是最后的决断者，这是他的最高权力使然，却不对任何错误承担责任，大臣要想在官场上混，就要永远正确，否则一旦君主有了过失，罪过都会加在大臣的头上，这样的君主当然让臣子不能不“战战兢兢，日甚一日”。君主一定要显得神秘莫测，所谓：“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要：“函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最后做到：“大不可量，深不可测”。按我的理解就是君主拥有一个情报系统，他实际上对臣僚们的作为是很了解的，只是“揣着明白装胡涂”他只是默默的观察大家的所作所为，按照其言行和得到的情报互相参验，一旦有风吹草动，就马上动用自己的力量剪灭重人，奸党。还有就是利用严刑峻法来巩固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他之所以推崇法律的根本目的。韩非从历史的反面教训出发，总结了君主需要具备的人格，对大臣内人一定要严加防范，理由是“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与”。说：“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主妾无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每当读到这里，中国历史屡屡上演的宫廷权力斗争就会浮现到眼前，不得不让人佩服韩非的深刻，深入到了历史的脊髓，所以君主一定要严加防范，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否则，身死国亡，为天下笑。《备内》篇开宗明义：“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君主的人格因而也就成了一种不亲不信的人格，君主的猜疑心无疑会很强。所以当权者往往下意识的猜忌人们的言行，这种人格的形成也是极权人格的一种表现，当然，这样子也不会让君王体会到人间的爱，一切都是残酷的，冷冰冰的，偌大的宫殿，孤独的君王，没有真实的爱恶，没有知心的朋友，每天都要带着面具，心里面时刻盘算着该如何去赏善罚恶，如何去控制别人，如何防止人们觊觎皇权，这样的君主真非要非常意志之人，尤其要克制自己，这样子君主的人格无疑是一种分裂的人格，一方面轻而易举达成自己的全部愿望，另一方面又不敢有太多的要求，由此可想见凡智力超常帝王内心的煎熬和痛苦，只是我们过多的注视了表像而忽略了君王的内在。君主甚至于要向骨肉亲情开刀，要么是泯灭人性，要么就是心上永久的阴影，有时候会将他的这种残忍的一面无限放大，在自身的痛苦无法承担的情况下，变成要别人，更多的人们来承受这异样的苦痛，你们既然对我如此不公，如此的口是心非，那么君主也会更容易的把这种内心的仇恨转化成疯狂的清洗。
再谈重臣的人格，他对”重人”定义是：“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得其君”。这就是后世所谓的乱臣贼子吧，这类人因为权力的利益驱动极大，不断地刺激他的欲望，最后当然就私心膨胀，站到了君主的对立面，政治心理学指出，官职权力越重要，越容易引起强烈的权力动机。这也是人性的一种吧。所以他们也就走向了一条不归路。这些人为了得到更多的个人利益，最简单直接的手段就是投君主的所好而无所不用其极，只要他高兴，啥活都能干。且看韩非子的分析，“凡奸臣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信幸之势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从而誉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毁之。凡人之大体，取舍同者则相是也，取舍异者则相非也。”这里韩非子天才的概括了人际心理学中的相似性原理，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正是这个道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君主用人乏术的话，将会被他们蒙蔽，他们会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人们为了自私的考虑是不会去得罪他们的，反而会想法设法去巴结他们，因为君主对他们言听计从，谁如果去招惹这些人，无异于是自投罗网。最后的结果是君主被欺骗了，被孤立了，当他们具备条件的时候，会取而代之，韩非对这类人有很精到的分析，我也就不在一一罗列，所谓术的防范对象主要就是公室大臣和皇帝身边的人，韩非的分析还涉及到了君主的安全保卫及情报工作，韩非提出以法律制度来确保国家安全和君主个人安全，这对维护社会秩序而言是有可取之处的。因为这种人很虚伪，很贪婪，又善于隐藏自己的用心，表面上甘愿为君主牺牲一切，骨子里实际上希望早死，好擅权专制，这种人格是极其卑劣的，韩非举了好多例子，如竖刁，易牙等。如果国君常常还站在自己的立场考虑问题，会顾及到国家利益的话，这些人是不管那么多的，一下子就能整的民不聊生，天下大乱。
至与法术之士，韩非是这样评价他们的：“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他们认识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这趋势下的强大的社会阻力，他们也意识到了自已的悲剧命运，之所以让他们奋不顾身的在君主的支持下变法图强，一个是他们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一个是他们希望能够借助君主的力量实现自已的社会理想，这可以用马斯洛的自我实现说来解释，他们对个人私利是鄙夷的，他们愿意通过自已的力量改变历史进程和社会面貌，因为极权社会的痼疾在于人们期望通过权力来获得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种合力最终联合起来，于是也就摧毁了权力的平衡，引发了政治上的不稳定。他们最大的幸用在于历史会选择他们承担起变法图强的历史使命，当一个国君意识到政权内部的威胁的时候，他会起用法术之士以打击奸党，以实现富国强兵，同时巩固权力，但是因为他们遏制或者说损害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的时候，他们会面临巨大的危险，这也是社会大变革背景下社会矛盾白热化在政治领域的反映。明明知道万分危险，还要赴汤蹈火，这就不能用人都为自己打算来解释了。
纵观全书，探讨君主的实然和应然的领袖心理的内容很丰富，泛泛而言，韩非希望他们紧握权柄，实行严刑峻法，利用控制人的法术实现社会政治治理，劝善惩恶，不能慕虚名而处实祸，这样的领袖自然是威严明理，高高在上，让群臣慑服，万民景仰的，但事实上很难做到，政治心理学主要采取个案分析法来探讨领袖心理，前面结合人格的理论进行了初步分析，这样子就开启了一个从政治心理视角考察中国历史的新机会。至于群体心理，韩非也有提到，一个是他反复提到的人的趋利避害的人之常情，“民好利禄而恶刑罚”“人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民之性，喜其乱而不亲其法”“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这里结合现代政治心理学，可以说韩非已经把握了一些群体心理的特点，非理性占据优势，高智力者在群体中往往没有市场，所以不能一味的迎合大众，而且群体的逻辑推理方式低劣，诚如韩非所说：“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大利也。”容易激动，不喜欢受到约束，所以韩非认为民智不足用，某种意义上这同勒庞的群体心理学有暗合之处。谈到政治社会化，韩非认为：““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谈到国家管理人才培养的时候说：“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起于行伍”。
韩非一书的政治心理学思想还远不止这些，还有很大的研究的空间，通过对文本的系统性研读和仔细分析，再利用丰富的政治心理学的理论进行解读，会开辟一个传统思想现代化的新的途径。韩非子的著作，连同此后的中国历史，都给我们打开了认识古老中国政治，社会文化，民族心理的钥匙，也毫无疑问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一面镜子，不同的人的解读和不同时代的不一样的阐释，给了我们看待民族的历史文化的新的契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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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季乃礼: 《政治心理学导论》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3]郭沫若 王元化等: 《韩非子二十讲》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8
[4]曾宪义: 《中国法制史》 北京 北京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1]曾宪义:《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 2000年，第64，65页。
[2]季乃礼：《政治心理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页。
[3] 郭沫若 王元化等：《韩非子二十讲》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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