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评论》原题《正韩》，乃是抗战前夕熊十力先生在杭州西湖为胡哲敷先生讲解《韩非子》的一个记录整理，曾以胡先生之名发表在1950年1月的《学原》杂志第三卷第一期上，并于1949年底在香港出版了单行本。是书虽非熊先生亲笔所作，但意思却都是熊先生的。而且发表前经过了熊先生的手订，应该说代表了熊先生本人的见解。故这次也收在了最新出版的“十力丛书”里面。

　　《与友人论张江陵》则写于1950年夏秋，已是上书发表之后。或许是熊先生校订上书之后兴意未尽，故在与友人通信中接续谈起，怎知一发而不可收拾，竟敷衍成了一卷新稿。是年冬，熊先生将其自行刊印行世，足见其对本书之重视和自珍。

　　两书所谈之对象相距几近二千年，内容自然有所差异，但其间所贯穿之熊先生的问题意识却是一脉相通的。而且即使就内容而言也并非毫无关联。韩非子乃是公认的先秦法家之集大成者，而张江陵（居正）亦往往为后世史家目为儒表法里的权相。若以流行观点来看，其一为法家之理论家，其一为法家之实干家，虽远隔千年却大有干系。而熊先生正是要在此处辨其是非。新版将其合二为一，不无其中之道理。

　　通观两书主旨，熊先生之共通的思路，—问题便是要在近代中国不断面对现代化挑战的困境下重新梳理、定位儒法关系，以期走出一条中国文化的图存复兴之路。当然，在写作形式上熊先生完全是站在儒家立场来评判法家思想。其基本态度乃是“本儒家公诚之精神，而运以法家严综核之作用”（第108页），尽量调和儒法关系，力求以儒正法、以法辅儒、儒体法用、固国安民。

　　两书虽有一贯之宗旨，但却亦有破立之分工。《韩非子评论》着重于破法家之非，以儒家之精义格正其大旨之邪失，同时亦肯定其严法综核之功用。而《与友人论张江陵》则着重在立起张居正这个融通儒法、儒体法用的正面典型，为这位事功卓著的宰相平反已蒙诟数百年之久的冤案。翻案，尤其是翻这个早已做死的陈年公案，不光是为了立起一个张居正，更重要的是要藉此而立起一种新的儒法关系，还原一个生生不已、自强不息的儒家本相。通过援法入儒进而矫正宋儒以来“严于治心而疏于格物”的独善心性之偏，从而把事功这一面向重新纳入儒家的视野，这样才可能应对现代化的挑战，才可能实现儒家保民育民的政教理想。要之，两书虽一破一立，但破中有立，立中有破，彼此参看，前后印合，方可了解熊先生之全意。

　　熊先生当年讲解《韩非子》之时正值日寇大举侵华前夕，面对强敌之昭昭野心，国家却内乱未靖，主事昏聩，真真有朝不保夕之虞。这与韩非子当日著书的背景何其相似也。眼看着强秦一步步实施其吞并六国的计划，韩国又首当其冲，身为王族公子的“韩子亟于救韩之亡，思以极权振起”（第45页），“志在霸王之业，而其情则亟于救国”（第79页），这或许也正是熊先生那时选择讲《韩非子》的缘由吧。

　　韩非虽问学荀子，本乎儒家，但却并没有相信儒家那套仁义道德的“迂阔之谈”，倒是战国时代的严峻形势把他教育成了一个政治上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所谓“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篇》），这便是他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所以熊先生说：“韩非纯是国家主义，其鞭策人民于耕战，与今世霸国戮力生产与军备如出一辙，但不惜禁锢人民思想，催抑人民节概，此则不为社会留元气，未可为训。”（第9页）

　　恰是在这一点上熊先生首先就言明了儒法之间的根本区别。儒家本乎天地生生之德，依于人类亲亲之仁，出其至诚至公之心，保民育民，化成天下，所谓“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者是也。这与法家以百姓为刍狗、为富国强兵谋取霸业的工具之暴民、愚民的思想是截然相反的。要言之，儒家主民贵君轻，而法家则主君贵民轻，一则以民为国之根本，一则以民为国之资本。此儒法两家之大关节处，诚不可不辨也。

　　据此熊先生进一步得出，韩非其实并非法家之正统，其书所言只是阴深、险忍之霸术，不过一法术家耳。晚周法家正统盖原本《春秋》之大义而发挥民主思想者也。韩非之法乃是其君主依其统治之便利宰制百姓之工具，而《春秋》所立之法乃是顺乎人情、依乎民意、出乎公义之天下公权，其主旨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绝不许居上位窃大柄者以私意制法而强民众以必从”（第8页）。故《春秋》之大经大法才是正法、公法，韩非之法不过是邪法、私法而已。这一区分就为后来之援法入儒、儒体法用确立了经典上的依据，并为给张江陵平反正名预先张了本。

　　韩非因亟于救国图存便持其“一孔政策”（即以富强图霸为唯一目的），驱陷百姓于耕战，以近乎军事化的管理厉行统制，逞智用术、图强争霸，竞务于外而内少仁心。以此立国，虽可收效于一时，但待其富强而霸之后又将怎样呢？这样的国家一旦失去了外在的敌国，没有了征服的对象，便会失去其立国的根基和意义，一如秦朝之速亡。此诚立国主旨一味外务而不知内守之咎也。

　　熊先生洞察于这种政治观－国家观的危险性，一本其儒家精神，绝不为直寻而枉尺，虽同样面对亡国之祸，仍不许韩非之“一孔政策”，可见其持论之正。在他看来，儒法之别其根本并不在于法的形式，而在于其法意之指向。法本身并无好坏，它只是一种手段，关键要看用它指向怎样的目的，正是其目的规约着其手段的善恶。故韩非之法因其目的指向富强争霸，必然要钳制人民，是乃恶法；儒家之法因其指向保育百姓，自然要限制君权，是乃善法。儒家在目的上之善政指向正好可以矫正韩非之法在手段上的恶性，使之归于善果，为民所用。这就像市场经济一样，邓小平说，市场只是手段，资本主义能用，社会主义也能用，关键要看为谁所用。
　　
　　熊先生“虽绳治韩子之短而未尝不择取其长也”（第79页），这一点更多体现在其对张江陵的高度评价上。“二三千年间政治家，真有社会主义之精神而以法令裁抑统治层、庇佑天下贫民者，江陵一人而已。”（第96页）如此高的评价，真可与孔夫子盛赞管仲“如其仁！如其仁”相比肩了。

　　以熊先生看，内圣外王乃是一体之两面，心物本非二片也。不管大乘佛家还是原始儒家，皆观空而不耽于空，“不舍事而求悟，故乃即事见理，亦知即理成事”（第152页），以其出世的态度转成经世之精神。若燧人氏取火以化腥臊、神农氏尝草以去疾病、有巢氏筑屋以避风雨、大禹氏导水以离湿涝，皆有术之君建功业于黎民者也。无奈“汉以来儒者，只管说三代圣人以道为治，而不言圣人有术，则圣人几成笨物矣。其实圣人自有术，但其用术始终不违道，所以为圣人之治”（第32页）也。此一语真可谓震天狮子吼，彻底击碎明清以来一班腐儒陋儒甚或奴儒之偏见，楬橥出原始儒家之一段真精神。

　　以此来看江陵，“其综核之严，虽采法家作用，而其创制立法本旨确是儒家精神，与法家无相似处”（第125页）。韩非之术原本于道家，故其冷静之慧多而恻怛之诚少，“纯恃机诈以驭人，是残忍之术也”（第38－39页）。儒家则不然，用术皆出于正，乃以复人之性、通人之情为主，要在养其天德。故熊先生直以“尊主庇民”四字来总括江陵之法治思想，以此明其儒家之宗旨。

　　江陵之尊主自与法家不同。“商、韩诸法家所云尊主，则坚持人主得行政极权耳。而江陵尊主，却是虚君制，尊之以天神，而处无为之地。行政大权操于宰相。”（第181页）熊先生甚至谓“江陵此等思想颇近于虚君共和”（第119页），直与现代民主思想相对接。
 
　　正因其虚君，故大权操之于宰相，江陵因此不免有权相之讥。但其宰相独裁一是皆以庇民为本，秉持“儒家保育主义”（第41页）之政治理想，所谓“政在宜民”者是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孟子·尽心上》）因此熊先生以同情之了解说到：“余故谓江陵独裁，但在行政方面力矫因循与姑息等弊，不得不尊首长之威权以严行综核，信赏必罚，肃清贪污无能，涤除蠹国病民之毒。至其立法，则以遵循民意为主，未尝为一切束缚之法，如商鞅、秦孝、韩非、吕政之所为也。”（第162页）此真乃持平之论。

　　以熊先生洞见，江陵之治乃是以崇法为扶衰救弊之本（第132页），以保民为立国之本（第134页），以整军为图强之本（第141页），“明法以任官，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皆万世不易之论。中国不由此道而欲救亡为治，是犹以足搔顶，愈不几也”（第50页）。所谓治乱世不可不用重典。明末承嘉靖朝之弊，内忧外乱，颟顸无方，幸赖江陵十年严法之治才得以喘息。江陵一死，其法尽废，大明王朝亦不数年而亡矣。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屡蒙外辱，生灵涂炭。至日寇侵华，更是全民族到了最危险之时刻。究其本因，对外之丧权辱国甚或社稷不保实皆起于内政之不修、纲纪之败坏，正所谓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也。熊先生站在儒家立场，悲感于国家民族所面对之现代化困境，既要不失其儒家关怀，更要应时而作、解民倒悬，乃创此儒法调和、儒体法用之说，以期有补于当世。依熊先生所见，“唯儒家精神，以仁与礼涵育群生，可以扶植衰微之族类而复其元气。唯法家作用，综核名实，可以荡除二千数百年政治上之贪污与姑息，而小民始免侵欺之患，可以养成其参政能力。”（第125－126页）

　　熊先生本于当世之现代化挑战，既不固守于心性空谈，亦不单恃乎法术诈力，而是有经有权，调和儒法，与时通变又不离其宗。其本旨乃在解决康有为所说的保国、保种、保教的问题。今天的中国已经足够强大，远离了亡国之患，但这个问题却依旧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我们到底要建设一个怎样的国家？富强便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吗？富强最初不过是为了救亡图存而已，它并不能解决安民乐生的问题。熊先生之意乃是以法固国、以儒安民，法可逆取严治，儒则顺守化成，国富民强最后的目标不过是为了国泰民安。富、强只是手段，泰、安才是归宿。富、强不免怀与人比较的争胜之心，泰、安才是自家本分的立命根柢。所以我们不仅要建设一个富强的中国，更要建设一个道德的中国，但这道德绝不是康德那种冷冰冰的理性道德，而是我们传统中有情有义的伦理道德。

　　熊先生心中的政教理想概言之可谓儒法调和互补，本儒家之公诚运法家之综核。如果说当年面对国族之存亡危机需要援法入儒来救亡图存的话，那么今日中国面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任务，需要的则是援儒入法，对内平章百姓，对外协和万邦，如是方可谓继承熊先生之真精神。今日中国之政治发展，不光是要实现国家内部的制度建设，更要为全世界全人类开创出一种有别于西方的政治文明，以走出所谓的资本主义历史终结论。这是时代赋予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

　　熊先生在其《十力语要》中曾说：“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要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依傍，自诚自明，以此自树，将为世界文化开发新生命，岂唯自救而已哉？”如是超迈之气概，如是卓绝之见识，真大哲也。如今中国既富且强，救亡图存之任务业已完成；有国有家者，如能超法入儒，再有向上之一几，则中国幸甚，天下幸甚。或许这正是熊先生此书在今日读来仍富启发意义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