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盖古之史氏，区分有二焉：一曰记言，二曰记事。而古人所学，以言为首。至若虞、夏之典，商、周之诰，仲虺、周任之言，史佚、臧文之说，此皆言也。凡有游谈、专对、献策、上书者，莫不引为端绪，归其的准。言则世多习知。其干事也则不然。至若少果之以鸟名官，陶唐之御龙拜职。夏氏之中衰也，其资有后羿、寒浞：齐邦之始建也，其君有蒲姑、伯陵。此皆事也。斯并开国承家，异闻奇事，而后世学者，罕传其说。唯夫博物君于，或粗知其一隅。事而少僻，则闻者希矣。此则记事之史不行，而记言之书见重，断可知矣。
及左庆之为传也，虽义释本经，而语杂它事。遂使两汉儒者，嫉之若仇。
故二传大行，二传释言为多。擅名于世。又孔门之著录也，《论语》专述言辞，《家语》兼陈事业。而自古学徒相授，唯称《论语》而已。由斯而谈，并古人轻事重言之明效也。然则上起唐尧，下终秦穆，其《书》所录，唯有百篇。而《书》之所载，以言为主。至于废兴行事，万不记一。语其缺略，可胜道哉！故令后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来易明也。
案《论语》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又曰：“成事不说，（原注：事已成，不可复解说。）遂事不谏，（原注：事已遂，不可复谏止。）既往不咎。”（原注：事已往，不可复返咎。）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原注：由，用也。可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日用而不能知。自此引经四处，注皆全写，先儒所释也。夫圣人立教，其言若是。在于史籍，其义亦然。是以美者因其美而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恶者因其恶而恶之，虽有其美，不加誉也。故孟子曰：“尧、舜不胜其美，桀、纣不胜其恶。”魏文帝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汉景帝曰：“言学者。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嘶并囊贤精鉴，已有先觉。而拘于礼法，限以师训，虽口不能言，而心知其不可者，盖亦多矣。
又案鲁史之有《春秋》也，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
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于《六经》。亦皆如此。故观夫子之刊《书》也，夏桀让汤，武王斩纣，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原注：此事出《周书》。）案《周书》是孔子删《尚书》之余，以成其录也。观夫子之定礼也，定礼即修《春秋》也。以《春秋》为周札旧法，故云然。隐、闵非命，恶、视不终，而奋笔昌言，云“鲁无篡弑”。观夫子之删《诗》也，凡诸误。《国风》，皆有怨刺，在于鲁国，独无其章。（原注：鲁多淫僻，岂无刺诗，盖夫子删去而不录。）观夫子之《论语》也，君娶于吴，是谓同姓，而司败发间，对以“知礼”。斯验世郭作“世”，别作“圣”。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已者多矣。加以古文载事，其词简约，推者难详，缺漏无补。遂令后来学者莫究其源，蒙然靡察，有如聋瞽。今故讦其疑事，以著干篇。凡有十条，列之于后。
盖《虞书》之美放勋也，云“克明俊德”。而陆贾《新语》又曰：“尧、舜之人，比屋可封。”盖因《尧典》成文而广造奇说也。案《春秋传》云：高阳、高辛二氏各有才子八人，谓之“元”、“凯”。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举，帝鸿氏、少吴氏、颛顼氏各有不才子，谓之“浑沌”、“穷奇”、“梼杌”。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缙云氏亦有不才干，天下谓之“饕餮”，以此三族，俱称“四凶”。而尧亦不能去。斯则当尧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齐列，善恶无分，贤愚共贯。且《论语》有云：舜举咎繇，不仁者远。是则当咎繇未举，不仁甚多，弥验尧时群小在位者矣。又安得谓之“克明俊德”、“比屋可封”者乎？其疑一也。
《尧典·序》又云：“将逊于位，让于虞舜。”孔氏《注》曰：“尧知子丹朱不肖，故有禅位之志。”案《汲冢琐语》云：“舜放尧于平阳。”而书云书名缺。某地地名缺。有城，以“囚尧”为号。识者凭斯异说，颇以禅授为疑。然则观此二书，已足为证者矣，而犹有所未睹也。何者？据《山海经》，谓放勋之子为帝丹朱，疑脱“尧朱传子”句。而列君“君”疑“名”字之讹。于帝者，得非舜虽废尧，仍立尧子，俄又夺其帝者乎？观近古有好雄奋发，自号勤工，或废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则示相推戴，终亦成其篡夺，求诸历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载一揆，斯则尧之授舜，其事难明，谓之让国，徒虚语耳。其疑二也。
《虞书·舜典》又云：“五十载，陟方乃死。”《注》云：“死苍梧之野，因葬焉。”案苍梧者，于楚则川号汨罗，在汉则邑称零、桂。地总百越，山连五岭。人风棵划，谓文身。地气敲瘴。虽使百金之子，犹惮经履其途；况以万乘之君，而堪巡幸其国？且舜必以精华既竭，形神告劳，舍兹宝位，如释重负。何得以垂殁之年，更践不毛之地？兼复二妃不从，怨旷生离，万里无依，孤魂溘尽，让王高蹈，岂其若是者乎？历观自古人君废逐，若夏桀放于南巢，赵嘉迁于房陵，周王流彘，楚帝徙郴，语其艰棘，未有如斯之甚者也。斯则涉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其疑三也。
《汲冢书》云：“舜放尧于平阳，益为启所诛。”又曰：“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凡此数事，语异正经。其书近出，世人多不之信也。案舜之放尧，文丁杀季，无事别说，足验其情，已于此篇前言之详矣。夫唯益与伊尹受戮，并于正书犹无其证。推而论之，如启之诛益，仍可覆也。何者？舜废尧而立丹朱，禹黜舜而立商均，益手握机权，势同舜、禹，而欲因循故事，坐膺天禄。其事不成，自贻伊咎。观夫近古篡夺，桓独不全，马仍反正。若启之诛益，亦犹晋之杀玄乎？若舜、禹相代，事业皆成，唯益覆车，伏辜夏后，亦犹桓效曹、马，而独致元兴晋安帝改元。之祸者乎？其疑四也。
《汤誓·序》云：“汤伐桀，战于鸣条。”又云：“汤放桀于南巢，唯有惭德。”而《周书·殷祝》篇称“桀让汤王位”云云。此则有异于《尚书》。如《周书》之所说，岂非汤既胜桀，力制夏人，使桀推让，归王于己。盖欲比迹尧、舜，袭其高名者乎？又案《墨子》云：汤以天下让务光，而使人说曰：汤欲加恶名于汝。务光遂投清冷之泉而死。汤乃即位无疑。然则汤之饰让，伪迹甚多。考墨家所言，雅与《周书》相会。《书》之作，本出《尚书》，孔父截翦浮词，裁成雅诰。去其鄙事，直云“惭德”，岂非欲灭汤之过，增桀之恶者乎？其疑五也。
夫《五经》立言，千载犹仰，而求其前后，理甚相乖。何者？称周之盛也，则云三分有二，商纣为独夫；语殷之败也，又云纣有臣亿万人，其亡流血漂杵。斯则是非无准，向背不同者焉。又案武王为《泰誓》，数纣过失，亦犹近代之有吕相为晋绝秦，陈琳为袁檄魏，袁亦不直耳，曹恶得无罪。陈琳句谬引。欲加之罪，能无辞乎？而后来诸子，承其伪说，竞列纣罪，有倍《五经》。故子贡曰：桀、纣之恶不至是，君子恶居下流。班生亦云：安有据妇人临朝！刘向又曰：世人有弑父害君，桀、纣不至是。而天下恶者必以桀、纣为先。此其自古言辛、癸之罪，将非厚诬者乎？其疑六也。
《微子之命》篇《序》云：“杀武庚。”《序》云：“杀武庚，命微子代殷后。”案禄父即商纣之子也。属社稷倾覆，家国沦亡，父首枭悬，母躯分裂，永言怨耻，生人莫二。向使其侯眼事周，而全躯保其妻子也，仰天俯地，何以为主？含齿戴发，何以为貌？既而合谋二叔，徇节三监，虽君亲之怨不除，而臣子之诚可见。考诸名教，生死无惭。议者苟以其功业不成，便以顽人民，为目。必如是，则有君若夏少康，有臣若伍子胥，向若陨仇雪怨，众败身灭，亦当隶迹丑徒，编名逆党者邪？其疑七也。
《论语》曰：大矣，周之德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案《尚书·序》云：西伯戡黎，殷始咎周。夫姬氏爵乃诸侯，而辄行征伐，结怨王室，殊无愧畏。此则《春秋》荆蛮之灭诸姬，《论语》季氏之伐颛臾也。又案某书曰：朱雀云云，文王受命称王云云。夫天无二日，地惟一人，有殷犹存，而王号遽立，此即《春秋》楚及吴、越僭号而陵天子也。然则戡黎灭崇，自同王者，服事之道，理不如斯。亦犹近者魏司马文王害权臣，黜少帝，坐加九锡，行驾六马。及其殁也，而荀勖犹谓之人臣以终。盖姬之事殷，当比马之臣魏，必称周德之大者，不赤虚为其说乎？其疑八也。
《论语》曰：“太伯可谓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案《吕氏春秋》书名恐误，当是《吴越春秋》。所载云云，斯则太王钟爱厥孙，将立其父。太伯年居长嫡，地实妨贤。向若强颜苟视，怀疑不去，大则类卫汲之诛，小则同楚逮之逐，虽欲勿让，君亲其立诸？且太王之殂，太伯来赴，季历承考遗命，推让厥昆。太伯以形质已残，有辞获免。原夫毁兹玉体，从彼被发者，本以外绝嫌疑，内释猜忌，譬雄鸡自断其尾，用获免于人牺者焉。又案《春秋》，晋士蒍见申生之将废也，曰：为吴太伯，犹有令名。斯则太伯、申生，事如一体。直以出处有异，故成败不同。若夫子之论太伯也，必美其因病成妍，转祸为福，斯则当矣。如云“可渭至德”者，无乃谬为其誉乎？其疑九也。
《尚书·金滕》篇云：”管、蔡流言，公将不利于孺子。”《左传》云：“周公杀管叔而放蔡叔，夫岂不爱？王室故也。”案《尚书。君爽》篇《序》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斯则旦行不臣之礼，挟震主之威，迹居疑似，坐招讪谤。虽奭以亚圣之德，负明允之才，目睹其事，犹怀愤懑。况彼二叔者，才处中人，地居下国。侧闻异议，能不怀猜？原其推戈反噬，事由误我。而周公自以不咸，何用“左氏”语。遵加显戮，与夫汉代之赦淮南，明帝宽阜陵，一何远哉！斯则周公于友于之义薄矣。而《书》之所述，用为美谈者，何哉？其疑十也。
大抵自《春秋》以前，《尚书》之世，其作者述事如此。今取其正经雅言，理有难晓，诸子异说，义或可凭，参而会之，以相研核。如异于此，则无论焉。夫远古之书，与近古之史，非唯繁约不类，固亦向背皆殊。何者？近古之史也，言唯详备，事罕甄择。使夫学者睹一邦之政，则善恶相参；观一主之才，而贤愚殆半。至于远古则不然。夫其所录也，略举纲维，务存褒讳，寻其终始，隐没者多。尝试言之，向使汉、魏、晋、宋之君，生于上代，非。尧、舜、禹、汤之主，出于中叶，俾史官易地而书，各叙时事，校其得失，固未可量。若乃轮扁称其糟粕，孔氏述其传疑。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武成》篇，吾取其二三简。推此而言，则远古之书，其妄甚矣。岂比夫王沈之不实，沈约之多诈，若斯而已矣。
译文：
古代史官有记言与记事的分工。但是，古代人对“言”特别重视，认真地学习史官所记的帝王言语。他们把记言的著作置于记事的著作之上。如记录虞、夏、商、周帝王诰示的典籍，商汤朝、周朝的记言史官仲虺、周任、史佚、臧文撰录的著作，广泛地为人们所引用。人们在闲谈时，讨论问题时，或者向朝廷献策上书时，都用其中的话作为引子，或者用其中的话为依据。然而，对于记事的史书就不是这样的态度了。如少昊帝以鸟名作为官名的事情，陶唐氏因有驯龙的本领而得官的事情，又如夏朝一度衰弱后，出现了篡权夺位的国贼后羿和寒浞；齐国初建之时的国君是逢伯陵与蒲姑。上述这些事都是有关开国传业的奇异或重大之事，然而，后代的学者，很少有人传播这些事情。只有十分博学的人，才了解一二。由此可见，在古代，记事的历史著作流行不开来，相反，记言的历史著作倒受到人们的重视。
到左丘明为《春秋》作传，虽然解释了经文大意，但掺杂进其他它方面的事情，使得两汉的儒学学士们，恨他若仇敌。所以，在汉代，流行的是《公羊传》与《谷梁传》，这两部著作广为人知。又如孔子学生所写的两部著作，一是《论语》，专门记录孔子的言语，另一是《家语》，在记录孔子的言辞时，又记录了一些事情。然而，从古至今，老师传授给学生的，只有《论语》而已。由此也可以看出来，古人重视记言的历史著作而轻视记事的。但是，这样的认识态度显然有很大的害处。从唐尧到秦缪，这一段历史情况可见于书籍的，仅有《尚书》等。而《尚书》，只有一百多篇，而有关帝王的废兴、帝王的事迹则挂一漏万，要说起它的缺漏来，哪里说得尽。难怪后代有人说．尧舜以下的历史．是很难搞得清楚的。
按：《论语》说：“君子总是帮助人取得成功．而不促使人向罪恶的方向发展。”又说：“已经做了的事不再解释(事情已经做成．不可再去解释)；已经完成的事不再去挽救(事情已经做完．不可能再去阻止和挽回了)；已经过去了的事不再追究(事情已经过去，不便再作追究)。”又说：“老百姓只可以被驱使，而不可以让他们懂得道理(由，役使的意思。可以役使老百姓．而不可以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那样役使。这里引用的四句经文．注释全采用先前儒学大师的注释)。圣明的人创制道德规范以教育人。他们说的话就是这样的啊。史书记载历史，其功用也是这样。所以，一个具有美德的人会因自己的品质得到更多的颂扬，虽然他们身上也有这佯那样的缺点，甚至犯有谱误，但是，不会受到指责。一
个犯有罪恶的人会因所犯罪恶而为人们所憎恶．即使有一些优点，人们也不会颂扬他。孟子曾说过：“尧、舜已承担不了人们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赞誉．桀、纣也已无法再背动人们堆在他们身上的种种罪恶。”魏文帝在登位仪式结束时说：“我已经知道舜与禹得到政权足怎么回事了。”汉景帝说：“学者不谈论汤、武接管前朝政权的事，并不是愚昧无知的表现。”这些都表明．前代的贤明之士，已经觉察到了史书与史实有距离了。然而．受礼法的拘束与不敢违忤老师的教导．嘴里不说，但是心里明白史书不能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样的人，是很多的。
又按：鲁国的史书《春秋》，对于国外的贤明之士与对于有关本国荣誉的事，不论大小，是凡不利的，都含糊其辞，或避而不说。这本来是周公提出的做人格言。然而，为什么要将这格言曲意运用到《春秋》一书的修撰上呢?不但《春秋≥如此，六经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汤灭夏桀，夺取了夏朝的政权，周武王造反，讨伐殷纣，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此事出自《周书》。案《周书》是孔子删编《尚书>之余．编成一书)。然而，孔子在删订《尚书》时，都将它们删去了。鲁国的隐公、闵公都死于篡权夺位的贼子手中。更有甚者．有人为抢班夺权，竞杀死了仍是孩童的太子恶与他的弟弟视。然而孔子在修订《礼记》时，竞在上面赫然写着。鲁国没有弑君篡位的事，”又如看孔夫子删订的《诗》，是凡《国风》，不论哪一个国家。都有讽刺怨恨当政者的歌谣，然而，蚀独鲁国．却没有怨刺诗(鲁国国君有很多淫僻之事，难道会没有讽刺的诗篇，大概是孔夫子删去而不录了)。我们再看《论语·述而》的一段记载：鲁国的国君娶了吴国的公主，而鲁、吴两国都姓姬，这是不符合礼法的。臣子陈司败问孔子：“国君这样做算知礼吗”孔子居然说：“知礼。”这些都能征明圣人也常动用他们的智慧来愚弄别人，对事情的评价完全出于自己的爱憎态度，而不是据事实。另外，古人记叙事情。用词非常少．简单精炼。但后人却无法由这些简洁的文字看到当时事情从开始到结束的全貌，因时间推移．也无法祢补记钗的缺漏。这洋使得后代的学者．无法探究事情的起因。对过去的史实．糊里糊涂，无法审察．有如聋子和瞎子。为
了更好地说明这神情况，我提出历史著作中十个值得怀疑的史事，下面，将它们一一摆列出来；
《虞书》对尧大加歌颂，说他“发挥了超人的才智美德。”汉代陆贾的《新语》又说：“尧舜时代，家家都有德行，人人都被旌表。”
这些都是因为《尧典》凭空虚构尧的功绩而带来的，后人不过是迷信了《尧典》罢了。按：《春秋》上说：高阳氏有才子八人，称为“八元”；高辛氏也有才子八人，叫作“八凯”。这十六个人的后代世上的人们都称赞他们高尚的德行，他们的名字则有口皆碑，一直传播到尧的时代，然而尧却不用他们，不让他们发挥作用。帝鸿氏，少昊氏、颛顼氏各有无德无才的儿子。他们是浑沌、穷奇、祷杌。这三人的后代，和他们先祖一样为非作歹，人们深深地憎恶他们，咒骂他们的罪恶，使他们臭名昭著，一直到尧的时代。然而尧却不能惩罚他们。缙云氏也有个无德无才的儿子，社会上的人叫他为饕餮。他的后人与上述三人的后代，合称叫“四凶”。尧对他们都不能进行惩罚。这样，在尧的时代，邪恶的小人与德行
高尚的君子，生活在一起，善恶不分，贤愚混杂。《论语》说，舜举荐咎繇担任重要职务，使得社会上的不仁者通过教化都成为仁者。由这一点也可以证明，咎繇未被举荐之前，社会上不仁的人是很多的。当时在位执政的都是奸邪小人。这又哪里谈得上尧“发挥了超人的才智美德”呀，又哪里谈得上尧的时代“家家都有德行，人人都被旌表”呀?这是第一点疑问。
《尚书·尧典>又说：“尧打算将帝位禅让给舜。”孔安国注说：“尧知道儿子丹朱是个道德败坏的人．所以想把帝王的位置禅让给别人”。然而．《汲冢琐语≥却说：‘“舜将尧囚禁在平阳。”竹书上又说，某地有一城．叫作囚尧城。有见识的人根据这种不同于一般的说法，对尧弹位于舜这件事非常怀疑。那么恨据这两部书的内容，已经足可证明禅让之可疑了。可是．还有前人所没有看到的证据。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山海经》上说：尧的儿子帝丹朱。把他收在帝王之列．莫非是舜虽然剁夺了尧的帝王权力，但仍然将他的儿子立为帝王。不久，再从他儿子的手中将王位夺过来了吗?回顾近古的历史．不是常有一些奸雄在谋取帝位时．故意打着保卫帝王的旗号而出兵，最后废除了帝王而立帝王的
儿子。或者将兄长赶下台而拥立弟弟的吗?他们开始向国人表示出拥戴新帝王的态度，最终。还是自己夺取了帝位。这种情况，历代都有。用古代的情况比照今日，千百年来的改朝换代的方式是一样的。由此看来，尧让位给舜的事情，很难弄清楚，一定说是禅让，实在是没有多少根据的空话。这是第二点疑问。
《虞书·舜典》又说：“舜在帝位五十年，最后在巡狩南方时去世。”孔安国《注释》说：“舜死在苍梧的荒野，就在那里被埋葬了。”苍梧，在先秦的楚国，那里的一条江叫泪罗江。汉朝在那里所建的郡邑叫作零陵郡与桂阳郡。该地笼括南方各族，山则与五岭相连。那里的风俗是人喜欢纹身，而地方则烟瘴弥漫。一般情况下，即使有人出以百金的高价，也不敢到那个地方去，何况是一国的国君，他怎么能够到那里去，忍受那里的艰苦呢?而且，舜在此时，必然是精力衰弱，身体疲劳，放弃帝位，如释重负。那么他又为什么在这垂死之年，踏上那荒凉、贫瘠的地方呢?而且，娥皇、女英两个妃子并没有随他一起去，夫妻分离，成了旷夫怨女。舜在万里之外的苍梧，无依无靠，最后在那里命丧黄泉，孤魂飘荡。禅让帝位后远避他乡，难道真是这样的吗?考察自古以来国君被废除、被放逐的情况，如夏桀被流放到南巢，赵迁被放逐到房陵，周王被迁到彘地，楚义帝被移到郴县，虽然，说他们处境艰难，生活困顿，但是，有谁的艰难程度超过了舜的呢?由此可见，所谓巡狩南方，最后又死于该地，大概是禹的用心吧?这是第三点疑问。
《汲冢书》中说：“舜将尧放逐囚禁在平阳，大臣伯益被启杀死。”又说“太甲杀死了伊尹，文丁杀死了周公。”所说的这几件事情，与正史所记载的都不相同。《汲冢书》是后人从墓中发掘出来的，所以，世上的人对书中所记的大多不相信。按舜囚禁尧、文丁杀死季历，不需要别的根据，已经足以证明其事了。这在上文中已详细地阐述过。只有伯益与伊尹被杀的事，在正史上还找不到一点证据。推而论之，启杀死益的事情，仍然需要进一步核实。为什么这洋说呢?因为舜在谋取帝位时是先废除尧而立丹朱的，禹是先罢黜舜而立商均的，伯益掌握着国家的大权，其势力等同于即位前的舜、禹，如果他也想沿袭舜、禹的做法，他可以不劳而获天赐的福禄。结果他没有象舜、禹那样取得帝位，就是说他本人给自己带来了灾难。考察近古历吏上篡权夺位的事情，只有桓玄没能取得成功，而且丢了性命，司马氏仍然掌握了政权。是不是夏启杀伯益，就象晋帝杀桓玄呢?舜、禹取代前任帝王的事，都取得了成功，惟有伯益翻了车，失败了，并且受到夏启的惩处，这是不是又象桓玄效法曹氏、司马氏篡权夺位，而唯独桓玄自己招致祸殃呢?这是第四点疑问。
《尚书·汤誓序》说：“汤讨伐桀，与桀在鸣条的郊外开战。”又说：“汤将桀流放到了南巢，想到自己作为一个臣子如此对待国君，心里感到很惭愧。”而《周书·殷祝》篇说是“桀把王位让给汤”等等。这就和《尚书》所记不同。按照《周书》所说，岂不是汤打败了桀，以武力制服了夏朝廷．迫使桀将帝位禅让给自己吗。或许是想要模仿尧、舜得到禅让的样子，借以获得如他们一样的高尚的名声吧?又《墨子》中说：“汤欲将天下让给务光，而又派人对务光说：‘汤杀死了君王，他想让际顶替他弑君的恶名，所以故意将天下让给你。”于是．务光投身于清冷的泉水中自杀而死。汤做帝王是不用怀疑的事实，但是，占籍中关于汤故意推让、有心作假的痕迹还是很多的。考察《墨子》所说，与《周书》正好相合。而《周书》本出自于《尚书》，是孔子删削《尚书》后余下的文字。孔子在删削《尚书》时，裁去悝俗多余的话，提炼成简洁典雅
的语言，又删去鄙陋的史事，他直接说汤有“惭德”，岂不是想掩盖汤的过失而增加桀的罪恶吗?这是第五点疑问。
《五经》所载的言论．一千多年后仍然是人们所信奉的。然而，考察它们的内容，却发现经常前后矛盾。有什么根据呢?譬如，称颂周的强盛，就说周据有了天下的三分之二，商纣是独夫民贼；说段被周打败时，又说纣拥有亿万臣民，死者无数，血流漂杵。这说明经书没有一个是非标准，倾向性不是一定的。又如武王在讨伐段时所作的《泰誓》，历数了纣的过失，也就象近古吕相为晋国与秦国绝交而指责秦的种种罪恶，陈琳为袁绍作讨伐曹操的檄文，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然而，后代的人承接《泰誓》捏造出来的说法，竟相列数纣的罪行，成倍地超过《五经》。因此，孔子说：桀、纣的罪恶不至于如此。君子憎恨居于下流，一旦居于下流．人们便将天下所有恶名都归到他们名下了。班伯也说：哪里
能有拥抱着妇人而临朝听政的事啊?刘向又说：世上有人弑父害君，桀、纣没有坏到这个程度，然而，人们却将桀、纣当作作恶的带头人。由此可见，自古以来所加给桀、纣的无数罪恶，岂不是太冤枉他们了吗?这是第六点疑问。
《尚书·微子之命》篇序说：“因武庚顽固地要恢复段商．成王便杀了他。”按：禄父是商纣的儿子，纣破灭后。周立禄父为王，称作武庚。当时，政权失落，山河沦陷，父亲被斩首，母亲的身体被分裂，深深的怨恨和耻辱，生生死死都不会改变。假使他为了自己和妻儿，作为周朝的侯王而小心翼翼地服侍周朝，那么，他在天地之间怎么能够生存下去啊?怍为一个人，还有什么脸面?因此，不久之后，他便与管叔、蔡叔合谋推翻周政权，后失败徇节。虽然他没有报得了家仇国恨，但是，作为一个臣子，他表现了他的忠诚，用礼教的标准来衡量，他的生与死都是无愧的。议论他的人都因他没有获得成功，而把他看作顽固不化、拼死挣扎的恶人。如果一定以这样的眼光来看的话，那么，君主象夏朝的少康、臣子象春秋时的伍子胥，假使他们的报仇雪恨的行动失败了。自身被杀，从者逃亡，是不是也将他也列入恶人之中，说他们是想造反的叛逆者呢？这是第七点疑问。
《论语》说：“周的品德是多么伟大啊！天下有三分之二的诸侯国拥护他，他却仍以臣子身份服从于毁朝。”按《尚书》说：“周文王平定了黎国后，殷朝廷开始对周不满意。”周，不过是一般的伯爵诸侯国，然而，他动辄对其它诸侯国发动讨伐、征服的战争，与殷朝廷结下怨仇，但是他一点也不感到惭愧和畏惧。这就如同《春秋》中记载的荆蛮楚国消灭周的后代小国。《论语》中所说的季氏吞并颛臾氏。又按，某书中说，文王为西伯时，一只朱雀口衔着丹书，到丰镐文王的住处。于是，文王接受天名称王等等。众所周知，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地上只能有一个君主。殷朝廷仍然存在，国君还在位上，他居然称起了王，这不就是和春秋时期楚国、吴国与越国擅自称王．以欺凌天子一样吗?这样看来周征服黎国与崇国，是把自几等同于王者。而作为臣子侍奉天子，没有这样的道理。也就象近古三国魏时司马昭杀害朝廷大臣，罢黜少帝，接受九锡的封赐，享受乘坐六马之车的待遇。到他死后，荀勖还说他是作为一个大臣而终其一生的。姬昌对待段朝廷的态度，应当相当于司马昭对待魏帝的态度。如果说周的品德无比高尚，不也是一种虚假的说法吗?这是第八点疑问。”
《论语》说：“太伯的品德无比的高尚，三次将天下让给弟弟季历，然而，他并没有宣扬自己让位的行为，故而，百姓们无从歌颂他的高尚品德。”按，《吕氏春秋》所说的就不是这样的了。太王钟爱他的孙子姬昌，便欲将爵位传给昌的父亲季历，然而，太伯是嫡长子，他是季历的大哥，他的这种身份、地位妨碍了季历即位。如果，他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带着侥侥幸的心理徘徊而不肯离去，那么，他必然会有灾祸，大的会象卫太子伋那样有杀身之祸，小的也如同楚太子建那样，流亡他国。他想不让天下，可是他的父亲能立他为继承人吗?太王死时，太伯来奔丧，季历将父亲临终安排的帝位，让给兄长。太伯则以身体不好，精神颓丧为由，使弟弟接受了他的辞让。其实，太伯毁伤自己的玉体，断发纹身，其目的是向外人表明自P没有占据帝位的欲望，同时，也让弟弟季历不要猜测自己有什么政治企图，从而忌恨自己。这就象一只公鸡，主动斩断自己漂亮的尾巴，使自己等同于丑陋的母鸡．从而使自己不会成为祭神的供品。又按，《春秋》中说：晋国士子蒍见太子申生将要被废为庶人，便对他说，不如流亡他乡，象吴太伯那样，还能统治一方。由此也可以看出，太伯和后代的申生，其遭遇的性质是一样的。只不过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不同，故而，结局不一样，一个保全了性命，一个身首异处。如果孔子说太伯因祸而得福，因父亲的嫌恶而使他无意中得到了好的名声，这是确当的。但是，如果说他拱手将天下让给弟弟．并以此说明他的品德无比高尚，这种赞美岂不是荒谬吗?这是第九点疑问。
《尚书·金滕》说：“武王死后．管叔和他的几个弟弟就在国内散布谣言，说周公将对年幼的成王不利。”《左传》又说：“周公处死了散布流言蜚语的兄长管叔，流放了弟弟蔡叔，难道是不爱他们吗?不，这样做是为了王室整体的利益啊。”按《尚书·君奭》篇“序”中说：“周成王时，召公是太保，周公是太师，辅佐成王，为左右大臣。召公不高兴。”召公为什么不高兴呢?因为周公旦行使了帝王的权力，所作听为不符合臣子的身份，权势过大．对帝王构成了威胁。而且，举动可疑，招致许多人对他讥嘲责骂。召公有着孟子的德行与度量，并怀有圣贤的才能，看到这种情况，还很气愤．何况管叔与蔡叔二人，才能中等，又处于偏僻贫穷的小国，从小道上听到周公心怀不轨的消息，心中能不生出一些
猜疑吗?考察周公动刀杀人并反咬他们谋反的原因，大概为管、蔡二人不但没有赞美他，反而给他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于是．周公便用不和善的态度，将他们迅速杀死。这种做法与汉代孝文帝宽恕想谋反的淮南厉王刘长、与汉章帝赦免想叛乱的阜陵质王刘延，有多么大的距离啊。由此可见，周公此人对兄弟薄情寡义。然而，《尚书》给予他那么高的评价，是什么原因哪?这是第十点疑问。
大致从《尚书》所记载的历史开始，到《春秋》所记的之前，写作史书的人所叙述的重大历史事件就是这样了。这里我们从经典中摘取那些道理有难以通晓的地方，而诸子异说中有可作依据的说法，把它们汇合起来，互相参考，来甄别真假，考察事情的真相。除此之外，这里就不加讨论了。
远古的史书与近古的史书，不同之处不仅仅在于一个内容简洁，记事粗略，一个内容丰富，记载详细。根本的不同，还在于记载历史的态度不同。为什么这样说呢?近古的史书，记言则将人物的话详细地记入书中，对于历史事件，则很少去甄别、选择，而是不论好的坏的，一股脑儿地全记下来。这样，使得后世的学者了解一个朝代的政治状况，既知道有哪些好的方面，也知道有哪些差的方面。了解一个国君的才能，既晓得他作出了哪些英明决策，又晓得做过哪些愚蠢的举动。然而，远古的史书就不是这样了，它所记录的，都是提纲大概，对于史官心目中的好君主，则带着颂扬的主观态度去记事，而不惜改变事实或隐讳不写。后代学者，考察某一朝代的情况，发现未记载的事情很多。使得许多史事湮没无闻。不妨作这样一个假若，如果让汉、魏、晋、与南朝宋的国君生于上古时代，而让尧、舜、禹、汤这些有德有才的国君生活于近古，再让上古与近古的吏官也调换一下时间位置，那么，这些史官们对历史的记载，对一个朝代的政治状况以及对君主的评价，就不一定象现在的史书这样了。关于古书，普通人如木匠轮扁说它们是古人的糟粕，圣贤者象孔子也认为有可疑的地方。孟子则说：“如果人们对书本十分迷信，相信里面所说的一切，那还不如没有书。我对于《尚书·武成》篇，认为其中只有二三片竹简的内容还可取。”由此推论，则远古的历史书籍，虚妄不实的内容真是太多了。这岂不是和后世的王沈、沈约以自己的爱憎态度去篡改历史，虚构事实一样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