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渊龙夫把国家财政对“山林川泽”的依赖追溯到春秋战国之际。特别是战国时代激烈的兼并过程中，“山林川泽”成为国家生存的根本。比如，秦孝公十二年迁都咸阳后，商鞅把畿内小都乡邑合而为县，凡三十一县，建立了直属国家的税收制度，使君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财政权力。但是即使如此，秦国仍面临着军事对财政的巨大挑战，需要从开发“山林川泽”寻求出路。以下是《商君书：俫民》中的论述：

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1]谿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2]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以此食作夫五万。[3]其山陵、薮泽、谿谷，可以给其材；都邑、蹊道，足以处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

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穀土不能处二，田数不满百万。[4]其薮泽、谿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货宝，又不尽为用。此人不称土也。[5]秦之所与邻者，三晋也；所欲用兵者，韩、魏也。彼土狭而民众，其宅参居而并处；其寡萌贾息，[6]民上无通名，[7]下无田宅，而恃奸务末作以处；人之复阴阳泽水者过半。[8]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似有过秦民之不足以实其土也。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而晋之无有也信，秦之有余也必。如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今三晋不胜秦，四世矣。[9]自魏襄以来，[10]野战不胜，守城必拔，小大之战，三晋之所亡于秦者，不可胜数也。若此而不服，秦能取其地，而不能夺其民也。

今王发明惠，诸侯之士来归义者，今使复之三世，[11]无知军事；秦四竟之内，陵阪丘隰，[12]不起十年征，者于律也，[13]足以造作夫百万。曩者臣言曰：[14]“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晋之无有也信，秦之有余也必。若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今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此必与其所欲，而不使行其所恶也。然则山东之民，[15]无不西者矣。

…夫秦之所患者，兴兵而伐，则国家贫；安居而农，则敌得休息。此王所不能两成也。故三世战胜，[16]而天下不服。今以故秦事敌，而使新民作本。兵虽百宿于外，[17]竟内不失须臾之时。此富强两成之效也。臣之所谓兵者，非谓悉兴尽起也，论竟内所能给军卒车骑。令故秦兵，新民给刍食。[18]天下有不服之国，则王以此春围其农，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陈其宝，[19]以大武摇其本，以广文安其嗣。王行此，十年之内，诸侯将无异民…

周军之胜，华军之胜，秦斩首而东之。[20]东之无益，亦明矣.而吏犹以为大功，为其损敌也。今以草茅之地，徕三晋之民而使之事本，此其损敌也，与战胜同实，而秦得之以为粟，此反行两登之计也。[21]且周军之胜、华军之胜、长平之胜，[22]秦所亡民者几何？民客之兵不得事本者几何？[23]臣窃以为不可数矣。假使王之群臣，有能用之，费此之半，弱晋强秦。若三战之胜者，王必加大赏焉。今臣之所言，民无一日之繇，[24]官无数钱之费，其弱晋强秦，有过三战之胜，而王犹以为不可，则臣愚不能知已。

我将此段试译如下：

一百平方里的土地，山岭占十分之一，湖泊占十分之一，河流占十分之一，城邑道路占十分之一，瘠田占十分之二，良田占十分之四。用这些田地，可以养活五万农夫。山岭湖泊可以供应他们所必须的财物，城邑道路可以安顿他们的起居。这是古代君王管理土地、分派老百姓的原则。

现在秦国的土地，总数达到五千平方里，但种粮食的土地不足十分之二，农田数目不足百万亩，湖泊、河涧、名山、大川的资源又没有充分利用。这就叫作人力不足以胜任土地的开发。秦国所相邻的国家是赵、魏、韩这些“三晋”之国。秦国所要攻打的是韩国和魏国。在这些国家里，土地狭小、人口众多、房屋拥挤，老百姓经营商业，在国家那里没有户籍登记，也没有自己的房屋土地，只能机关算尽地不务正业，勉强维生；在山的两侧和水边掘洞而居的超过人口的一半。这些国家土地不足以供养其人民的情况，比秦国劳动力短缺而不足以开发土地的状态要更为严重。我们不妨设想一下老百姓的天性：他们所要的，不过是住宅和土地而已。这些资源三晋肯定是没有的，而秦国肯定是有的。既然如此，老百姓还不向西移民到秦国来，是因为秦国士人忧郁、庶民辛苦。…三晋与秦国打仗，经过孝公、惠王、武王、昭王四世也没有打胜过。自从魏襄王以来，野战不能胜秦，据守的城池也被秦国攻克。大大小小的战役，三晋败给秦国不计其数。如果这样他们还是不屈服，原因在于秦国能够兼并他们的土地，却不能获得他们的人民。

现在君王如果明智地施与恩惠，对于从各诸侯国来投奔秦国的人，从今天起免去三年的赋税，并不让他们服兵役；秦国四境之内的山岭、池塘、高地、和沼泽的开发，十年内都不征收赋税，并将此政策写在法律上；那么就足以招募百万的农夫。刚才下臣曾说：“我们不妨设想一下老百姓的天性：他们所要的，不过是住宅和土地而已。这些资源三晋肯定是没有的，而秦国肯定是有的。既然如此，老百姓还不向西移民到秦国来，是因为秦国士人忧郁、庶民辛苦。”现在我们给他们住宅田地之利，免除三代的赋税。这就叫一定要投其所好，而不让他们干不他们不喜欢的事情。这样，东方各国的老百姓就没有不向西移民的了。

…秦国所面临的难局是：如果兴兵攻打敌国，国家就贫苦；如果安居务农，则敌国就获得了喘息之机。这是君王如今不能两全其美的。所以打了四世的胜仗，天下还是不服。现在如果用秦国原有的百姓去进攻敌国，用新来的移民从事农耕之本业，那么我们即使陈兵于境外百天之久，境内的农事也不会有须臾的耽误。这就到达了富国强兵的两全其美之效。当然，下臣所谓的兵役，也不是说全部征发。我所讲的是境内所能供应的车骑步卒的最大潜力。我们让秦国原有的百姓服兵役，让新移民供应粮草。天下若有哪国不服，那么君王就发动春季攻势扰乱其农时，夏季掠夺其食物，秋季抢占其收获，冬季攻陷其城堡――用强大的武力动摇其根本，用宽厚的文治安抚其子民。君王如果实行这样的政策，那么十年之内，各诸侯的百姓就没有不是您的臣民的了…

秦灭了周，又曾打败魏军，斩下了众多敌人的头颅，挥军东征。东征无获是明显的。但是，官吏们还以为这是大功，理由是削弱了敌人。如今我们以长满野草的荒地，招募三晋的人民，让他们投身于农耕之本业，用这样的方法削弱敌人，和在战场上打了胜仗是一样的。同时，秦国也获得了他们生产的粮食。这是务农与征战两全之策。况且，秦灭周，在华下打败魏军，在长平打败赵国。在这些胜仗中，秦国自己的伤亡人数又是多少呢？秦国本土的兵卒和从外面新招募的兵卒中，为此无法务农的人又有多少呢？下臣以为这些数目是不可胜计的。假使君王的群臣中，有人能够用这些战役所调动的资源，消耗其中的一半，削弱三晋而壮大了秦国，君王一定会大为奖赏他的。现在下臣所讲的，不增加老百姓一天的徭役，国家也不增加多少开支，在削弱三晋、壮大秦国上，都有超过前面讲的三次胜利的功效。如果君王对此还不认可，那么以臣下的愚钝，实在是不能理解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商君书》的作者混杂：小部分可能出自商鞅之手，大部分恐怕是他身后的人所添加。这些人也许是他直接或者间接的门徒，或膺服于他的思想的人，要借他的嘴说话。这就如同柏拉图的许多思想是借其作品中苏格拉底的嘴说出来一样。可以说，《商君书》代表着战国特别是战国后期主导了秦国的政治哲学，即“商鞅学派”的思想。韩非在《五蠹》中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家者有之。”可见《商君书》在战国末年已经很流行。（高亨：1；郑良树：I-XI.）这里所引的《俫民》，涉及的事件有在商鞅身后八十多年者，其时秦已灭周，进入扫平六国的“收关阶段”。所以，此篇并非突破周代秩序的变法理论，而是对商鞅变法所带来的政治现实的回应。

从这个角度看，此篇所表达的思想就更有意义。众所周知，法家的基本政治思想和儒家对立。《汉书：食货制》载武帝时董仲舒的上疏，对商鞅谴责尤甚：“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共；[25]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 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 又颛川泽之利，[26]管山林之饶…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27]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大意是：上古帝王对老百姓的税收不超过其所得的十分之一，这样的需求很容易供应；使用老百姓的力役，一年也不超过三天，这样的劳动量也很容易满足…　到了秦则不然，用商鞅制定的法规，改掉了上古帝王的制度…　并且垄断了川泽的利润，把持着山林的出产…　又把服兵役的时间加长了一个月，不仅把当免之赋役恢复，而且开始新的加征。一年间的兵役和力役，比古代加多了三十倍；田租和人头税，以及盐铁贸易中的加征，则增加了二十倍。富民的田地，税率超过了十分之五… 　

但在《俫民》篇里，我们则看到一个“商鞅学派”自己塑造的“商鞅”。这位假托的商鞅和儒家版的商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不仅格外注重孔子提出的“使民以时”的问题，而且要求免去赋役，比一向主张轻徭薄赋的儒家还彻底。特别是在秦国军事上连连得胜，甚至灭了周，荡平六国、统一天下已经只是个时间问题的关头，《俫民》篇却口口声声：军事胜利并不是决定性的，必须用优惠的经济政策赢得民心，“以广文安其嗣”，即以宽怀的文治安抚被征服的子民。这俨然是在用儒家的口气讲话了。

这一迥异的“商鞅”不仅说明了儒家版的“商鞅” 不可尽信，恐怕也说明“商鞅学派”对商鞅变法后秦国的现实进行了反省。商鞅变法后秦国国力大增，屡战屡胜，但很快在其扩张过程中遇到了瓶颈。秦在此时期兼并土地后一般马上设郡，将新增土地置于君主的直接控制之下。因此，考查郡的设置过程，就成了理解秦国扩张进度的最好办法之一。根据江村树治的研究，秦的置郡过程，从公元前317 年置巴郡到公元前221年统一天下，共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公元前317-271 年。这一时期内，秦向南方和东南方置郡。但是在东方，自公元前290年置河东郡后，就停止了置郡。而东部正好就是三晋地区。这说明秦的扩张在此阶段形成了绕开三晋向东南方向迂回之势。《俫民》中提到的“华军之胜”就发生在这期间（公元前273年）。第二时期则是公元前271-250，秦国向三晋地区大举征伐，但许多重要城市得而复失，几度易手，难以建立稳定的统治。比如公元前269年赵将赵奢大破秦军。公元前261年赵将廉颇与秦相持于长平，次年秦用反间计于赵。赵王以赵括代廉颇，大败。赵军四十万人投降而被坑杀，秦兵死伤亦过半。公元前257年，魏信陵君大败秦兵。次年秦灭周。第三时期，是公元前249-226年，秦终于在三晋地区设置了三川郡（公元前249年）、上党郡（公元前247年）、东郡（公元前242年）、颖川郡（公元前230年）、邯郸郡（公元前228 年），算是完成了对三晋的征服，加上其北方的郡共设置了八郡。最后一阶段则是公元前225-221年。在这短短五年，秦迅速完成了对齐、燕、楚，设置了十六个郡。（江村树治：170-210.）

《俫民》篇提到第一和第二阶段的重大战役，显然是针对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形势所发的。江村树治的研究表明，三晋作为传统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人口密集，交通发达，特别是当时战国高速的城市化，主要在这一地区发生。这些在《俫民》中都有印证。所以，虽然秦国有强大的军力，但三晋却吃不下去。第一阶段的扩张历时四十六年，基本绕开三晋。第二阶段大举进攻，但双方互有胜负，牺牲惨烈，历时二十一年。在这六十多年的苦斗中，三晋强大的经济实力表现了强大的后劲，能够屡败屡战而不屈服。秦国是边疆国家，以农业立国，人口稀少，经济相对落后；特别是在向南方扩张中，建立蜀郡，并修都江堰，徙万户秦民至蜀，更是抽走了关中地区宝贵的人口。（黄耀能：94-96.）这样经过连年征战，自然陷入“士戚而民苦”的困境。

通过对这一局面的反省，“商鞅学派”意识到：财政才是决定列国竞争胜败之关键。没有雄厚的财政基础，秦国无力支持与经济实力最强的三晋打持久战。而对于地广人稀的秦国而言，财政之要务在于开发土地。以目前这样的状况，如果发动战争，农民必须服役而耽误农活儿，农业生产受打击，进而国家财政空虚，无力应付进一步的军事危机；如果为了照顾农业而不发动战争，则等于给敌国以喘息之机。最后“商鞅学派”解决方案是经济战：开放荒地供流民开垦，特别是以优惠政策吸引地少人多的邻国三晋之民前来就耕，创造新的财源，同时瓦解对方的经济基础。这样，秦国的传统居民就能够腾出时间来打仗。征战之民和农耕之民有了分工。这也是最早的兵农分离的理论。

不过，“商鞅学派”马上澄清：这种兵农分离并非我们现在所谓的职业军制：“臣之所谓兵者，非谓悉兴尽起也，论竟内所能给军卒车骑。”即所谓的兵役不是全部将秦之“故民”征发，而是把握境内所能供应的车骑步卒的最大潜力。换句话说，如果真需要大规模陈兵境外时，这些人可以如数出动、不必担心地荒了没有粮食吃，但平时还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务农。当时秦国并没有发展出强大的中央财政足以维持职业的常备军。当兵还是耕战自养。他们之所以关键时候能够离得开土地，就在于国家利用新移民对“山林川泽”（即所谓“陵阪丘隰”）的开发，有了一定的剩余，能对付暂时的壮劳力流失。

这一策略，在扩张的第三阶段显然被采用。公元前246年郑国渠开始兴建，十余年而成，为大规模开垦土地创造了条件。这样大的工程在连年征战中进行，一个人少地多的国家不靠大量外来移民则很难想象。特别耐人寻味的是，郑国渠的兴建，本是韩国的计谋。《史记：河渠书》记：“而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也就是说，韩国盘算着用修建郑国渠牵制秦国的人力，使之无力东伐。但此阴谋很快被发觉，郑国不得不为自己辩护。其事记于《汉书：沟洫制》：“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秦以为然，卒使渠成。”也就是说，韩国派来的水工郑国见阴谋败露后索性老实交代：“我开始是韩国派来破坏秦国攻韩计划的。但是，我如果真修好了这条渠，不过是延缓了韩国几年的生命，却给秦国留下万世的福益。”秦国之所以决定将计就计，恐怕还是在于《俫民》的思想占了上风：急攻三晋不如创造优惠的经济条件吸引三晋之民。《史记：河渠书》评论说：“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漑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之曰‘郑国渠’。”四万余顷就是四百万余亩。《俫民》还说秦有耕地不及百万亩。这些数字固然不可尽信。但郑国渠在本质上改变了关中的耕作条件，为移民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添加了大量农田，应该是没有疑问的。而如增渊龙夫所指出，郑国渠的中心地点瓠口一带，是《尔雅》所列的天下“十藪”之一。（增渊龙夫，1997：365.）可见在那一地区开垦了许多荒地。秦国也正是在这前后用了二十三年的时间，终于征服了三晋。有了三晋的经济资源，下面征服齐、燕、楚三国就易如反掌，仅用五年就都给灭掉。

秦灭六国，显示了开发“山林川泽”在确立当时的国家财政基盘上是多么关键。不过，这还没有解决一个问题：君主如何在这样的开发中占据主导地位？如上所述，《俫民》所针对的，不是周代的封建秩序，而是商鞅变法确立了君主专制后的政治现实。江村树治通过对这一时期的货币和兵器上的铭文的研究证明：秦国在财政上已经相当集权。其铜兵器虽然都是由县铸造，但从铭文上看，其最高统辖者不是县令，而是上位的相邦（或丞相）及郡守。更不见地方发行的货币。半两钱为中央发行的统一货币而广泛流通。相比之下，三晋地区铜兵器的铸造，县令常常就是最高统辖者，可知许多城市或县在军工上自立于中央。在货币的铸造和发行上，也多以城市为单位，找不出受上级的郡或中央政府统辖的痕迹，也不存在排他性的国家统一货币的流通。（江村树治：195-200.）

这一现实表明，秦在建造中央集权的国家过程中，有我们现在所谓的“后发优势”。因为秦国地处边疆地带，经济落后，传统势力不甚雄厚，便于君主集中权力，这也是商鞅变法得以成功的条件。晋则是传统的中原地带，春秋之时是第一大国。社会中传统的贵族势力较强，君权较弱，自然也不会由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独揽经济发展的果实，乃至最后三家分晋，一个超级大国变成了“三晋”。可见，《俫民》中所提出的政策，要有赖于特定的制度框架才能施行。这一制度框架，就是传统农地之外的“山林川泽”在君主的掌握之中，其收入可以直接成为君主的财政收入。这就意味着和周代封建制度的决裂。如上所述，《俫民》面对的是商鞅变法所创造的君主集权的政治现实，不需要面对周礼所规定的政治秩序，更不需要在秦制和周制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但孔子时代则不同。秦那样的中央集权才刚刚萌芽，况且鲁国地处齐晋之间，是经济文化中心，“山林川泽”之利归属于谁，当然也就不象商鞅之后的秦国那么清楚。其间的演化，自应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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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说文》：藪，大泽也。

[2] 据高亨《商君书注译》，谿与溪同。《广雅：释室》：蹊（音奚），道也。

[3] 同上，作夫，劳作的人。

[4] 五为五倍。二，根据上下文，应为什（十）之二。百万，高亨解为一方里为一田即一井田。这样“田数不满百万”就成了田数不满百万方里。但五千方里的土地何来百万方里之田？这显然不通。其实，原文讲得很明白：“方千里者五，而穀土不能处二，田数不满百万”，穀土在“方千里者五”的地域“不能处二”，自然就是不及五分之一，即不及“方千里”。这里，“方千里”和“百万”所指的是一事。我相信百万就是亩数。《孟子·滕文公上》：“方里而井，井九百亩。”照此算来，方千里则是九百亩乘千，为九十万亩，正好“不满百万”。当然，对井的大小有不同算法。据前述《司马法》：“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十里，出革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虽大国之赋，亦不是过焉。”这里讲的“步”，是古代基本的长度计量单位，大致相当于正常人走两步的距离（一步曰“跬”），为六尺。百平方步为一亩。一百亩的土地授给一夫；三夫为一屋，是指一家三口人，一般包括夫妻二人和一个孩子。三家构成一井，十井则为一通，十通为一成。以此算来，一成有三百家，九百口人，占有十平方里的耕地，一平方里则是一通九十口的耕地，包括十井，大致九千亩；一井则是九百亩，三家九口。百万井，则为九百万口，十万平方里，远大于“方千里者五”的土地总量的一百倍。可以，这一换算和《商君书》不和。另外，《商君书》的《算地》中重复了与“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谿谷流水处什一”十分类似的文字后说：“方土百里，出战卒万人…”照此算来，方土千里，则出战卒十万人；“方千里者五”，则可以供应五十万战卒。这显然是个大得不可能的数字。这大概是商鞅“尽地力”的理想的极限了。

[5] 《商君书：算地》：“故有地狹而民眾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此出“称”犹“胜”，人不称地，民不胜其地，地广民少之意。

[6] 寡萌，小民。萌，借以为氓。贾息，经商求利。

[7] 通名，户籍。

[8] 据高亨，复为古字假借，是地室之义，在此作动词，为掏山冻。阴，山南；阳，山北。

[9] 同上，四世，当是指秦孝公、惠王、武王、昭王。这是商鞅死后多年的话。

[10] 同上：魏襄王立于周慎靓王三年，在商鞅死后二十年。

[11] 归义，外国人来投靠。复，免去赋役。

[12] 《尔雅：释地》：“陂者曰阪，下湿曰隰。”

[13] 高亨注：者，当作著。著于律，写在法律上。

[14] 同上，曩，方才。

[15] 战国、秦汉时称崤山或华山以东为山东，有称关东，亦指战国时秦以外的六国。

[16] 高亨注：三应作四。

[17] 百，当指日数。

[18] 故秦，原来的秦国臣民。兵，此处当动词，以服兵役。刍，《说文》：“刈艸（草）也。”

[19] 据高亨：围当违。春违其农，是说春天出兵攻打“不服之国”，使其民不得耕种。宝当作保，通堡。

[20] 同上，周军之胜，指周赧王五十九年秦灭周之战，在商鞅死后八十二年。华军之胜，指周赧王四十二年秦败魏军于华下之战，在商鞅死后六十五年。

[21] 同上，反当居字之误，居者谓新民，行者谓故民。《尔雅：释诂》：“登，成也。”

[22] 高亨注：长平之胜，指周赧王五十五年秦破赵于长平，坑杀赵兵四十余万。在商鞅死后七十八年。

[23] 同上，民客之兵，秦民与客民的从军者。

[24] 同上，繇，为徭。

[25] 共，作供。

[26] 颛，通专。

[27] 复，免除徭役或赋税。正，同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