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这才是你的世界》(东方出版社出版,2007年5月出版) “民主”这个词,是对英文democracy的汉译,翻得很政治化,通俗地说,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意思;英文原意,无非是个“多数主义”,凡事裁决,顺多数那边厢的旨意去做的意思。不论英文、中文的意思,所表达的状态,现实上,是不能拘泥的。即使回到上古部落时期,千人以上的社群,事事开个群众大会,先不谈人群与猴群还有个相同的本能,好坏都要找个头,历史演化的条件,也绝不是死死那个字面意思。人的群落在求生存的过程中,从来没有过群龙无首的时候,那不是人性;人类进入农业文明之后,在小国寡民的城邦时代,小群落集结成大部落、国家,绝对是国中有党、党内有派、派里有系,光是基因血缘的标志、认同,便註定哪怕小国寡民,内部是多样化的,各方面意见不会少。民主制,在希腊城邦开端的时候,便是集诸多“有实力”的头领们的众议,取其多数而决,目的也许不完全是政治上的团结,也需要三个皮匠凑成诸葛亮吧。罗马帝国还未成为世袭帝制之前,罗马是“公民”们的“共和国”,公民们集体拥有罗马国,而变成罗马公民的门槛是蛮高的,要有能议事、投票的权力,血缘、资产、大军功,几乎不可或缺。农业文明再往前走,国家、人口都更大,“多数主义”更没有效率,因为2000年前的社会现实,並没有相应的技术条件来支撑democracy所必需及时的信息与沟通,仅仅为了有效管理,人群与个人的本能也自然会促使社会走上集权的帝国之路,世袭、家天下,不过是君王雄主们的子孙习惯了权力的运作与诱惑,近水楼台的结果,迟早会发生的事。东方中国走过的路,也同西方类似,基本上,尧舜禅让的故事,只能说明那时的中国,处于同希腊城邦相当的时代,也就是个“民主”“共和”的小国寡民时代,适合于“多数主义”式的管理。所有人类社会,都得走过农业文明下的君王专制,避免过多的权力纷争,集中社会意志,开发硬软体,扩大地盘,繁衍並教化人口。2000多年前,罗马、秦汉等世袭的大帝国相继出现,就是人们业已接受把文化传承与政治权力的机制,当作自然演变出来的社会成本。直到18世纪初,英国经历了瘟疫破坏、王位纷争、宗教和工业革命,付出重大社会成本之后,理性抬头,为了限制、防范英国地盘内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滥用,以“谋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他们开发出一套和稀泥的绝招:君主立宪,士大夫(贵族爵爷们)共治天下,议事以多数票决,现代民主制度自此滥觞。英国在工商社会萌芽之际,用对此招,迅速跳开了伴随帝位转移必有的权力争扰,社会稳定,集中对外,加上科技发达,成为19世纪的第一强国。英式民主制200年下来,演变出成年男女公民百姓都有选举权,票选少数的议员,代表民意,决策並监督政府的管理。对于工商社会的发达国家,知识、技术与法治的硬软体齐备,无论君主立宪还是平民立宪,英式民主代议制都运作的相当平稳,确实是个好使的制度,因为西欧经济已然开发,社会既已大致免于匮乏,老百姓要免于被统治者滥权的恐惧,就算选个平庸的头领也没什么大不了,横竖各种科学化的稽查与制衡系统软体都已安装到位,国民付出平庸政治的风险,社会代价不算高,显然可以算是发达国家一国之内,相对的“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然而,代议制的民主风行后,西欧列强照样掠夺殖民全球各地,原来小国寡民的城邦演变成相对的大国沙文,贪婪而毫无节制,对西欧之外的农业社会国家,丝毫无益,关键在于经济软体机制的各私其利,为了利益,甚至不惜突出、合理化人性的贪欲。这样的“民主”的本义,本来就不是为了协调全世界的,这样的“民主”的“民”的门槛,依然是小国寡民的城邦残遗下的格局,西欧人们所享受的民主,支撑在背后的经济积累与成本,其实是西欧之外的全球老百姓支付的。
民主做为一种崭新的政治制度,100年来,我们最好不要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勉强可以赖到当时的德、奥、土、俄4个帝国头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可就是当时的英、德、法、美几个民主国家的事了。民主,自由选举,显然不是万灵丹。希特勒是非常高票当选的合法首领,纳粹不但是民选的合法政府,而且还是人史中少数最清廉、最有效率的民选政府,几乎好过现在任何的政府,那德国才有可能又迅速站起来搞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美这些战胜国给战败的德意志帝国订下屈辱的条约,德意志帝国瓦解了,民主德国成立了,希特勒顺从、刺激德国老百姓的屈辱感与报复心,极其民主地带领德国重新站起,但是,他的报仇心与纳粹党的变态仇恨转移,几乎完全毁灭了德意志和犹太两个民族,这不得不是人性软体演化到现代的最大案例:民主,是人们自愿在做出选择的啊,只能说,人群,盲目的时候多,而且,大多数人都是平凡的人,要选个会表演做秀的人做头容易,要选个精英做头,难,玄。现代的国家机器,能量很大而操作复杂,平衡不易,政治越来越像似一个高科技、高风险的运作,绝对需要有点深度的选民,才能不用像德国那样大权所托非人,以至于付出近乎完全毁灭的、可怕的社会成本。毕竟民主与政治,都是人操作出来的,最重要的是操作的人的品质和智识,包括选民与候选人在内。没有自省能力、又没有自省的文化与制衡系统的群落,是不配、也无法执行民主政治的。是非、责任与诚信,是公众人物与民选政府的起码的品质,没有这个标准,民主只是个哗众取宠的权力游戏罢了,哪里会起到促进人道或人权的作用。
以纳粹排犹为例,这是个相当复杂的群众心理的产物,含有许多历史上沉淀下来的偏见:早在罗马帝国时代,做为欧洲的老原住民之一,犹太社区便已在欧洲各处生根,犹太教独特而专一的信仰使得犹太人相对有着精神境界的优势,尤其在疫疠流行的时候,那时的犹太社区相对的更愿意照顾病患;或许因犹太人勤劳、好学、致富、而又内聚、吝啬,招致嫉恨,则排犹与东南亚的排华类似;或许因后来的耶苏教让欧洲人也有了专注的精神信仰,耶苏教会和徒众便逐渐取代了希腊医生和犹太看护,罗马帝国也从早期的迫害耶苏教转而以耶苏教为国教,偏偏耶苏教会宣扬犹大(犹太人)就是背叛耶苏、害耶苏被罗马士兵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这桩公案,尚无确论),作为耶苏教徒,欧人大都不喜犹太人,耶苏教又偏偏是犹太教近支,犹太人遂成为各种复杂情结下的出气桶。历史上,每次欧洲各地社会面临灾难、挫折、崩解的时刻,绝没少拿犹太社区出气,历来被烧杀的犹太人数也绝不会少于那些无辜的“女巫”。排犹成见,何止纳粹,连现在的美国民间都还时有所闻;根本原因,仍然在于人的“教化”,而这是个缓慢的过程。事实上,从东方人的历史经验看来,欧洲耶苏教徒众与回教徒众与犹太人之间爱恨情仇的三角恋,错综、复杂、微妙,实在是人史最大的悲剧与笑话,种种偏见,断然再没有教子孙传承下去的必要;何况,论血缘,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还是近亲,回教更是强化了犹太教的一神教义,论信仰,耶苏教原本就是犹太教的一支;“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确实需要联合人们的共同努力,从连续二、三代的教化(包括教育)做起。二战后,德国人可以深刻反省灭犹的过错而再三公开道歉,前不久,美国人可以自揭安然公司假帐而关闭数一数二的会计师楼,把贪渎者绳之于法,最近的黎巴嫩真主党至少也还能公开认错,承认他们搞绑架以色列士兵,“是件蠢事”;这些,都是能破格的、人道的进步。当然,反面教材也不少,藉民主之名幹下的勾当或倒车,都变成老百姓的致命风险:美国人的越南、伊拉克战争,伊朗的回到政教合一,以色列的穷兵黩武,中国的文革,台湾的民粹政治,哪个不是将就民气“民意”的政客杰作?玩弄不正常的民众心理,于“民主”何益? 中国文革结束之后,我听过最中肯的中国人的告白,说是“能允许运动这样没有理性地发展,每个人都至少有十亿分之一的责任,当然,从政的各级官吏和共产党员,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这当然只是句话,代表一种觉悟,甚至还不是中国人普遍的认识,不过,有觉悟显然比毫无觉悟好一点。然而,真正的“民主”制度,不必非打扮成英美模式不可,科学和经济两大软体都还没有安装到位的社会,是无法把民主当快餐囫囵吞枣的;只要有确实可行的稽查与平衡机制,以及保障人们相对畅所欲言的环境,就是好的“民主”,民主本意,不过如此而已。先后被西班牙、美国殖民统治的菲律宾,民主、自由选举、自由“舆论”等等口号、模样,都比台湾早开始得多,“民主”到几近民不聊生的地步,那是染上了“美式民主黑死病疫苗”的毒,需要关门修养体质一阵子再说,民主与经济都必先得科学求实的精神挂帅不可;把美国行得通的,一步登天,全套照抄,事实证明:未必是“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好事也得按步就班,一步一步来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