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五行是中国传统世界观和方法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和基本认知模式。“道生一，一生二”；太极生两仪。两仪即阴阳。那么，“五行”又是怎么来的呢？笔者曾在网上公开发问，征求解答：为什么是“五”，而不是四、三，或六、七？但一直没有看到能与“太极两仪”这个核心概念相贯通的解释，直至最近读到吕嘉戈先生所著《中国哲学方法》一书（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7），才深受启发，豁然开朗。该书将“阴阳五行”提高到哲学方法论的宏观高度，并以其所体现的“整体观方法论”和“形象整体思维”来概括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本质特点，读来感到尤其亲切，因为这与笔者以“动态平衡多维整体”这个复合概念对中国传统世界观进行的概括在内涵上完全一致，而且“阴阳五行”更模式化。该书结合了汉字创建过程、中医学、先秦诸子学说、和中国古代科技发明等实践方面说明了中国哲学方法的指导意义及其辉煌成就。本文则试着结合对“人类文化”整体的认识阐发一下笔者对于阴阳五行概念的理解与应用。为此，先得讨论一下对阴阳两仪的理解、及其与唯物辩证法之“对立统一规律”的区别。

一、“阴阳”与“对立统一”

中国传统哲学话语中的“阴阳”是一种形象化的概念，最初代表的是日、月运行给地球带来的昼夜、季节、明暗、冷暖相互交替这样的形象，然后又扩展到代表着一切事物所包含着的两个相反相成的方面或倾向持续不断的消长转化过程，即阳长阴消或阴长阳消--“一阴一阳之谓道”，也就是穷尽一切的最高之“道”。所以，阴阳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但并不代表、更不等同于西方直观经验主义或经验实证主义思维观念中任何可以界定的实体。“一阴一阳”之道也不同于来自西方的唯物辩证法之“对立统一规律”。

一、首先，虽然两者都讲对立面之间既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又互相对立甚至冲突、并且互相转化，但对立统一规律强调对立面之间相互斗争的目的、方向是“发展”、“进步”，是以“新”除“旧”；而阴阳之道虽然并不排斥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即在维持更高层次宏观平衡的前提下）的“斗争”、“发展”、“进步”、“新旧”等概念，但其总体目标，即斗争的目的、“发展”的内涵、“进步”的“方向”、区别 “新”与“旧”、“是”与“非”的标准，是平衡，是宏观总体平衡，是人类社会关系的总体平衡、以及人类社会与天地自然的总体平衡。

    我们知道，天地间最高层次的对立是（作为存在界之局部的）人类与（作为无所不包之全局的）自然界的对立、是（人的）“心”（意识）与（作为心意识对象的）“物”的对立，而“人”是“心”的载体。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在心物关系上，是“唯物”的，即以“物”为“第一性”、“心”为“第二性”的；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作为“第二性”之“心”的载体、又只占自然界之一小部分的“人”，无论是自由个人主义者眼中的个人或其集合，或是集体主义者眼中的人类整体，又成了主宰一切的“中心”。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所谓“辩证”、“统一”云云，只是一种言辞巧辩罢了。在前不久人们忽然感觉到生态危机的严重性以前，从没听说（只有在古代中国是例外）人们应该自觉约束自己过度的欲望之“心”，在总体上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每向大自然索取一分利益，都应怀着感恩载德之“心”，战战兢兢地反省自己是否伤害了她。这才是尊重“物”自然之“第一性” 的表现吧？！但从来只听说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无限制地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实质是人类对于自然的索求能力）、去满足人们无休无止的需要。这样的“唯物”，认为大自然是等着人们去改造、去征服，是为了征服自然而去认识自然，实际上是“唯人”、“唯心”，但美其名曰“能动作用”、“辩证法”。正是这种向大自然予取予求的欲望，是企求实现“各取所需”的那个宏大目标，成了“对立统一”话语中“斗争”、“发展”、“进步”的动力和新旧、是非的标准。

    总体态度的本末倒置必然导致局部认知的扭曲。只要是以“唯物”为名、“唯人”为实的任何主义，无论“辩证”与否，用之于人类社会，必然助长“唯物质主义”、“唯生产力论”、“经济发展至上论”等偏向；即使“辩证地”承认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但如果将只在有限层次上具有某种认识意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关系命题的有效性绝对化、夸大化，这本身就隐含着遗害无穷的危险：如像古代中国那样遵循“自然原则”（人类活动必须与大自然相协调）和“均平原则”（节制资本、利益均平），反而成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因循守旧”思想，而受到批判、抵制、抛弃，而必须以“征服自然”、“人定胜天”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先进文化”所代替。可见，离开了总体上人类对于自然的尊重和依顺，对于其它一切矛盾“对立面”相互关系的认识就会脱离了大前提而走向极端。这个大前提就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只存在人对大自然的依存，而（独立于人意识的那个）大自然并不依存于人。所以这两者之间并不是如其它对立面之间那样是相向的依存关系，而只是单向的依存。不承认这一点，就没有人与自然之间的“统一”，而只有“对立”。

因此，以“唯物”为名、“唯人”、“唯心”为实的“对立统一”是以在最高层次上以人类自我为中心的、只有人与自然的“对立”而没有“统一”为前提的、因而只是暂时地、权宜地存在于较低层次上的“对立统一”。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古代还是现代，西方国家内部的“对立统一”始终是以与外部的“非我族类”之间只有利益的“对立”冲突而没有整合“统一”为前提的，或者说内部的“统一”是以对外的、更大范围内的“对立”为大前提的。所以从根本上说来，西方主流文化中只有“对立”，没有“统一”。要找“统一”，必须到东方的中国传统中去找。

二、由于上述的原因，虽然唯物辩证法和阴阳学说都讲“对立面”，但两者所说的对立面基本上是两回事：前者所说的对立面，如上所述，都可以归结为是推动、还是阻碍人类对于自然界的单方面索求这样两个方面之间的对立。以阴阳学说的观点看，这是人类阳性文化的最高典型表现。

阴阳代表的是事物（包括人或物，个体或群体）在各种各样关系中所持的两种相反相成的态势趋向，而不是指事物本身。什么是“阴”？什么是“阳”？若借用当代西方哲学概念，是不是可以说：“阴”代表天地万物之间的永恒相关联系、以及意识心对此联系的认知和遵从，“阳”则代表天地万物各自分别的、相对独立的主体性、以及意识心对此相对主体性的意识和在此意识指导下的行为倾向。因此，在中国传统话语中，“阴”代表的是静、守、生、谦，“阳”代表的是动、攻、克、傲。表现于人，可以更具体地描述如下：

这两种态势可以平衡地结合于同一主体（阴阳调和），但在某一个特定对外关系中可能较多地表现出“阴”性（若对方阳性较重），而在另一关系中又可能较多地表现为“阳”性（若对方阴性较重）。

阴性、阳性本身并不等同于力量的消长。也就是说，阴性不等于是力量的消退，也可能是正在积聚待长；同样，阳性也不等于表示力量的增长，有可能反而是消退的前兆。正如《黄帝四经 • 雌雄节》所言：“举凡自我炫耀、自以为是、自我夸耀，倨慢不逊，都称之为“雄节”；举凡宛顺、温和、谦恭、卑让的，都称之为“雌节”。所谓“雄节”，大抵属于自满的范畴；所谓“雌节”，大抵属于谦逊的范畴。依仗“雄节”，假使偶有所得的话，并不意味着即是福吉；立足于“雌节”，如果一时有所损失的话，那么最终也必然会有善报。如果依仗“雄节”屡有收获，那也只能视为积累祸因，最终是忧虑凶险并濒临死亡。如果立足“雌节”而常有所失，这正是积累福德的过程；谨慎地戒备自己而不背离“雌节”，大福就必然会来至。”（原文：宪敖（傲）骄居（倨），是胃（谓）雄节，□□共（恭）验（俭），是胃（谓）雌节。夫雄节者，涅之徒也。雌节者，兼之徒也。夫雄节以得，乃不为福，雌节以亡，必得将有赏。夫雄节而数得，是胃（谓）积央（殃）。凶忧重至，几于死亡。雌节而数之，是胃（谓）积德。慎戒毋法，大禄将极）。这段话用之于观察今日人类对于大自然的态度，多像一面明亮的镜子啊！

当然上面这段引言不仅适用于人天关系，也适用于一切社会关系、国家关系。不过阴与阳，代表的不仅是“态”，即“姿态”，也代表“势”，即所处之位势，也就是“弱势”或“强势”，后者如“权势”、“财势”、以及一切居高临下之势、和其它各种优势。势之强弱也不是绝对的、或一成不变的。如老年人在体能上显然处于弱势，但在宗法传统或人道主义传统深厚的地方，他们具有受到格外尊重和有权得到更多照顾的道义优势。又如，在道义精神普遍强烈的社会或时代氛围中，或修道有成者（阴阳平衡），其“权势”、“财势”的潜在破坏性就可以得到遏制，而较少发展成霸道、霸势。

鉴于上述，阴阳平衡应是“态”与“势”的综合。如当权者、有产者、名声显赫者、上位者、其他为人尊长者、大国、强国等等，已经具有某种优势（无论是符合还是有违道义），所以他们更应该注意“守雌节”，即守静、居下（如，“大邦者下流”-- 《道德经，六十一章》），清心寡欲，谦虚谨慎，不强加于人，以平等、诚恳之心相待。强势者自身心性的阴阳平衡是社会关系得到平衡的主要保障。不过也需要弱势者的配合。如果周围没有倚强凌弱的霸道者，弱势者也应安于守雌居下。如果其“阳气”太重，本身阴阳失调，以别人的谦让为有机可乘，那么社会关系仍然会跟着失去平衡。当然，如果强势者以“阳态”助“阳势”，阳霸之气倍增，那么必然欺凌弱者，更容易让社会失去平衡和谐。这时，遭受欺凌的弱势者就需要多一点阳刚之气，表现在坚守道义、不对霸道行径卑躬屈膝；但在总体上仍需抱持无欲无为、谦虚谨慎、心胸开阔、以天道克服霸道的姿态，在战略战术上也应采取以柔克刚、以阴平阳的态势，才能保持自性的阴阳平衡和推动恢复社会的阴阳平衡。这就是人类社会的阴阳平衡之道。显然这是与西方传统中以某种对外的“对立”换取内部的“统一”完全是两条永不相交之道。

三、从上述两点还可以看出，阴阳学说与唯物辩证之“对立统一”还有一点明显的区别，那就是：前者是看到所有层次（人天关系-宏观社会关系-微观社会关系-人的心性态势）之间有机联系的整体观，而后者则无视层次之间的有机联系，其视野是机械割裂的、平面的、线性的、狭隘的。

      究其原因，上述区别在于是否承认并真正重视对立面之间的相互渗透，因为渗透产生层次，看到渗透就看到层次之间的联系。虽然也有“对立统一”论者提及对立面之间的互相渗透，但看不到对于诸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类重大“对立面”之间互相渗透的具体分析 – 这首先是由于辩证唯物论及其对于社会事物对立面的划分仍不能超脱机械论所致（待后分析）。而正如太极阴阳双鱼图所示（见下文附图），“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这是传统中国人的常识。如果说对立面的相互依存决定了事物的整体性，对立面在相互对峙中力量消长的即时态势决定着事物在每时每刻的性质及其变易，那么其相互渗透则导致了事物的层次性和复杂性。下面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矛盾为例稍作解释（更多例子稍后还有）：

      首先，由于前面说过的唯物辩证法未能突破、超越西方传统思想中人类中心主义的窝臼，因此其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概念局限于人类社会的有限视野。虽然这狭义的认识也有一定的意义，但由于始终囿于此狭窄视野，看不到更高层次的人天关系与低一层次的人际关系的相互渗透，只在低层次的狭窄范围内平直而行，才让人类走到今天面临生态崩溃威胁的地步。狭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只看到人类自己的作用，甚至将人类摆布自然力的能力，即科学技术，看作是第一生产力。事实上，从广义来看，自然力才是第一生产力。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才是第一生产关系。是她，大自然，孕育、创造了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繁衍的一切基本条件。如果将西方宗教中的上帝看作是拟人化的大自然，那么也可以说是上帝创造了人类、创造了一切（所谓“进化”也仍然是大自然-上帝的杰作）。那么对上帝的敬畏就是对大自然的敬畏。而正因为人们抛弃了这种敬畏，或者是将这种敬畏错误地转移到了代表金钱、权位、虚名的“偶像”们（idols）身上，而且这种偶像崇拜邪教的总教主虚伪地呼唤“上帝”的声音比谁都响亮，杀人愈凶、越货愈多，喊声愈大，似乎膜拜他们就是敬畏上帝 -- 正是因为人们如此失落了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因此人类将所享有的一切都归功于自己，视之为当然，而且永远感到不满足，非欲将她完全“征服”并吞下不可！于是她早在孕育人类以前亿万年中为所有生命、以及人类准备好的一切资源在短短的数百年“辉煌”中或者消耗大半，不可能在短期内再生，同时转化成遍布四海五洲、充斥地底天空的恶土、浊水、毒气，严重破坏了大自然的天然平衡，将其对于人类的容忍度逼到极限。。。

      在人与大自然这对矛盾中，人类阳气太盛；大自然虽能包容人类，但是阴中有阳，容忍度也是有限的。人类能否及时觉悟、避过劫难，全看当下。。。同时，人类也不是铁板一块、全都是忘恩负义之徒，而是阳中有阴（大自然包容精神的感染、渗透） -- 早在数千年前的东方，古代中国人就领悟到了必须与大自然协调相处这一至高原则。于是就有了人天关系和世界的宏观社会关系（即东西方两大文化的历史性反复遭遇）这样两个层次上和层次间阴阳互动、相生相克的错综复杂关系。

      在传统狭义的范围内，生产力是越高越好，因为那可以更好地满足人的欲望。但在上述人天关系的广义视野中，人的生产力显然有正面、负面之分：只有顺应自然界天然平衡之道、因而从根本上有利于人类生活的生产力才是应该得到鼓励的正面的生产力（阴阳调和）；而破坏自然界天然平衡、因而实际上有害于人类生活的生产力（阳盛阴衰）是负面的生产力，应该得到遏制。那么，刺激、怂恿负面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当然是落后、乃至反动的生产关系；只有有利于正面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才是先进的生产关系。那种不分正面、负面的生产力概念、以及将凡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都说成是先进的生产关系，显然是机械论的线性思维。

再说，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说成两个绝然对立的概念本身就是一种机械划分。什么是“力”？一事物作用于另一事物，这就是“力”。因此，凡是力，包括生产力在内，总是涉及两个相对的方面，本身就是一种关系。在人与大自然之间，既有人对自然的局部“改造、利用”（生产，索取，阳性表现）和不可抗拒的总体顺应（阴性表现），又有大自然对于人的恩赐（对生命的滋养、维护，也是一种“生产”，阴性表现）和可能的惩罚（阳性表现）。所以，体现在人天关系中的生产力与人天之间的“生产关系”根本上是重叠的，而不是相对的。

至于体现在人际之间的生产关系虽然是在一致对外（针对自然界）的基础上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本身也体现着一种或是正面或是负面的力，即生产力。人类群体的生产力并不是所有单个个人的生产能力之机械加总，因为按照系统论即非机械论的哲学观点，一个有机的（即所有局部都处于相互有机联系之中的）整体的能量要大大地超过所有局部能量机械加总之和。因此，这种狭义的生产关系本身就表现出 -- 不需“转化” -- 就是一种正面的或负面的生产力。

四、上面只以生产力、生产关系为例，只涉及人天和宏观社会两个层次之间的相互渗透。天地之间存在着无限多的事物、无限多的层次。但从上述例子即可引申出如下结论：所有事物各自的各个时空局部与其整体全局之间在上下、前后、左右等多方向上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相生相克、消长生灭关系。任何事物又与其它事物分别作为局部、以错综复杂、消长生灭的相生相克关系构成一个更大的全局。这个更大的全局也与其各个局部以及局部之局部、以及局部之局部之局部。。。直至其小无内的无穷小，同时与更高层次上更大的全局及其各个局部。。。直至其大无外的整个存在界处于无比复杂的相生相克关系之中。当然，对特定事物的认知不必要、也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关系脉络，究竟应该探究到何等深度和广度，当视特定时势的需要和可能。但有了阴阳平衡这个纲，就不会在大局上陷入孤立、静止、机械地看问题的错误而得出与实际大相径庭的结论。

以上第一、二类的研究为第三类研究准备条件。对于政策制定者的学术素养要求来说，三类研究的成果都需要吸收。但治国方略、具体政策的制订一般来说不应以前两类研究、而应以第三类研究成果作为直接参考。但事实上，无论是西方还是当今中国，政府制订政策的依据往往主要是第一类研究。其误国害人的后果已经广为人知，毋庸多言。

二、由“两仪”到“五行”

要知“五行”，先得认识“四象”。

由于“阴阳”代表的是相反相成的两面有消有长（两个方向）的过程，而不是铁板一块、静如死水的机械实体，“二二得四”，因此这个过程又必然展现为四个阶段：（1）从阴盛阳衰之极(太阴)，经过阴渐衰、阳渐盛、趋向平衡（少阴），达到阴阳大致平衡；（2）从阴阳大致平衡，经过继续阴渐衰、阳渐盛，达到阳盛阴衰之极（太阳）；（3）从阳盛阴衰之极（太阳），经过阳渐衰、阴渐盛、趋向平衡，达到阳阴大致平衡；（4）从阳阴大致平衡，经过继续阳渐衰、阴渐盛，又达到阴盛阳衰之极(太阴)。于是“两仪生四象”，即“阴阳”两仪生出“太阴、少阴、太阳、少阳”四象（或曰“四相”），具体如：一日之为子、卯、午、酉四个时辰分成四段，一月之为朔日、上弦、望日、下弦四个日子分成四期，一年之为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个节气分成四季，还有月亮绕地一周所经过的天宫二十八宿按方位所分之东、西、南、北四宫。这最后两个“四象”，即四季和四宫，还以更形象化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种动物作为标志。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时间概念的每一“季”、和作为空间概念的每一“宫”分别同时由同一种动物来代表，这说明古代中国人早就超越了自身感官之局限所带来的认知局限，认识和超越了时空之分的相对性，融入了心物不二的境界。

这“四象”相当于四个时空区间，它们之间的“阴盛阳衰之极”、“阴阳大致平衡”、“阳盛阴衰之极”、和“阳阴大致平衡”这四个“时空点”代表着事物正发生质的变化，因此也可以称为“质变点”。那四象则可以称为“量变区间”。可见，“四象”这个概念形象化地展现了事物质、量互变的演化过程。由于“四象”代表着认识事物阴阳消长总过程中最低限度所必需的四个不同质的分过程，所以这个形象化概念对于认识事物具有基本意义。

除了阴阳消长的观念以外，与见木不见林的西方传统相对照，中国传统思维的另一个特色则是：在各个局部与全局的宏观关系整体中考察每一个局部和全局。因此四象之中还有一个核心统率、维系着这四个局部、并代表着由这“四加一”之间的所有联系组成的整个宏观体系。四加一等于五，缺一不可，于是统称为“五行”。如，金木水火，当代表春夏秋冬四季时，土就代表着地球这个核心，因为若没有地球绕着太阳转，就没有这四季之分；当它们代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时，土代表“中”；当它们代表东南西北天宫四区时，土代表位于中间的北斗七星 – 这北斗七星以其与天宫四象的关系，“如同钟表指针一样将地球上的时间、季节变化全都清楚地指示出来。。。”（《中国哲学方法》，2007，27页）。这就可见“五行”模式的宏观认识意义了。

由于“阴阳”存在于自然与社会、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微观和宏观的一切层次上、一切事物/关系/过程之中，所以“五行”就是认识无所不包的天地万物的一个基本模式。人们或许会说，世界上的事情复杂得多了，哪有一个“五”字这么简单？的确，世事无比复杂。西方有所谓“还原论”（reductionism，更确切的字面译法应是“简归论”，即“简单化地分解归纳(reduce)”，或者干脆可以意译为“基本粒子论”；之所以译成“还原论”，说明译者也是“基本粒子论”者，将所谓“基本粒子”看成了“原”。其实这根本不是世界的“原”状态，无所谓“还”；倒是我们现在努力复兴中国传统思维，才是真正的“还原”。）如果按照所谓“还原论”即基本粒子论的思维方式把世界看作某种“基本粒子”的堆积，那么“五”这个数字的确太小了，因为“基本粒子”的数目应是“无穷大”，一个“五”字怎么概括得了？但是如果真正按照基本粒子论，世事又无比简单，因为所有“基本粒子”既然称作“基本”粒子就该是“一”个模样，所以应该说“五” 这个数字是太大了，只要“一”就够了，何需“五”？那么这个“五”字究竟是将事情简单化了呢还是复杂化了？

先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可不可以概括成“四行”、“三行”或“六行”、“七行”？按照上述，“四”是阴阳消长总过程中具有不同质的分过程的最小可能数目，加上代表总过程的“一”，那么至少是五。所以“四行”或“三行”肯定是不能成立的了。而这四个分过程本身所代表的只是阴阳消长程度的变化（量变），至于阴阳之间关系实质、即事物性质的变化（质变）只发生在区隔这四象的四个点上。除此之外，再无更多的“质变点”和具有不同质的“量变区间”。（四个质变点加上四个量变区间就是八卦的内容。）所以“四”是特定事物阴阳关系质变的最大概率，不可能再大了。于是就有了“五（行）”，不可能再少，也不可能再多，就成了把握事物/过程的、最基本的形象化认知模式或范式。

“五行”通常以“金、木、水、火、土”来代表。金、木、水、火、土这五个字虽然本来是用来表示五种物质形态的，但作为五行的代表，就不是代表五种物质形式，而是以它们之间的生克关系象征性地代表事物的（时空）局部与全局、局部与局部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联系。这是五行学说的基本精神。所以决不能以西学的思维方式来解读中国的传统概念，否则就是对于中国文化的奸杀。

如果说，基本粒子论（包括社会科学中的原子论）代表着西方的思维路线，那么也许可以说，以阴阳五行为标志的基本模式论代表着中国的思维路线。同样是“基本”，但一个是“粒子”，一个是“模式”。粒子可以无限分割，因此基本粒子永无定型、实际并不存在；模式一旦被证明符合天地万物运转变化之“道”，则可以称作基本模式、并传之永远，关键在于活学活用。另外，不同层次上的粒子（分子、原子、电子等等）内涵是不同的，而阴阳五行展现于从其小无内到其大无外的所有层次、所有领域的一切事物/过程之中，其本质内涵或曰根本精神是始终如一的。

      中国人阴阳五行的观念源自对于天地运行变化规律的观察，但实际上适用于一切事物，无论是无机界还是有机体，是自然还是社会，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是有形的还是抽象的。那是因为“万物负阴而抱阳”，“一阴一阳之谓道”。有阴阳两仪，就有四象五行。中医学之所以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上，不但指导人们怡养生命、去邪祛病，使种族得以繁衍，还以其所含之哲理智慧传承着优越的思维方式，使文明得以延续，立下了万古不朽的巨大功劳，就是因为运用了阴阳五行的认知模式及其所体现的精神。只是在运用于社会和精神领域的抽象事物时，因为其没有可以直接感知的时空形相作为易于把握的根据，因此不能机械地区分四象、五行，更不能乱点鸳鸯，随意地将一些抽象情事和概念与金、木、水、火、土牵强地挂起钩来，将阴阳五行搞成不伦不类、神秘莫测的比附把戏。

上面由阴阳两仪引出四象五行的过程清楚地显示出:阴阳概念是五行模式的灵魂，就如对立统一规律（或称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灵魂一样。但阴阳和谐学说与“对立统一规律”，虽然在某些言词上有些相像，但是在本质含义上是根本不同的。因此，沿着如此不同的思维路线，对人类文化现象的认识也必然是大相径庭，甚至完全颠倒的。下面就以阴阳五行模式分析一下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

三、人类文化中的阴阳五行

世界的历史和现状表明：人类文化是一个多层次、多分支、互相渗透、相生相克的复杂巨系统。作为精神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思维方式基本上分为有机整体论和机械论两种。前者有利于达成阴阳平衡的个人心态、行为和社会秩序；后者则导致阴阳失调，或阴盛阳衰（如佛家、道家的出世派），或阳盛阴衰（如原子论个人主义、铁板论集体主义蛊惑下的个人和社会的心态、行为、秩序）。这两种思维方式在具体的思想家身上、和具体的思想流派和文化圈内往往是互相渗透交杂的，不过总是以其中一种为主流。而且两种思维方式的奉行者思考和研究问题的某些具体方式方法和成果还是可以互相借鉴、互相补充的。这就构成了思想文化在多层次上的阴阳交杂、相生相克、多姿多彩的复杂局面。

从世界空间的横向上看，人类文化东西两大分支的大致分野如下：

                                 ┌    主流：以黄老为代表的道/法家有机整体论思想学术

     人     ┌中国文化┤

     类     │                └非主流：机械论思潮（如原子论或铁板论社会观点）

     文 —┤

     化     │                ┌    主流：机械论哲学/科学

              └西方文化┤                                            ┌宗教“神秘主义”

                                 └非主流：有机整体论因素┤辩证法

│现代理论物理学

└系统论等

从人类历史的纵向上看，则如下图：

其中太极阴阳双鱼图代表着人类文化历史阴阳消长的四个阶段，金、水、木、火分别代表四个转折点。代表全局的那个中心点“土”被置于平面之上，是为了更清楚地显示五行之间的生克关系（绿线代表“生”，红线代表“克” ，箭头代表生克方向）。

现将这四个阶段大致描述如下：

一、“土生金”：最初，人类从动物界分化出来，逐渐具有“我”与“非我”、人与自然的分别意识、以及对天地万物的分别意识（盘古开天辟地），从此人类从整个自然界分化出来，并开始学会使用工具（“金”）、局部地改造自然，以维护自己族类的生存、繁衍。

二、“金生水”：工具的使用让人们可以改进水利、发展农业、保障民生。由于农耕文明比较注重人的活动与天地万物（包括人类自己的不同族群）的融洽和谐，所以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阴阳较为平衡的东方农业文化长期（十多个世纪）走在世界文化的前哨，并且曾经深深地冲击、感染过西方的游牧、海商文化。同时，工具的使用也助长着人们的狂妄，狂妄让人们无视人类一体、人天一体的真相，而在思想和行动中与天地对立，与“非我族类”对立，将万事万物割裂、对立，导致机械论的思潮像洪水一样泛滥。同样是“水”，可以是浇灌生命的甘泉，也可以是扼杀生命的恶水。

三、“水生木”：西方的游牧、海商文化本来就较多地保留着人类走出原始森林的动物界以前弱肉强食的丛林“武化”烙印。在第一次与东方文化遭遇之后，吸收了其中以造纸、火药等为代表的具体的物质文明成果，但较少真正领悟蕴含在东方文化中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论思想精髓。一个明显突出的例子是将老子的“无为”思想误读或曲解成为自由放任主义，从而给本就阳盛阴衰的西方文化增添了新的“依据”。求表（物质成果）弃实（精神实质）的结果是加速、加剧了向外（外族、自然界）“对立”、内部“统一”（“民族国家”的逐步形成）、“外对”与“内统”反复相互促进的历史进程，实际是加速着以提倡“个性解放”为中心口号、以“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世界性殖民扩张、帝国主义战争、资本世界霸权为标志的、变本加厉的阳盛阴衰过程，将原始丛林（“木”）的阳性法则发挥到极致，从而把欧洲和世界推向社会关系、人天关系像今天这样严重失衡、危机重重的地步。

四、“木生火”：物极必反。阳盛阴衰之极就是阳渐衰、阴渐盛的开始。今天，全世界有良知的人们都在慎重反思。越来越多的反思者被东方古老的文化传统所吸引。而且，正如中国文化中也有非主流的机械论（相当于原子论、铁板论）思潮（阴中有阳）、有时还相当盛行一样，西方文化中也有非主流的有机整体论因素（阳中有阴；参见上图所示，详见翟玉忠：《重建通天塔》）。作为中国文化的传人，我们需要在吸收西方文化优秀成果的同时，不卑不亢地、谨慎地、实事求是地向世界介绍我们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那是我们的幸运和责任。困难不少，前途光明。只要我们坚持内修外练（实践），让自己的心与天地万物相融，我们的前途也将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光。可以预见，即使不能亲身看到，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有机整体论世界观、方法论会逐步深入人心，一个多维整体动态平衡的人类社会一定会逐步到来，那将也是人类向着天地自然的回归 – “火生土”。

上述五行的相生关系是与它们之间的相克关系交错并存、相辅相成的。其相克关系可以具体解读如下：

金克木：人类学会使用工具就可以自食其力，摆脱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木克土：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人间的极端发挥破坏了天地万物的和谐。

土克水：天地阴阳平衡法则容不得维护丛林法则的机械论世界观、方法论。

水克火：机械论的洪水泛滥一度几乎淹没了有机整体论的生命之火。

火克金：有机整体论的世界观可以规范人类对工具、机器、科技的运用。

这就是人类文化的阴阳五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