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像
一
周征服殷以后，用以统治中国的主要是其亲属，另外还有些功臣。统治集团中的亲属关系乃是一套宗法系统，周天子派出他的亲属至各地代其统治的任务，是为封建。 在这样的一个系统中，周天子乃是天下之人宗，分封出去的诸侯，在其诸侯国内也是大 宗。诸侯以下的卿、大夫、士，亦复如此。而宗与宗之间的权力授予的关系乃是“天子建国， 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 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左传》桓公二年)。其中大夫以上是属于统治集团的，庶人以 下乃是被统治者，而士乃是介于两者之间的。
以整个宗法封建制度来说，其目的乃在于“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也就是说，巩 固以周天子为首的统治集团的天下。
周天子建国为的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左传》僖公廿四年)，或以“夹辅周 室”(《左传》僖公四年)。诸侯之立卿大夫等公族，也是因为“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 去之，本根无所庇荫矣”(《左传》文公七年)诸侯之间的关系则为“诸夏亲昵不可弃” (《左传》闽公元年)诸侯国的权力来自天子，故其自身并没有绝对的独立主权。如齐哀公为周夷王所烹，而哀公之弟为胡公(《史记·齐太公世家》)；周宣王爱鲁武公之少子戏， 遂立为太子而为懿公(《史记·鲁周公世家》)。由此可见，为天下大宗的周天子的权威于一斑。
但是这套宗法封建制度，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崩坏，其原因大致可归纳以下三点：
(1)宗室的没落由于统治集团家族人口膨胀，分封愈多，周天子所有的领城不得不愈来愈小，以致周幽王无力抵抗犬戎入侵，而被杀于骊山下。平王东迁之后，领城更小。 周天子日益式微，不再有能力干预诸侯，因之，诸侯取得了空前的主权。诸侯间的兼 并，攻伐，天子也无力过问。
诸侯虽然取得了空前的主权，但在其国内却也遭遇了与周天子相类似的命运，由于分封削弱了自身的力量，而无法控制卿大夫。如鲁有季孙、盂孙，叔孙等三氏，晋有范、智、中 行、韩、赵、魏等六卿。并且，大夫之间也发生兼并攻伐的情形。甚至于大夫的家臣也有坐 大的趋向。如季氏之宰公山弗扰以费畔，及晋大夫赵简子的邑宰佛肿以中牟畔，甚至还都召， 孔子往(《论语·阳贷》)。但由于条件不够，且国君开始在国内置县，以直接管辖，而使 得这些大夫的家臣终不能造成气候。
得到主权之后的诸侯，外有国与国之间的兼并，内有大夫的侵权犯上。诸侯为了其自身的利益，不得不用一些政治家，对内实行集权，对外强固国防，一些不能实行集权或强固国防的诸侯，后来大都被大夫所篡或被他国并吞。实行集权必引起卿大夫们的反抗，为了镇压反抗只得严刑峻法；强固国防必引起军备竞赛，为获取胜利，就得富国强兵。无论严刑峻法或富国强兵都不是传统的统治政策，而是“变古”以后的措施。
宗法封建制下的大夫公族为的是“庇荫”公室，但发展的结果不是“庇萌”而是侵权犯上，终于受到严刑峻法的镇压。“封建亲戚”的目的是“以屏藩周”，因而“诸夏亲昵不可弃”。但因周天子式微，也木敢再奢望“以屏藩周”了，因兼并攻伐，也不再是“诸夏亲昵”， 而是兵戎相见了。因此，在政治的层面上，宗法封建制崩溃了。代之而起的一套能严刑峻法和富国强兵的新制度。要实行新制度就必须改变旧制度，也就是“变古”，执行“变古”政策和创立新制度的政治家即是法家。
(2)经济变迁在古代中国的农业社会里。土地是主要的生产工具，而西周以来 的土地却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左传》昭公七年)的。这也就是说，周天子虽然把土地封给诸侯，但土地的所有权在原则上还是天子的。大夫们的土地虽受封于诸侯，归根纠 底还是天子的，所以，在理论上，当时的土地为天子之所有，而非私有。但在周天子式微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只成了一句徒具形式的口号而已。不过，在诸侯国里和大夫家里，他们对内部还是掌有自己的封邑和土地的。
在土地公有制的情形下，实际上，当时只把土地生产不为农民所有的田称之为“公田” 而将土地生产为农民所有的称之为“私田”。如“悼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 人。……我田既藏，农夫之庆”(《诗经·甫田》)。这显然是说拥有土地的公族，取得了土地生产所得，而将“其陈”给农民，这种“田地”当属“公田”无疑。另外，又从“雨我 公田，遂及我私”(《诗经·大田》)中可知，当时农民尚有相对于“公田”的私田，并且， 拥有私田农，由“雨我公田”而知其亦具有“公田”农的身分。
若进一步追问“私田”的性质，将可发现孟子曾言周的井田制为“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孟子·滕文公》上)。“私百亩”产是农民的“私田”，但这种“私田”是被规定在井田制中的“私田”，不是农民自由所能拥有的土地。“同养公田”也说明了，“私田”农必须具有“公田”农的身分。
西周是否有农民自由所拥有的土地，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这种自由的私有田是不合乎井田制度的。
在现有的田地情形下，古代中国发生了人口膨胀的问题，韩非就指出人口是以几何级数增加的，他说：“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韩非子·五蠹》)农业社会的货财来自土地，要增加货财，就得另辟田地。人口增多了，也表示有另辟田地的劳动力。由另辟田地而产生了自由的私有田。
另外，在这发展的过程中，农具也被改良了。故言：“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木钩而樵，抱甀而汲；民劳而利薄。后世为之耒耜鉏，斧柯而樵，桔皋而汲，民逸而利多焉”(淮南子·汜论训》)。这是说中国古代的农器已由木制而发展为铁器了。关于古代农器与农业发展情形记载为“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 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善者倍之”(《汉书。食货志》上)。由此可知，在先秦不但有铁农器，而且开始有牛耕了。
在西周时代，虽已是铜器时代，是不是有铜器为农器，我们不得而知。即使有铜器的农器，也是劣于铁器的“，则可断言。再说，西周时代耕作的记载为“千耦其耘” (《诗经·噫嘻》)，“十干维耦”(《诗经·载芟》)，亦知当时的耕作是用大量的人力，而未能有兽力。既然西周无铁制农器和牛耕，而其又在秦汉之前，故可断定铁制农器和牛耕的出现当在东周以来即春秋战国时代。
耕作器具的改善，人力就节省了。再加上人口的膨胀。因此，更促成了劳动力的过剩， 过剩的农业劳动力，—方面投入了工、商的发展；在以农业为主的社会里，过剩的劳动力主要还是投入农业生产，那就是在现有农田之外寻求良田的开辟。以至造成大量的自由私田。 本来诸侯的收入来于现有的田地的，但由于国防竞争，现有的收入不敷用度，于是开始向新旧私田征税。
鲁就“初税亩”，《左传》曰：“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籍，以丰财也。”杜预注曰：“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余亩，复十收其一。”(《左传》宣公十五年)“初税亩”后，又“为齐难故作丘甲”《{左传》戍公元年)，再“用田赋”(《左传》哀公十 二年》。郑也曾“作丘赋”(《左侍》昭公四年)。其他各国，也都纷纷以”田赋”作国防的军费。
由私田的征税，“田赋”渐渐成为诸侯税收的主要来源。私田的所有者也渐渐的取代了宗法的公族登上了政治的舞台，这也是法家重农思想的历史背景。
(3)公布法的出现在西周时，周天子对诸侯的统治或诸侯对公族大夫的统治，是根据“礼”的；而对民众的统治是根据“刑”的，所以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札记．曲札》上)
西周以来，以条文规定的“刑”叫做“法”，故言“惟作五虐之刑臼法”在判狱的时候要“惟察惟法，其审克之”和“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均见《尚书·吕刑》)不过这 种“法”也好，“刑书”也好，是不向民众公布的。
我们何以知西周的“法”或“刑书”是不公布的?这乃是因为后来反对公布法的人。其反对的理由就包括“法”的公布在内。
晋大夫叔向反对郑的公布法“刑书”说：“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也。……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 乱狱滋丰，贿赂并行。”(《左恃》昭公六年)虽然郑“刑书”的内容不得而知，但民得 ”征于书”，这已表示“刑书”是公布法了；民得以据“书”而“争”，进而表示“刑书” 是一部罪刑法定的法典。
孔子也反对过晋的公布法“刑鼎”，他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业，贵贱不衍，所谓度也，……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为序，何以国为?(《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民在鼎矣”，亦表示着“刑鼎”是公布于民的。
由”不忌于上”和“何以尊贵”，可以知道公布法是不利于“上”和“贵”的，“刑书” 是郑执行大夫子产所铸，“刑鼎”是晋执政大夫范氏所铸，虽然彼等是大夫身分，但是因其执政故为君的代表，所以，公布法实为国君的权威象征。“民在鼎矣”，正表示着民众对公布法的服从，并且只服从公布法。服从君的公布法，不能不说是服从国君的权威；因为只服从公布法，所以，不能服从君以外的权威。因此，才会“不忌于上”，而使得“贵何业之守”。 相对而言，也就是促成了国君集权。
公布法的出现剥夺了公族大夫的原有的宗室地位，并且又成了镇压公族大夫反抗的政治工具。所以，战国以后的法家，多以法为其基本的主张，而发出一套新的政治思想的理论。
二
法家实由于宗法封建制度的政治、经济、社会的解体而产生出来的。宗法封建制的没落其来也渐，因此，法家也不是突然发生的，只是到了春秋以后，宗法封建制度的崩溃转剧， 法家的形成也加速了。
在新旧社会交替之际，人的思想反映也是新旧杂陈的，至西周镇压了反抗势力而巩固了政权以来，统治阶层的思想大体趋向于改良主义的“仁政”，但春秋以后，取得集权地位的国君为巩固其集权地位，不得不再实行镇压，故“严刑峻法”是其特色。
再说，在各国军备竞赛中，要求生存，就得“强兵”。要“强兵”除了改革军制外，还得增加军费和战士的奖励措施。要能有大量的军费，就必须“富国”。军费由税田而来，就是田赋。因此，“富国”就是增加田赋。要增加田赋实不得不向大量的自由私田征税，既征税也就承认了自由私田的合法性。为了保护田赋的来源，除了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外，还必须保护私田的制度及其所有人。
由于分工的结果社会日趋复杂，公布法也成为一项社会的需要。并且，国君为了剥夺公族大夫们的权力，而取得直接对民众的统治权，公布法也是一项政治的需要，因此，以公布法来作为治国根据，也是法家的主张。
在这发展中的法家的措施和主张，乃是渐渐的异于西周以来的制度和规范的，而在政治上趋向于国君集权，在社会上趋向于私田制度的形成。无沦集权或私田制都不是古已有之 的，故一言以蔽之，法家的措施和主张是一个迈向“变古”的发展过程。
管仲为齐桓公相，致使齐为春秋五霸主首，并开创了五霸的局面。
齐于周武王时受封，太公受封后，因“齐地负海舄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汉书·地理志》下)，也就是“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史记·齐太公世家》)。
又因齐地位于中原边陲，其文化低落，也没有深厚的宗法礼制。所以， “太公至国……因其俗，简其礼“(《史记·齐太公世家》)。因太公的政治建设是“尊贤智， 赏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汉书·地理志》下)。 由此我们可知，齐国因文化低落，农业不发达，所以，国内的公族大夫失其坐大的凭据，而有便于其摆脱宗法封建束缚。
因其商工发达，故需向外扩张。当时扩张的对象乃是异民族的莱，夷和戎，并且，在周成王时，获诏令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 《史记·齐太公世家》)，春秋五霸之起，也是起自齐的扩张；如管仲伐楚所依据的借口， 还立周成王的诏令(《左传》僖公四年)。
管仲虽然没有制定公布法，而我们把他看成为法家的先驱者，有三点理由，一是他的兵制改革，二是他的集权的镇压政策，三是他的经济政策。
管仲的兵制改革。其原则是“作内政而寄军令”，其措施是“参其国而伍其鄙”，其内容为：将全国分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工商之乡不从事作战，实际从事作战 的是士乡十五。五乡为一帅，有一万人。由齐君率为中军，两个上卿各率五乡为左右军，是为三军，就是“参其国”。一乡有十连，一连有四里，一里有十轨，一轨有五家，五家为 一轨，这就是“伍其鄙”。轨中的五家，因世代相居处在一起，因为利害祸福相同，所以，“守则同固，战则同强”。(见 《国语·齐语》)。
这是一种社会与军事相结合的战斗体制，亦为后来大规模的战争作了准备。
管仲要齐桓公“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国语·齐语》)。并且要“慎用其六柄”，六柄就是生、杀、贫、富、贵、贱的君权(同上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表示管仲对于传统不是一昧的接受，而是有选择性的。故其“与俗同好恶”，“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记·管晏列传》)。“柄”是后代法家很重要的集权观念。“六柄”约而言之就是赏罚“二柄”。韩，非子就有二柄篇、“六柄”中，生、富、贵是 赏、杀、贫、贱是罚。“六柄”的加强，也就是君权的强化，开始了国君集权序幕。
管仲如何择旧法之善而慎用六柄呢?齐姜曾转述管仲之言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 从怀如流，民之下也；见怀思威，民之中也”。并且就是“大夫管仲之所以纪纲齐国，裨辅先君，而成霸者也”(《国语·晋语》四)。由此可知，管仲虽不能制定公布法而“峻法”， 但使民“畏威如疾”不正是“严刑”的结果?“严刑”自管仲起，法家亦当由管仲见其端。 管仲相齐的经济政策是“遂滋民，与无财”(《国语·齐语》)，他的办法乃是“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史记·齐太公世家》)。或言“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史 记·平准书》)，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
“轻重鱼盐之利”及“徼山海之业”是否是汉代盐铁官卖的滥觞，我们现无可征信的材 料。管子书中的记载言：管仲反对向“树木”、“六畜”和人口抽税，而主张“唯官山海为可也”，“山海”就是铁和盐(《管子·海王》)。若此记载为可信，则于管仲时就已经实行了统治盐铁的经济政策了。
另外，我们知道管仲实行了粮食，“准平”的政策，即“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故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民矣”，(《汉书·食货志》下)。这种“准平”制，不但是一种平衡粮价的政策，并 且，也间接承认了农民自由买卖粮食的权利及自由私田的合法性，并且还保障了私田农的生产利润。这种经济政策，亦为经济层面的国君集权。
管仲的兵制改革，诚然是一项“变古”的措施。然“慎用其六柄”及“畏威如疾”开始了国君的集权和权威的提高。“准平”制不但承认了私有田的合法性，并且，还保障了其生 产利润，更之有利于私田制度的形成。这又何尝不是“变古”的措施?
三
由春秋而战国，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古代的社会和政治发生了激烈的根本变化。在社会 的结构上，由井田公有制向私有田制变化；反映在政治上，是由封建分权制向国君集权制的变化。时至战国，而更加其速。
法家思想亦即反映着这样的一社会政治的现实而发生的，并且，亦推动了这个现实发展的历史方向。春秋来年至战国初年，各国公布法的出现，代表了法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再经过战国的一百三十三年间旧势力的反扑，正是一个新时代挣脱旧时代而诞生的阶段，秦统 一了天下，代表着法家再次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历史的发展总是迂回而曲折的。
在封建公族垄断土地所有权的情形下，法家私有田制的推行，为广大农民提供了拥有土地的机会，使得政权的基础由封建公族转移到私田所有者。怪不得韩非子认为：“立法术， 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韩非子·问田》)。但由于兼并，地主又取代了公族重新垄断了土地所有权。在这—社会剧变过程中，管仲首先开其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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