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葛洪思想典型地表现了儒道互补的特征，而且他是自觉地主张“尚博”，自觉地做到儒道兼采。他认为儒道两家是各有分工，各有利弊的，两家必须互相补充。把儒家思想运用于社会领域，才能使社会安定。国泰民安，正是葛洪所追求的最高目标。
儒道互补是中国思想的主流，由此而凝固出的一整套思维方式，在中国社会中长期起着支配作用。儒家的变动性是形成这种思维方式的主因。儒学跨越了两千多年，经历了多次的文化交流，从时间上来说，儒家思想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形态的变化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就形成了四种类型的儒学：独尊儒术型、儒道互补型、三教合一型、四教会通型，而今天正在开始形成多元融合型的儒学。从空间上来说，儒家思想随着地域的不同而改变形态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因为儒学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文化遗产。除了中国儒学，还有日本儒学，日本的孔子；韩国儒学，韩国的孔子；……甚至也有法国的儒学，法国的孔子等等。这些儒学都是文化交流的产物。所以说孔子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孔子既是时间人，又是空间人。儒家形态的改变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魏晋时期是中国思想史上被称作玄学的时期，玄学家们可以说大多都是儒道互补型的学者。葛洪的思想典型地表现了儒道互补的特征，而且他是自觉地主张“尚博”，自觉地做到儒道兼采。
过去的研究者把葛洪论定为折中主义者，实际上葛洪对各种思想广采博收，并没有折中主义的弊端。这种儒道互补是有利于人类思想发展的。人类要想真正实现世界大同，必须对全人类的思想广采博收，多元融合。所以葛洪的儒道互补应该是符合人类思想发展潮流的，不应该斥之为有贬义的折中主义。
一、博闻深洽、儒道双修
葛洪在十五六岁时，博览群书，已有文名。16岁熟读《孝经》、《论语》、《诗经》和《易经》等儒家经典，系统接受儒家教育，以儒学涉世，以道术安心立命。但他“所以逍遥于丘园、敛迹乎草泽者，诚以才非政事，器乏治民”，因此无意仕途，立志成为精研经史百家、专事著书立说的儒家学者。他苦读寒窗，“孜孜而勤之，夙夜以勉之，命尽日中而不释，饥寒危困而不废，岂以有求于当世哉，诚乐之自然也”。《晋书》本传说：“洪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辩玄立赜，折理人微。”
葛洪在十八九岁时拜从祖葛玄的弟子郑隐为师，并做其助手。作为江南名儒的郑隐，博通五经，善解音律，晚年好仙道，传葛玄金液神丹秘法。葛洪研习道书和炼丹术，受到道教的深刻影响。“抱朴子葛洪幼年慕道，历览万书，智齐十哲，慧过颜闵，莫能自悟，后遇郑思远真人密授口诀。往古圣真，不能臆度。”
到20岁左右，他儒道兼通，远近知名，决意“立一家之言”。此时开始撰写《抱朴子》，35岁时，完成《抱朴子·内篇》20卷。《抱朴子·外篇》50卷。据《内篇·黄白》说，先完成《外篇》，后完成《内篇》。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开始把内、外篇合而为一，归入道家，《四库全书总耳提要》人子部道家类。
葛洪作为一名道教学者，其地位不可动摇，因此在各种道教著作中都有他的位置，在道教界一直享有盛名，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作为儒家学者，在各种儒学研究著作中却并不是都注意到了他的儒家思想。其思想在儒学界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这对葛洪是不公正的。
葛洪自己说：凡著《内篇》20卷，《外篇》50卷，《碑颂诗赋》100卷，《军书檄移章表笺记》30卷。又撰俗所不列者为《神仙传》10卷，又撰高尚不仕者为《隐逸传》10卷，又抄五经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伎短杂奇要》310卷，别有目录。其《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他一再宣称：“兴儒教以救微言之绝”、“竞尚儒术，撙节艺文，释老庄之不急，精六经之正道。”《外篇·自叙》说：“洪忝为儒者之末”，“不成纯儒，不中为传授之师。”又说：“念精治五经，著一部子书，令后世知其为文儒而已。”他的著作，内篇自说“属道家”，外篇自说“属儒家”。他主张道家之言必须有助教化，经典文章应与德行并重，力主儒道结合。道教应以神仙养身为内，儒家应世为外，并历数魏晋以来文学崇尚空谈之流弊，继往开来，树道教济世救人之新风。“若拥经著述，可以全真成名，有补末化。若强所不堪，则将颠沛惟咎，同悔小狐。故居其所长，以全其所短耳。虽无立朝之勋，即戎之劳，然切磋后生，弘道养正，殊途一致，非损之民也。”“立言助教，文讨奸违，标退静以抑躁竞之俗，兴儒教以救微言之绝。”可见，儒道双修是他的主观意愿。
他儒道互补思想的形成，是以思想的多元化为前提的。“群色会而衮藻丽，众音杂而韶濩和也。”“色不均而皆艳，音不同而咸悲，香非一而并芳，味不等而悉美。”“虽津涂殊辟。而进德同归。虽离于举趾，而合于兴化。故通人总原本以括流末，操纲领而得一致焉。”“百家之言，与善一揆。”“百家之言，虽有步起，皆出硕儒之思，成才士之手。”葛洪认为儒道两家也是各有分工，各有利弊的，两家必须互相补充。葛洪说：“夫升降俯仰之教，盘旋三千之仪，攻守进趣之术，轻身重义之节，欢忧礼乐之事，经世济俗之略，儒者之所务也。外物弃智，涤荡机变，忘富逸贵，牡遏劝沮，不恤乎穷。不荣乎达，不戚乎毁，不悦乎誉，道家之业也。儒者祭祀以祈福，而道者履正以禳邪。儒者所爱者势利也，道家所宝者无欲也。……儒者汲汲于名利，而道家抱一以独善。儒者所讲者，相研之簿领也。道家所习者，遣情之教戒也。夫道者，其为也，善自修以成务；其居也，善取人所不争；其治也，善绝祸于未起；其施也，善济物而不德；其动也，善观民以用心；其静也，善居慎而元闷。此所以为百家之君长，仁义之祖宗也，小异之理，其较如此，首尾污隆，未之变也。”
对于“儒道之业，孰为难易”的问题，葛洪的观点是：“儒者，易中之难也。道者，难中之易也。夫弃交游，委妻子，谢荣名，损利禄，割粲烂于其目，抑铿锵于其耳，恬愉静退，独善守己，谤来不戚，誉至不喜，睹贵不欲，居贱不耻，此道家之难也。出无庆吊之望，人无瞻视之责，不劳神于七经，不运思于律历，意不为推步之苦，心不为艺文之役，众烦既损，和气自益，无为无虑，不怵不惕，此道家之易也，所谓难中之易矣。夫儒者所修，皆宪章成事，出处有则，语默随时，师则循比屋而可求，书则因解注以释疑，此儒者之易也。钩深致远，错综典坟，该河洛之籍籍，博百氏之云云，德行积于衡巷，忠贞尽于事君，仰驰神于垂象，俯运思于风云，一事不知，则所为不通。片言不正，则褒贬不分，举趾为世人之所则，动唇为天下之所传，此儒家之难也，所谓易中之难矣。笃论二 者，儒业多难，道家约易，吾以患其难矣，将舍而从其易焉。世之讥吾者，则比肩皆是也。可与得意者，则未见其人也。若同志之人，必存乎将来，则吾亦未谓之为希矣。”
葛洪思想庞杂，既吸取了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与儒家思想有极密切的关系，又继承和发挥了道家的思想，对道家的概念加以神秘化解释，建立起道教的理论体系。葛洪儒道双修表现在：在养生方面，他依照的是道家原则。而在经世方面，他赞同的是儒家方式，重视教化。葛洪指出：“夫道者，内以治身，外以为国”，“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周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妒胜己，不佞谄阴贼，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极为明确地体现了求仙要以儒术为本的思想。“儒教近而易见，故宗之者众焉，道意远而难识，故达之者寡也。道者，万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
对于儒道之间的关系，葛洪主张应该以道为本。对于儒道之间的本末关系，葛洪论述说：“仲尼，儒者之圣也；老子，得道之圣也。……三皇以往，道治也。帝王以来，儒教也。谈者咸知高世之敦朴，而薄季俗之浇散，何独重仲尼而轻老氏乎?是玩华藻于木末，而不识所生之有本也。何异乎贵明珠而贱渊潭，爱和璧而恶荆山，不知渊潭者，明珠之所自出。荆山者，和璧之所由生也。且夫养性者，道之馀也；礼乐者，儒之末也。所以贵儒者，以其移风易俗，不唯揖让与盘旋也。所以尊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匪独养生之一事也。若儒道果有先后，则仲尼未可专信，而老氏未可孤用。仲尼既敬问伯阳，愿比老彭。又自以知鱼鸟而不识龙。喻老氏于龙，盖其心服之辞。非空言也。与颜回所言，瞻之在前，忽然在后，钻之弥坚，仰之弥高，无以异也。”他说：“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凡言道者，上自二仪，下逮万物，莫不由之。但黄老执其本，儒墨治其末耳。”儒道虽有本末，但是“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本末只有先后之分，并无尊卑之别，如“锦绣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云雨生于肤寸，江河始于咫尺”。
道为本的体现，是在葛洪的思想系统中提出了最基本的一些道教的概念：“道”、“玄”和“一”。他说：“道者。涵乾括坤。其本无名。论其无，则影响犹为有焉；论其有。则万物尚为无焉”。“道”涵盖天地万物，并影响其运动变化，不可捉摸，难以认识。具体事物不是“道”。葛洪认为，“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夫变化之术，何所不为”。葛洪通过对炼丹术的体验以及对其他事物的仔细观察和思考，已经朴素地认识到物质变化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这与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玄”是宇宙的本源，是产生天地万物及造成物质多样性的本源，作为形而上的本体，它深远高广，无所不在：“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眇昧乎其深也，故称微焉。绵邈乎其远也，故称妙焉。其高则冠盖乎九霄，其旷则笼罩乎八隅。光乎日月，迅乎电驰，或倏烁而景逝，或飘潭而星流，或滉漾于渊澄，或氛霏而云浮。因兆类而为有，托潜寂而为无。沦大幽而下沈，淩辰极而上游。金石不能比其刚，湛露不能等其柔，方而不矩，圆而不规。来焉莫见，往焉莫追。乾以之商，坤以之卑，云以之行，雨以之施。胞胎元一，范铸两仪，吐纳大始，鼓冶亿类，佪旋四七，匠成草昧。辔策灵机，吹嘘四气，幽括冲默，舒阐粲尉。抑浊扬清，斟酌河渭。增之不溢，挹之不匮，与之不荣，夺之不瘁。”“一”统合天地人，又“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存之则在，忽之则亡，向之则吉，背之则凶，保之则遐祚罔极，失之则命影气穷”“一”是一种人格化的神物。 “道”、“玄”、“一”三者是统一的，人能够“得道”、“通玄”、“守一”，可以具有无限的超自然力量，成为超自然的存在，从人变成仙。而三者统一的基础是“气”。葛洪认为天地万物，都需要“气”，万物在气中，气在万物中。《外篇·至理》说：“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也。”人在气中，人为了延续生命，必须行气，《内篇·释滞》说：“故行气或可以治百病。或可以人瘟疫，或可以禁蛇虎，或可以止疮血，或可以居水中，或可以行水上，或可以辟饥渴，或可以延年命。” 可见葛洪以道为本，但是并不唯道是从，而是对道家有所选择，甚至有批判。《外篇·用刑》说：“道家之言，高则高矣，用之则弊，辽落迂阔。譬犹干将不可以缝线，巨象不可使捕鼠。……若行其言，则当燔桎梏，堕囹圄，罢有司，灭刑书，铸干戈，平城池，散府库，毁符节，撤关梁，掊衡量，胶离朱之目，塞子野之耳，泛生不系，反乎天牧，不训不营，相忘江湖，朝廷阒尔若无，人民则至死不往来。可得而论，难得而行也。”
《内篇·释滞》对道家批评说，“五千文虽出老子，然皆泛论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举其事，有可承接者也。……至于文子、庄子、关令尹喜之徒。其属文笔虽祖述黄老，宪章元虚，但演其大旨，永无至言。或复齐死生，谓无异以存活为徭役，以殂殁为休息，其去神仙已千亿里矣，岂足耽玩哉!其寓言譬喻，犹有可采，以供给碎用，充御卒乏。至使末世利口之奸佞，无行之弊子，得以老庄为窟薮，不亦惜乎!”
对于儒家，葛洪也不是一味盲从，而是有所批判。他对俗儒的批判简直是入木三分：“吾每见俗儒碌碌，守株之不信至事者，皆病于颇有聪明，而偏枯拘系，以小黠自累，不肯为纯，在乎极暗，而了不别菽麦者也。夫以管窥之狭见，而孤塞其聪明之所不及，是何异以一寻之绠，汲百仞之深，不觉所用之短，而云井之无水也。俗有闻猛风烈火之声，而谓天之冬雷，见游云西行，而谓月之东驰。人或告之，而终不悟信，此信己之多者也。夫听声者。莫不信我之耳焉。视形者，莫不信我之且焉。而或者所闻见，言是而非，然则我之耳目，果不足信也。况乎心之所度，无形无声，其难察尤甚于视听，而以己心之所得，必固世闲至远之事，谓神仙为虚言，不亦蔽哉?”
二、针砭时弊、力兴儒教
葛洪的儒家思想是非常浓厚的，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葛洪有一种儒家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他面对着一个风气不正的社会，对该社会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世故继有，礼教渐颓。竞让莫崇，傲慢成俗。俦类饮会，或蹲或踞毒暑夏之月，露首袒体。盛务唯在搏朴弹棋，所论极于声色之间。举足不离绮糯纨绔之侧，游步不去势利酒客之门。不闻清谈讲道之言，专以丑辞嘲弄为先。以如此者为高远，以不尔者为骥野。于是驰逐之庸民，偶俗之近人，慕之者犹宵虫之赴明烛，学之者犹轻毛之应飙风。嘲戏之谈，或上及祖考，或下逮妇女。
王孙公子优游贵乐，婆婆绮纨之间，不知稼穑之艰难。……省文章既不晓。睹学士如草芥，口笔乏乎典据，牵错引于事类，剧谈则方战而已屈，临疑则未老而憔悴。 虽菽麦之能辫，亦奚刺乎瞽喷哉!
在当时的社会里。狂肆、傲诞之气和清谈之风盛行：“终日无及义之言，彻夜无箴规之益。诬引《老》《庄》，贵于率任，大行不顾细礼，至人不拘检括，啸傲纵逸，谓之体道。”“士有行己高简，风格峻峭，啸傲偃蹇，凌侪慢俗。不肃检括，不护小失，适情率意，旁若无人。”他引时谚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紊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他历数汉魏至晋的崇尚空谈之流弊，提倡道教济世救人之新风。
其二，维护三纲六纪的儒家道统，对儒教沦丧的现实展开批评：
世道多难，儒教沦丧，文武之轨。将连凋坠，或沈溺于黄色之中。或驱驰于竞逐之路。孤贫而精六艺者，以游夏之资而抑顿乎九泉之下；因风而附凤翼者。以驽庸之质犹回遑乎霞霄之表。舍本逐末者，谓之勤修庶凡，拥经求己者。谓之陆沈迁阔。于是莫不蒙尘触雨，戴霜履冰。怀黄握白。提清挈肥，以赴邪径之近易，规朝种而暮获矣。若乃下帷高枕，游神丸典，精义喷隐，味道居静，确乎建不拔之探，扬青于岁寒之后，不揆世以投迹，不随众以萍漂者，盖亦鲜矣。
中国传统社会的支柱是三纲六纪，而三纲六纪的核心是君位至高无上。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认为，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君是人际关系的核心，陈寅恪先生在《悼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进一步阐述说：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Eiaos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骊寄，亦待之鲍叔。其所殉之遭，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重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迦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园之以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借之以为寄命之地也。
而当时鲍敬言却主张无君论，认为“君臣既立，众慝日滋，而欲攘臂乎桎梏之间，愁劳于涂炭之中”，“君臣既立而变化遂滋”。“劳之不休，夺之无已，田芜仓虚，杼柚之空，食不充口，衣不周身，……此皆有君之所致也”。“古者无君，胜于今世。”
在《诘鲍》中，葛洪对鲍敬言的“无君论”进行了批驳。坚决维护封建君主制的立场。葛洪认为鲍敬言的无君之论，反对社会进步、主张复古倒退，推崇自然混沌、敌视人类文明。他认为贼杀等罪恶起于自然，是人的本性，所以君臣、礼制、刑法是天理人性的要求。 葛洪认为：“乾坤定位，上下以形。远取诸物，则天尊地卑，以着人伦之体。近取诸身，则元首股肱，以表君臣之序。降杀之轨，，有自来矣。……贵贱有章。则慕赏畏罚，势齐力均，则争夺靡惮”。人类进化的结果，必然是上下有别，君臣道生，自然备物致用，去害兴利。由无君到有君，是人类由野蛮进入文明的表征。人生在世，不免有情欲，争夺必生，必须由君加以制衡。国家无君，势必大乱。为了避免君主独裁，葛洪的理想是要建立一个圣君贤臣、上下和谐的社会。“君人者，必先修诸己，以先四海，去偏党以平王道，遣私情以标至公。”“是故圣君，莫不根心招贤，以举才为首务。……劳于求人，逸于用能。上自槐棘，降逮皂隶，论道经国，莫不任职。恭己无为而治平，刑措而化洽无外，万邦咸宁，设官分职。”《外篇·良规》有言：“夫废立之事，小顺大逆，不可长也。召王之谲，已见贬抑，况乃退王，恶其可乎?……夫君，天也，父也。君而可废，则天亦可改。父亦可易也。”
其三，重视礼教
葛洪主张人伦“以有礼为贵”，“当令足以叙等威而表情敬”。在《外篇·自叙》中他说：“晋王应天顺人，拨乱反正，结皇纲于垂绝，修宗庙之废祀。念先朝之滞赏，并无报以劝来，洪随例就彼。庚寅，诏书赐爵关中侯。”他撰著《抱朴子外篇》的主要目的，针对性非常鲜明，“弹断风俗，言苦辞直”。即使冒“取憎在位，招摈于时”的风险，他也不在乎，“始终不忍违情曲笔，错滥真伪”。与当时“虚美隐恶”，“属华艳以取悦”的社会风气相比，愈显出其风骨。他对社会黑暗面进行揭露和抨击，直言不讳，毫不含糊。他对有些人“于时君不可匡，俗不可正”，“清谈闻阎，无救于世道之陵迟。无解于天民之憔悴”的做法进行了激烈的批评。“总原本以括流末，操纲领而得一致”，总是把崇高的社会使命放在第一位。
在《外篇·自叙》中，他表达了自己这样做的动机。他说：
历览远古。逸伦之士，或以文艺而龙跃，或以武功而虎踞。高勋着于盟府，德音披乎管弦。形器虽沉。铄于渊壤，美谈飘飘而日栽，故虽千百代，犹穆如也。余以庸陋，沉抑婆婆，用不舍时，行舛于世，发音则响与俗乖，抗足则迹与俗迕。内无金张之援，外乏弹冠之友。循途虽坦，而足无骥磷；六虚虽旷。而翼非大鹏。上不能鹰扬匡国。下元以显亲垂名，美不寄于良史，声不附乎钟鼎。
葛洪自谴遭时不遇，功业难成。再加上他“性钝口讷，形貌丑陋”，“期于守常，不随世变”，又不喜博戏，寡所玩好。不善交往，不慕权贵。“不得其人，终日默然”。所以“运思乎立言”，“念精治五经，著一部子书，令后世知其为文儒而已。”总之，他终生都在尽“文儒”之责。
值得注意的是，葛洪既继承了儒家，又批评了儒家；既继承了道家，又批评了道家。这种态度遭到了有些学者的批评，但笔者认为这种态度恰恰是人类文明进步所需要的。只有对各种思想既有继承又有批评，才能使社会不断进步。如果恪守一种思想，不思进取，不注意从其他思想中吸取养分，那么这种思想再好，也是没有生命力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