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提振中国经济的重大举措“扩大内需”，它既是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同时也是战术布局。当经济危机迅猛袭来时，及时应对是必须的。早一个时辰，可能“四两拨千斤”，挽狂澜溃于既倒，晚一个时辰，可能倾其全力也难撑衰退乃至崩溃之局。所以我想说，扩大内需也必须有应急法宝出手，而且越快越好。

长期以来有一种流行的误解，人们总喜欢以政策的长远影响力与持久性来评价拉动内需的举措，或者说，总是从长远的观点来制订扩大内需的种种对策建议。不错，没有从长远战略的周全考虑，应急性措施只能起到瞬时、短期的效果。然而，没有短期因应，没有治标战术，眼下的小问题便会酿成大灾难。拉动内需，在目前的严峻形势下，必须要有短期内见效的办法来对应，来解决。

据新华社报道，胡锦涛总书记在2月23日下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出:“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严峻复杂，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他强调，要“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以拉动经济增长”，要“审时度势、科学决策、周密部署、扎实工作，继续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2009年2月25日，人民网，《人民日报》）

可见，扩大内需依旧是形势严峻于当前，任重复杂而道远。

如何办？有三大应急举措或曰法宝是现成的，就看当局用不用：发份子钱（人头钱），商品大降价，大练摊。

要快速扩大内需，首先要人们手上有更多的钱，有了活便钱，需要才能变需求即有效需求，而份子钱保证全民人均有份，因而内需是全民普及性的广阔与巨大；而消费品的大降价提供着前所未有的廉价供给，全面的降价而且大幅度地降价，会强烈而又宽幅地刺激消费；最后，全社会的大练摊，会将市场在时空上最大限度在延伸、扩大，为供求交换打造平民化平台。

第一法宝：发“份子钱”或人头钱。

就是说，给中国社会每位公民每人发一份用于消费的现金。发多少，可以通过测算确定。发多了，国家财政负担不了，发少了，作用不到等于没发。什么时候发？越快越好！

中国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历年创新高。我国财政收入继2003年首度突破2万亿元，2005年突破3万亿元，2006年接近4万亿元，2007年将再上新台阶——全国财政收入将突破5万亿元大关(《上海证券报》）。而另一个方面，公众的个人财富却因为连续的通胀而缩水不少，远远不及“国富”增长的速度，有的经济阶层甚至有实际收入降低的危险。有关数据显示，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但是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速，仅仅为财政收入增长的三分之一，农民的收入增长仅为财政收入增长的约五分之一。

此前，诺贝尔经济学将获得才蒙代尔曾建议政府，给每人发800元购物券用以扩大内需。中国经济学也有不少站出来呐喊给百姓发份子钱的，诸如张维迎、谢国忠。此前，不仅西方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逐渐对按人发钱开始重视起来。2008年６月，在爱尔兰召开了全球第１２届按人发钱大会，主题是：“经济全球化下的不平等与发展——按人发钱是一个选择”。下一届按人发钱大会定于2010在巴西召开。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西蒙、米德、佛里德曼、哈耶克、索罗均完全支持发份子钱。今年2月，新加坡政府宣布给国民发一个相当于43亿元人民币的大“红包”,即21岁以上国民人均可拿到2000元。随后香港特区政府表示要依样画葫芦。此后,我国是否应该仿效,让全民分享改革成果的说法一直没有停止。日本首相麻生太郎昨天表示，将在今年年内实施追加经济对策，完成总额达2万亿日元的补贴金支付。据悉，日本此次发放补贴金是以购物券等形式，不设收入限制，向所有家庭支付。其实就是按人发钱，就和现在的美国救市一样。中国救市是把钱给富人，美国则是给穷人。

　　发“份子钱”，就等于直接制造有效消费需求，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可谓花钱少、效用高。比方说，政府打算为经济发展负债100亿，如果拿这笔钱搞投资，最多能有10亿转化为工资、转化化为消费需求，而如果把这笔钱按照人头发下来，80%的穷人会拿来消费。因此，按人发钱的措施与搞投资相比，在扩大消费需求的效率上高出8倍！同时，这些发下来的钱会变成企业的利润，发钱不仅仅是救助穷人那么简单，它还救企业、救资本家，从而也救了现政权、救了市场经济。因此，按人发钱据说是帕累托改进。

不要以为份子钱就是绝对平均主义，就是否定差别，就一定是没有道理。份子钱是每个公民平等获得国家经济福利的权利，是作为社会成员资格与生俱来的，无论是穷是富，无论为官为民，无论地位处境如何，都应当平等获得。现在西方有的国家发了，台湾也要发了，中国有些地区也变相在发。足见其一定是见效最快刺激内需的应急办法。

第二法宝：商品大降价。

需求实现是通过买卖达成的。显然，这不仅关乎买方消费者是否大方出手，卖方的责任同样重大，那就是你敢不敢大降价、大甩卖、大出血！虽然买方面对商品犹豫不决，踟躅不前，但如果有足够的折头，有足够的让价，令购买者燃起强烈的购买欲望与冲动，让消费者感到适逢千载难遇的良机，交易成交量自然会上升。大杀价会令商家减少利润，甚至会令某些商家亏本。但事有另说。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袭来，经济衰退在世界迅速漫延开来的敏感时期，人人都在喊刺激需求，“扩大内需”。内需就那么容易扩大吗？稽阅经济史文献，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每当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也就是产出过剩，商品严重积压卖不出去的时候。而面对过剩的商品，有钱的买过了，没钱的买不起。如何办？如果在经济景气已经发生大变化的时期，仍然坚持以前的产品成本，坚持以前的利润要求，那是自己给自己找难受。唯一可取的是，降价销售。降多少？一直降到消费者满意为止。商家当然也会进行博奕，也会与购买者进行价格拉钜战，进行艰苦的讨价还价。他们之所以价格大倒退，是基于“两害权其轻”的原则。市场性质已变，从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掌控权已经易手，他们只能屈从。不过，从已往国内外的经济史表明，这种屈从只是暂时的，一定会发生新变化，届时他们还会夺回市场价格掌控权。

商家说，货的成本摆在那儿，我们不会亏本卖。这话要看怎么说，怎么理解。因为成本本身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构成成本的要素价格变化而变化。就是说，昨日之成本，可能成为成本“溢出”也可能“缺入”。记住，成本永远是现实成本，不是历史成本。如果你是畅销货，你不必降价，照卖不误，甚至货走俏还可以加价卖。可是，如果你的货积压了，不降价就是自己给自己过不去。所谓“货到街头死”，对于绝大多数商品，要想逃出死劫，降价是唯一生路。在危机到来时大杀价，抛售积压货品，使商品实现从卖家到买家的“惊险的跳跃”，现金流水重归于手，虽然没有正常年景时回钱多，甚至可能大出血损失部分原来的成本，但是没有压货就好，有流水就好。这样，商家便有了新的生产周期的开端。，然而， 

第三法宝：大练摊。

在中国经济目前的现状与居民消费习惯环境下，各个城市的的摊贩的存在与发展，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

改革开放后，曾经出现过全民大练摊的史上最为壮观的场面。从农村到城市，从街边到校园，只要有一席之地，只要有人气聚集，就会有地摊。练摊是宣言书，练摊是宣传队，练摊是播种机。练摊宣告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到来，练摊将经商经验宣传得家喻户晓，练摊作为中国商业的“山寨版黄埔商校”，培养了“新中国”第一代经商办公司人材。这些人材中的许多人成长为后来的商界精英，播种在神州大地，播种在全球各个角落，其中不少人还陆续荣登“富豪榜”。

面对全球经济危机一波波冲击，中国经济实在难以独善其身。在加入WTO、中国进出口贸易跃入世界列强队伍后的今天，中国经济同样遭遇了困境。外需严重受挫，扩大内需成为首选对策。

于是人们想到了大练摊。何兵先生为此写了多篇文章提醒政府重视摊贩在启动内需方面的重要作用。他提出“解放小摊贩，应对就业难”的建议，引起了积极的反映。并认为，摊贩合法化，利国，利民，利城管，可谓“三利”。全国摊贩人口约三千万，法律不给其合法地位，国际鲜见。不仅与理不合，而且与国不利。我希望决策者们站在政治的高度，看待这个问题，并且深刻地认识到：保护穷人就是保护社会。（何兵：《摊贩合法化：保护穷人就是保护社会》，2009-02-23）

大练摊在当今中国没有过时，特别是在经济危机的境遇下，将显得格外必要。

其一，它是现代商业经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摊贩，是一种古老的商业营销模式，它不仅是现代商业的原始形态，而且随着商业营销模式发展成现代庞大体系后，它仍然存在并发展着。究其缘由，一是它提供着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的便利与便宜；二是它的时空服务超迄今为止任何一种商业模式；三是它的市井亲和力、百姓经营情怀是任何住店商人无法比拟的。此外，摊贩各色人等，人才济济，极富民间创造力，拒绝小摊贩，其实是拒绝商业创造与创新的源头活水。

其次，它开辟了一条重要的就业渠道。既然广大居民有各种各样的需求，既然现存的商业体系不能满足社会这种丰富的需求，这就呼唤与这种需求相适应的摊贩，换句话说，也就呼唤有与这种需求相适应的人员从业。对此何兵先生还进一步反思并得出如下见解：“解放黑出租，应对就业难”，“解放黑网吧，应对就业难”。他认为，一个经济领域之所以大量“变黑”，一定不是民众出了问题，而是管制出了问题。解放小摊贩，其实是在解放城管转变工作思想并转变职能。

其三，它起到了社会矛盾缓冲作用。目前城市中的摊贩，绝大多数都是前些年的下岗职工以及现时的行业青年。试想想，如果没有这个渠道，没有这个从业机会，有多少个家庭将陷入生活困境。今年来，估计将有上千万农民工失业，如果政府鼓励并实际支持他们成为摊贩，将开辟一条新的从业渠道，令他们有新的挣钱门路的选择。这无论从那个角度讲，都会缓和社会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

最后，也是十分重要的，它将大大增加居民消费量。如果在居民的步行生活圈内，随时随地都可以买到生活的必需品，如果摊贩们能提供更为方便、便宜的生活服务，你能不相信居民的非刚性需求的增加吗？

其实，人们关心最多的是小商小贩会不会给城市管理带来麻烦？事有两说。凡事不可能只看一面，但要看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更顾及什么？是应对经济危机，还是让城市更好管理。我造成何兵的如下看法：放开摊贩经济，城市不会乱，反而利于城市管理。由于我们一直采取非法化小摊贩的法律政策，对小摊贩只能采取简单的驱逐手段，无法采取秩序化管理手段。人民因为生活所迫，又不得不摆地摊。数千万小贩与数百万城管展开了几十年的街头游击战，严重地损害了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城管很辛苦，而人民群众“不满意”，原因就在于此。合法化摊贩经济以后，成立摊贩协会，进行自我管理，并由国家相关部门进行监管。我想，若大文明国度，十三亿人口，是有足够的智慧来管理摊贩队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