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古之时，具有伟大的圣人品德的孔子，应时代的要求，而来到了世上。有史以来，还没有出现过象孔子这样伟大的人物。所以使他的三千弟子，七十门人，对他深入研求而不能穷尽，向他请益而不觉厌倦。然而，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孔子在与学生切磋问题、平日谈话时，往往教学相长，互相取长补短。有什么根据呢?如孔子见子路对自己见南子而不高兴，便对天发誓，说“如果做了不合于礼的事情，就让老天爷抛弃我”，以这样的方式表白自己；又如孔子到武城，讥笑学生子游让小民百姓按礼行事，是杀鸡用了牛刀，子游立即用孔子过去教导的话——让小民百姓遵礼，易于统治他们——来反驳他，孔子马上说是开玩笑的，要其他学生向子游学习。由此可见，圣人实施教化，包含着非常弘大的道理。为了使自己的道理得以灌输，他有时对学生发誓以表明心迹，有时承认自己的错误而承受对自己的形象的损害。然而，那些平庸的只学到儒家思想皮毛的人，他们用漂亮的言词掩饰自己的过失与错误，对于请教他们的人，他们不说自己不懂，而是闭口不说，不让自己的无知或疑惑暴露出来。圣人是象他们这样做的吗?

    唉!古代与当代处于不同的时间，我想得到孔子的教导，但是，道路不通。我恨不得到孔子的学校洒扫庭院，与孔子德才兼备的学生和一般的学生一起恭敬地听他的讲授。然而，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只能研究、探索被虫子咬坏的竹简，牵强附会地解释孔子的著作。我们得不到孔子思想的精髓，只能得到一些皮毛。因此，当著作中所讲的道理无法疏通，心有疑问时，也无法请教。今论述孔子的思想，握着笔，铺着纸，却拿不定主意，已经运笔书写了，思绪还如乱麻一样。倘若孔子在天有灵，我则仿效接舆与林放，将我对一些事情的看法说给他听，并向他求教。然而孔氏说话、做事，删订《诗》与评析《易》，所蕴含的哲理深厚宽广，很难一一的论述，今只能就史书上记载的言行事迹．在下面作些评论。

    孔子修订的史书，名叫《春秋》。我认真地审察它的文义，觉得有十二点内容难以明白。

    为什么这样说呢?晋国执政正卿赵武原为荀林父讨伐卫国，然而在齐、郑二国国君的质问下，他谎称是因为卫人杀死了晋国边防战士三百人的缘故。《春秋》认为他讨伐卫国，却说不出正当的理由，便在记载此事时不称他的名字．只贬称他为“晋人”。杞桓公用未开化民族的礼节来朝见天子，《春秋》认为他这样做是对天子的不敬，所以．在记载时，有意将他的伯爵封号降为子爵。晋国伐虢国，是先贿赂了虞国，让虞国借一条道路让它行军，《春秋》认为虞国的罪过胜过晋国，故而在书写此事时，将它放在晋国的前面。楚国与晋国会盟，当时写条约时楚在前，晋在后。但《春秋》认为，楚国不讲信用，所以，在记录此事时，把晋国置放在楚国的前面。对于这类人的流品的评价，应该不虚美、不隐恶，照
实书写，按照正直之道来进行记录，孔子为何要这样用改变事实的方式来批评他们呢(昭公元年，楚国公子围杀死国君郏敖；襄公七年，郑子驷弑国君髡顽；哀公十年，齐国人杀死了国君悼公，他们都各自谎称国君是病死的。然而，《春秋》一书却也仅说他们自己死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对于臣子杀害国君，儿子杀死父亲的事，凡是懂点道理的人，都会觉得可耻与恐惧。如果因他们玩弄了欺世的伎俩，就免去了他们的罪名，那么世上的人还有谁不愿意敏那杀君害父的事情呢?但是象晋国赵盾，官居执政正卿，然而，他返回国都时因没有讨伐乱臣贼子而被怀疑；又如许国太子止给国君喂药，因不先尝一尝，致使国君死亡。这二人皆被史书《春秋>写为“弑君”，使他们的恶名流播后世。用前三个杀死国
君之人的所作所为来与后二人相比，他们无疑是吃父食母的枭、獍，而《春秋j却让他们逃脱了道德的罗网，未将他们的名字列入乱臣的行列之中。后二人只不过有瓜田李下的嫌疑、就被严密的道德罗网披上恶名。这样做，难道合适吗?这是第一点不明白。

    又如．齐国国君荼被杀于野幕．首恶者是阳生．是他策划弑君的；楚灵公在乾溪上吊自杀．祸根是在观从那里(乞指齐国陈乞；比指楚公子比)。然而《春秋》〈〈春秋，放掉了主要谋反者．舍弃了杀害君主的要犯，却把罪过搁在次要的陈乞、楚公子比的身上。这和鲁国酒淡，楚国却怪罪赵国并兵围邯郸，又和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有什么两样呢?如果一定要将罪责加在陈乞与公子比的身上，那么，按照这种写法，邾子穿的死就不应该仅仅写作“邾子穿卒”了。邾国宫廷的守门人因自己怨恨射姑，利用国君急躁爱干净的性格特点，用欺骗的手段激怒他去惩罚射姑．他谎称射姑在庭院中小便，自己并用瓶子装水冲洗地面。国君果然大怒．暴跳如雷时．碰倒了炉子，被烧焦而死，这样的罪恶是极大的，《春秋》为什么又不写他杀害君主呢(应该写守门人杀死了邾子)?这是第二点不明白。

    明亮的镜子照物，其物不论是美的，还是丑的，它都将它们照出来，它不因为毛嫱那样美女的睑上微有斑点，就不再照映她的容貌；空阔的空中传播着声音，其声音既有清亮悦耳的，也有浑浊难听的．它都传播．它不因为像绵驹那样的歌者偶尔走调，而停止传播他走调的声音。史官写作历史，就应该像镜子与虚空一样，喜欢某人，但能了解他的缺点；憎恨某人，却也知道他好的一面。善行、恶行都客观地记载下来，这才叫实录。然而，孔子修撰《春秋》时，许多地方为他喜欢的贤者隐瞒事实。如夷狄灭掉卫国，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但孔子为了替不能赶走夷狄，保卫中原的齐桓公掩饰无能，不写灭卫，而是写夷狄进入卫国；晋国将扁天子召到属于晋国的河阳，孔子认为这种臣子召唤天子的行为损害晋文公的形象，为掩盖晋文公不守臣子本分的缺点，有意说成“天子巡狩于河阳。”这就是作者把自己的感情倾注到了对立的两个方面的人物身上，心中同时装着两个方面。如果史书撰写的原则是这样的话，岂不让做国君的人，没有人再惧怕典章制度，虽然犯下过错，但是，有谁还为优秀史官的记载而羞愧呢?这是第三点不明白。

    哀公八年与十三年，吴国讨伐鲁国，并与鲁结盟，然而《春秋》对这两次结盟事都没有记载(八年杜预注说：“没有记载结盟事．其原因是认为吴国为没有开化的夷人，与它结盟感到可耻。”十三年注说：“该年结盟事不记载，是因为其它诸侯国也都觉得可耻，所以不记载”)。桓公二年，鲁国又与戎结盟。戎人凶狠残暴。如同豺狼，与华夏人不是一类，然而，《春秋》却记载了此事。不应该隐讳的却隐讳了，应该感到可耻的，却不以为耻。用应该具有的不偏不倚的原则去衡量它的做法，这样做很不合适。这是第四点不明白。

    对于各诸侯国的臣子，《春秋》不是卿相就不写出名字。然而如果别的国家有人叛逃到鲁国，向鲁国献地的话，则此人尽管很卑贱，也写出其姓名。这难道不就是如果属于国家大事，就不限于一般的原则吗?然而如阳虎想消灭三恒，占领谨地、阳关而反叛，此事被《左传》详细记载。《春秋》却不记，这是为什么呢?况且宝玉大弓丢失了．尚且记入书中，城邑失去了，反而不写。丢了大事，捡取小事，与惩罚叛臣、劝戒后人的《春秋》大义相违背。这是第五点不明白。

    诸侯的嫡系子孙，都继承大业。并为已死的国君服丧。如果他们还未即位成为君主．那么．就不避讳他们的名字。这是《春秋》的写作原则。然而，为什么子股、子野都是已经即位的君主．记录他们死去的事情，还写他们的名字呢?而恶与视，并未即位，但是写他们被杀一事时，仪仅简单地说他们死了．却没有写他们的名字．似乎在避他们的名讳。这是第六点不明白。

    凡是讲究人伦的地方，小国君主以上的人不是正常死亡的，都称为“弑”。卿士以上的，统统叫“杀”。这是《春秋》记载史事的另一个原则。然而《春秋·桓公二年》写道：“宋国的督弑宋国国君与夷及大夫孔父。”《春秋·僖公十年》云：“晋国的里克弑晋国君主卓及大夫荀息。”(“及”当改为“杀”。)大臣被害，应为“杀”，然而，《春秋》改“杀”为“及”，就和弑君之事混为一谈了。如果“弑”、“杀”不分，那么，君臣之间还有什么区别呢?(《公羊传》解释说：“‘及’的意思为连及。”虽然作了这样的解释，但仍然讲不通。既然这一解释没能消除人们的疑问，就将它编入“不明白”的范围中。其它例子也仿照此例的安排。这是第七点不明白。

    作为臣子在撰写历史时，偏袒国君，是可以理解的，虽然与秉笔直书的原则相违背，但从道理上说，却符合儒家的伦理原则。如鲁隐公、桓公事实上被弑而写成“薨”，昭公、哀公明明是被逐逃亡他国，却说他是逊让去位。明明是桓公夫人姜氏淫奔，却改为逃往齐国。子般是被弑身死，却说他是早天。这些都是国家的大丑事，不便于外扬，隐讳不讲尚可理解。但是，象成公被晋人逼迫为晋景公送葬、哀公与吴国结城下之盟、僖公被齐国扣押、僖公被小小的邾国战败、文公憎恶不主持公道的诸侯会盟、文公在另一次诸侯会盟时迟到，这类事情也隐讳不写，难道不太烦碎了吗?然而，汲冢竹书中的《晋春秋》与《纪年》等书的记事就不是这样，象重耳被迫逃亡他国、晋惠公被秦国俘虏的事，是凡写晋国本国的事情，都不隐瞒。唯独鲁国的《春秋》在记载鲁国史事时，却不是这样。这是为什么呢?有关国家的事情不论大小，一旦涉及到君主名誉，就觉得可耻而隐讳不写，或改变事实，以欺骗后代的人，这样的事例为什么如此多啊?这是第八点不明白。

    《春秋·昭公十二年》说：“齐国的高偃率领军队把北燕伯送到阳地。”“伯于阳”是什么意思?就是公子阳生。(《左传》说“齐国把北燕伯款接到唐地。”杜预《注》说，唐地就是阳地，是燕国的都城以外的一个地方。)孔子说：“我已经知道所采录的史料错了。”在孔子身旁的人便问道：“先生如果早就知道它错了，为什么不改正呢?”孔子回答说：“你知道的可以改正，那些不知道错了而实际错了的怎么办呢?”由这样的情况来看，孔子修订《春秋》，保持原书背离事实的地方，因袭了它们的错误，凡是被编辑的史料，都不加删改。那么为什么《春秋》对人对事的态度又有褒有贬，叙事有详有略；它对于先前的史料，有的因袭，有的改动，而没有一定的标准呢?这是第九点不明白。

    史书的记事原则，应该是脉落贯通。读者了解一个国家的兴衰过程，一个人的生平，可以从前后内容中寻索出来。然而，《春秋》没能做到这一点，如“定公六年”写道：“郑国的游速率领军队消灭了许国，并将许国的国君斯俘虏，押回郑国。”但是．到“哀公元年”却又写道：“许国的国君与楚国一起围打蔡国。”许国既然已经被灭亡了，国君被俘虏，山河已沦陷，还能重新列入诸侯国中，率领军队围打别的国家吗?这中间有这样的举动肯定有别的原因，然而，《春秋》没有写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左传》也没有注解，缺略如此严重，后代人是很难考索出事情的真相的。这是，第十点不明白。

    晋国在鲁闵公之前，没有与中原诸侯国发生过关系。直到僖公二年，晋国灭掉虢国的下阳之后，国家大事才渐渐在《春秋》上出现。可能是从那时起，才派遣外交官员，访问鲁国，并将晋国的事情告知鲁国。然而，《琐语春秋》记载鲁国闵公时代的事情，却非常详细，这一定是听到了某件事，就记载下来，无须依靠派人去了解他国的情况。当时各国修撰目史，都是这样。但是，孔子修撰国史，却不是这样。是凡写到外国的情况，所取的材料都是来自于他国来人告知鲁国的。如果他国派人来告知，事情虽然不大，也一定记载。如果他国不来告知，虽然是大事，却也不予记载。所以，象宋国六只鹋鸟退着飞过都城这样的小事，因为宋国派人来告知就被记载。而晋国发兵消灭了三个国家，是大事(指耿、魏、霍三国)，因为没人来告知就缺而不记。因此，记事有大有小，详略不当。比起各国的史书，为什么鲁《春秋》在记事方面显得很简单，只是粗线条的画一个轮廓呢?寻找这样写的原因，是因为孔子遵照了周代的关于撰史的礼法制度，将鲁国史官逐时记录的内容编纂起来而已。孔子既然修订一部永不磨灭的为后代国君提供效法先王依据的史书，怎么能够保留所采用的史籍中的错误与不合史书规则的内容呢?这是第十一点不明白。

    作为君子，应以知识面宽广与见解正确深刻为自己的擅长，优秀的史官应以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撰写历史为自己高贵的品质。然而，《春秋》记载别国的事情，一定要凭借着该国使者来告知，而该国使者来讲的话，大多与事实不符。或者是明明被打败了，却不说被打败了，明明是臣子谋反，杀害了君主，却说是病死或其它的原因，或应该在史书上写上名字予以贬责的却不写名字，或应该标上姓氏以褒扬的却也不说姓氏，或君主春天就已死去，却到夏天才发布讣告，或秋天已经举行了葬礼却到冬天才告知天下。《春秋》都根据使者的介绍而记载，结果，真假不分，是非混淆。这是第十二个方面不明白。

    不明白的地方还有很多，我静静地思考原因，始终寻找不出来。难道真如孔子的学生所讲的那佯，是“孔子子的思想好像是被很高大的宫墙围着，找不到门进去”呢?还是如孔子所说：“我的幸运在于言行光明磊落，如果有什么过失，别人都一定能够发现”?究竟属于哪种情况，请原谅因我的愚钝而说不清楚。

    世上的人都认为上天赋予了孔子高尚的品质和多方面的才能，由此又说他所修撰的《春秋》，集中了所有史书的优点。然而，世上的人考察实际情况的少．随声附和的多。人人互相说着相同的赞美《春秋》的词语，却无人知道这些赞美之词的根据在哪里。将《春秋》中的一些内容归类来看，不实事求是的赞美有五个方面。   

    按，古代各诸侯国都有史官，他们记录了当时所发生的事情。阅读汲冢竹书，发现它所记载的与鲁《春秋》都相同。像周室东迁到洛阳之后的事。记载得比较详细，隐公、恒公之前的事记载得就粗略了，这样的详略情形，也都与鲁《春秋》相同。又如，齐人执拿鲁国君主，《春秋》只记载为“止”，杀臣子说成“刺”，杀大夫就称为“杀”。另外，拘捕别国来访问的外交官员、郑国高克放弃军队，军队溃散、天上掉下五颗陨石在宋国(这些事情出自于《竹书纪年》，只有郑国高克放弃军队事仅为《琐语晋春秋》所记载)，像这样的句子，大都是古代史书中的原文。由此可知，孔子修订《春秋》，只是依凭着之前的史书，略加修改，基本上仍是原来的内容，他花了什么力气呀?况且之前的史书空缺的地方，时间上混乱之处，他也照抄不改，对这些问题不进行思考。这种情况就说不尽了。然而，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却赞美说：“《春秋》一书，对之前的史书，该添写的就添写，该删削的就删削，尽善尽美，子夏之类的文辞之士，竟作不出一个字的评论。”这是第一个方面言过其实的赞美。

    宋襄公诬陷滕子为无道的君主并拘捕了他，楚灵王杀害了君主郏敖却向各国谎报是病死的。然而，《春秋》在记载这些大事时，全凭着这些国家的通报，没有一点改动。结果，将罪名强加给无辜的人，却替真正的罪犯隐瞒了他的罪恶。劝善惩恶的宗旨又体现在哪里呢?但是，左丘明在论述《春秋》宗旨时却说：“有人想玩弄花招而。留名千古，在《春秋》中是办不到的；有人想掩盖自己的罪恶，结果恶名却更加显目。《春秋》一书，对于品行卓越的人来说，得到了鼓励，而对于罪恶的人来说，则使他们感到害怕。”这是第二个方面言过其实的赞美。

    《春秋》一书所写的内容，大都融注作者的褒贬态度。《国语·晋语七》记载了这样的一件事：晋国司马侯对国君悼公说：“如果是《春秋》中褒扬的好事，就去做，如果是贬责的恶事就不去做，这样，人就可以养成高尚的品质与情操了。”悼公问道：“谁熟悉《春秋》呢?”司马侯回答说：“羊舌肸学习、研究《春秋》。”另外，董孤秉笔直书，丝毫不隐讳君王的过失；南史准备冒死书写臣子害君的事情；宁殖临死前，对于自己赶走国君而被记入国史一事十分忧愁。这些都表明，那时的史官，都怀着照实书写的态度，即使有冒犯君主而被杀头的危险，也不放弃这种书写原则。然而，孔子的《春秋》所反映的这一段历史生活中，别的国家篡权杀君的事情发生过三次(指齐、郑、楚。已在前面说明)，在鲁国本国杀害、赶跑国君的事情发生过七次(鲁国隐、闵、般、恶、视等五位国君被弑．昭、哀二主被逐)，《春秋》都缺而不录，使得许多乱臣
贼子的恶名未能载入史书。但是，孟子却说：“孔子修订成《春秋》后，乱臣贼子怕遗臭万年，而感到恐惧。”这岂不是说没有恨据的空话么?这是第三个方面的言过其实的夸赞，

    《春秋》一书的写作，虽然有体例，但是，有时同一性质的事情写法却不同，与始终一致的原则不同。所以，司马迂在《史记．匈奴传》中说：“孔子写《春秋》，隐公、桓公时的事情写得比较明白，政治上的得与失都写了出来。而写到定公、哀公之际的人与事，则闪烁其词，含含糊糊。这是因为定公、哀公之际正是作者生活的时期，对于作者来说，是写当代事，为不招致祸害，所以，就不用褒义词与贬义词，从微言中见意。”由此可见。孔子在暴政的社会中，为了自身的安全，言语卑顺，委曲求全．远离邪恶的势力；为免除祸害在说话做事前，反复考虑。然而孟子却引述孔子的话说：“人们能够了解我并赞扬我是因为《春秋》，人们责怪我、骂我也是因为《春秋》。”这是第四个方面言过其实的赞美。

    晋国的赵穿杀害了君主晋灵公，却说是赵盾杀害的；江乙的母亲被人偷去了布，而说是令尹偷盗的。由此可见，春秋时代有学识的人，没有一个人在说话时不委婉地、隐晦地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这在当时是习以为常的事，许多人都这样做。而班固却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孔子死后，没有人再用含义深远而精微的言辞了。”用精微的话语表达深远的意思，难道仅仅是孔子一个人会用?这是第五个方面言过其实的赞美。

    考察这些溢美之辞的来源，基本上是由学贯古今的人与儒家的学者们传授给人们的。为了神化孔子，他们在宣传时就会言过其实。《论语》说：“众人都说好．还不能确定就一定好，仍需要认真地观察、验证。”孟子说：“尧、舜已经承受不了人们给予他的赞誉，桀、纣也已经承受不了人们加在他们身上的罪恶。”观察世人对《春秋》的评价，是不是也是随声附和，结果如同尧舜得到了数不尽的赞美的情况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