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相对细致地整理了两千余年历史上所有的批秦言论”，那么您认为这些批判性的言论中最重要的是什么？秦帝国的历史缺陷主要表现在什么方面？您对这方面的理解是什么？

孙皓晖：是的。为了清楚了解历史上的非秦烟雾，我翻遍了二十五史，做出了相对细致的整理与摘录。我想真正的搞明白，历朝历代对秦的仇视，究竟有多少理由？究竟有多少证据？结果，历代非秦言论的水准，很令我失望。

说到底，他们提出的总概念只有一个——暴秦。其余十分之八九，都是论断性的分类指斥秦如何暴政。其中最重要的原发理论，有两个：一是秦末六国贵族的反秦言论，二是西汉董仲舒的批秦言论。前者是讨伐性的攻讦，云山雾罩大而无当，完全经不起分析。后者则是指斥秦帝国的经济盘剥与刑法暴虐，同样经不起分析推敲。

我在《大秦帝国》一书的最后中，已经详尽地考据和分析了这种非秦理论的虚假性，这里不重复了。总体说，西汉之后的个人非秦言论与官方非秦评价，几乎都是以前两者为直接资料依据的，不分析不举证，只一味地咒骂鞭挞，没有任何创造性，没有任何史料价值。值得深思的是，我们的当代历史学家的许多文章中，仍然孜孜不倦地引证着秦末反秦言论，引证董仲舒理论，作为秦暴政的依据，没有人指出这些历史论断的虚假性。

两千余年的中国学界，对秦的评判完全丧失了客观性，已经不愿意将秦帝国当作一个严肃的历史问题来进行认真的讨论了。所以，他们的言论是经不起认真审视的。这一历史迷雾，即或不在今天澄清，也将在未来澄清。一种背离历史事实的谎言，不管有多少人拥戴，终归不会永恒。

秦帝国当然有其历史缺陷。这个问题是两方面的：一是立足于当时现实，一是相对于当代文明进步。就前者说，秦帝国的缺陷主要是三方面：其一，秦始皇帝后期的“势治”超过了法治，使严密完整的帝国法治出现了失衡与断层，使权力枢纽区出现了人治的空间；其二，秦帝国没有充分地修法准备，没有及时从战时法治的重刑主义扭转过来，没有适时发展为常态法治体系；其三，秦帝国冒进过甚，基本建设规模过大、人口迁移的频率与规模过高过大、国防工程速度太高、意识形态求治太急、老秦族群消耗过甚。用今天的话说，秦帝国在始皇帝后期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

若从文明史意义的立场评判，秦帝国没有重大缺陷。

首先，秦帝国推行的政策符合历史潮流；

其次，秦帝国的文明统一事业奠定了中国统一文明的根基；

第三，秦帝国的法治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唯一的完整时段的法治社会；

第四，秦帝国的政策失之于急，但并未失之于暴，秦帝国的政策远比后世屡屡出现的暴政时代清明平和得多。当然，要从社会性质上评判，秦帝国作为古典社会，相比较于当代文明，肯定是落后一个时代的。但是，这能算做历史缺陷吗？

记者：秦的精神在后来朝代更多得到了传承还是篡改？大致经历了怎样的演变？

孙皓晖：应该这样说，秦的实际制度基本上被代代传承；秦的社会精神与文明创造力，则基本被丢弃。汉武帝之前，汉承秦制基本是全载性的，包括继承秦的意识形态政策。汉武帝之后，作为社会制度的秦制已经定型，但作为意识形态的秦文明，作为文明传统与历史精神的秦文明，却开始被自觉地剔出。西汉末期王莽大复辟，带来了沉重的社会灾难，进而惨遭失败之后，企图以复古取代秦制的政治倒退再也没有出现，实际的秦制开始了恒定地传承历史。但是，也正是在实际秦制得到历史认可的大势下，精神的秦文明却被彻底的抛弃了。很不可理解，很荒诞，但是是事实。

记者：您是否认为，在当今社会可能更需要秦帝国时期的精神？比如哪些方面？为什么有这种需要？

孙皓晖：当然是这样。太多了。秦帝国时代的社会精神是什么？是强势生存，是大争大进，是变革创造，是刚健质朴，是求真求实；人的生命状态极其饱满，知识阶层的尊严感与使命感极强；国家政治清廉奋发，官员不作为是最大的罪行。凡此等等，都是我们今天所缺失的。当代的我们，在儒家的极端保守主义体系中浸泡了两千多年，整个社会的进取神经已经大大麻痹了，人的生命状态已经大大萎缩了，对什么都无所谓了。对于那个遥远的大阳时代，我们也几乎已经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