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帝国的骤然灭亡，是中国文明史上最大的黑洞。

　　秦以排山倒海之势一统天下，以变法图强之志大规模重建华夏文明；使当时的中国，既一举跨越了以奴隶生产为根基的夏商周三代古老松散的邦联文明，又一举整合了春秋战国六百余年剧烈大争所酝酿出的全部文明成果，以最大的规模，以最快的速度，巍巍然创建了人类在铁器时代最为伟大的国家形式，最为进步的社会文明。依照历史的法则，具有伟大创造力的权力主体，其权力生命至少应当延续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然则，秦帝国却只有效存在了十二年（其后三年为崩溃期）。随着始皇帝的骤然撒手而去，建成这一伟大文明体系的权力主体，也轰然溃灭了。

　　这一巨大的命运落差，给攻讦与谎言提供了历史空间。

　　历史的发展，已经显示出固有的内在逻辑：权力主体的灭亡，并不等同于其所创建的文明体系的灭亡；权力主体在某个阶段的突然沉沦，并不必然植根于其所创造的文明体系。历史的事实是：作为文明建筑师的秦帝国骤然灭亡了，秦帝国所创建的文明体系却为后世继承了；秦帝国政权因突发政变而突然崩溃了，其结局也并未改变秦帝国所创造的文明体系的历史本质。

　　历史的逻辑，已经包含了解析历史真相的路径。然则，我们对秦帝国灭亡之谜的历史探究，两千余年却一直存在着一个误区：将秦帝国所创建的文明体系与秦帝国权力主体等同而一，论秦亡必以秦政为因，论秦政必以秦亡为果，以秦亡之速推论秦政之恶，以秦政之恶推论秦亡之速，互为因果，越纠缠越乱。由于这个误区的存在，对秦亡原因之探究，长期陷入一种沉沉相因的主流定论：秦政暴虐，暴政亡秦。当然，这个误区只是方法论意义上的误区，是“暴秦”说的学理成因之一。两千余年来我们的历史家始终集中于孜孜寻求“暴政”依据，并无数次地重复这则古老的论断，直至当代依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其中自然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暴秦”说其来有自，我们的梳理得从源头开始。

　　对以秦政秦制为轴心的秦文明的评判争议，其实自秦孝公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崛起时期便开始了。就总体而言，战国时代对秦文明的评判是两大主流：一则，是从制度的意义上，高度肯定秦国变法及其所创造的新型法治文明，并力图效法秦国，由此形成了以赵国燕国变法为代表的第三波变法浪潮；一则，是从施政的意义上，对秦国法治作出了严厉指控，其代表性言论是“苛法”说与“虎狼”说。在战国时代，尚未见到明确的“暴政”说法。就根基而言，这两种说法的根基点是不同的。“苛法”之说，是具有“王道”价值观的守旧学派的一种政治评判。尽管这一评判具有守旧学派反对一切变法的特质，并不具有认真探究的客观性，但就其基本面而言，尚是一种法治与政论的争鸣，不具有总体否定的意图。“虎狼”之说，则是山东六国基于族群歧视意识，在抗争屡屡失败之后，以仇恨心态发出的政治诅咒，实属攻讦性的非正当评判，自不当作为历史依据。

　　从基本面说，战国后期的秦灭六国之前，天下言论对秦政的评判是积极认定的。最基本的依据，有两方面。一方面，战国末期兼具儒法两学，且学术立场素来公正的荀子大师，对秦制秦政秦风素有高度评价。在《强国》篇中，荀子依亲自入秦的所见所闻，对秦风秦政作出了最高评价：“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在《正论》篇中，荀子则对“治世重刑”的合理性作了充分论证，实际是对“苛政”说的回应。荀子之说，没有任何人提出反驳。另一方面，战国末期“天下向一”的历史趋势日渐形成，“天下一统”的可操作战略也由李斯适时提出；这种人心趋势，意味着天下寄厚望于秦政，寄厚望于秦国“一”天下。如此两个基本面充分说明：战国之世对秦政的总体评判虽有争议，但天下主流是肯定秦政秦制的。当然，这种肯定的后面，有一个最基本的社会价值原则在起作用：战国变法只有秦国最成功，成功本身是“应时而变”的结果，是顺应潮流的结果；在“求变图存”与“大争事功”成为时代精神的大背景下，整个社会对一个获得巨大成功的国家，是没有指责理由的。

　　秦帝国一统天下后，舆论情形发生了变化。

　　变化的轴心，是关于恢复诸侯制还是建立郡县制的大争论。由这一大争论生发开去，牵涉出对夏商周三代文明与秦帝国拟建文明的总体对比，以及与之相关的总体评判。然则，这场大争论及其余波，仍然被争论各方自觉限定在战国精神所能容纳的争鸣之内：反对方并未涉及对秦政的总体指控，创新方也并未以对方对传统诸侯制的赞美而横加指责，更谈不上问罪了。历史声音的突然变调，开始于“焚书坑儒”案之后。自儒生博士们纷纷从秦帝国庙堂“亡”去（不经正式辞职而私自离职），评判秦文明的言论中便出现了一种此前从未有过的声音：秦政毁灭典籍，暴虐之道也。被秦始皇拜为少傅文通君的孔子八世孙孔鲋，以及诸多在秦帝国职任博士的名儒，都在离开中央朝廷后与藏匿山海的六国贵族们秘密联结起来了。这种以“非秦之政”为共同点的秘密联结，使原本并不具有真实政治根基而仅仅是庙堂论政一家之言的政治评判，不期滋生为六国贵族复辟的政治旗帜。

　　“暴秦”说，遂以极大的声势，在秦末之乱中陡然生成了。

　　自陈胜吴广举事反秦，对秦政的认知评判，便成为当时反秦势力必须回答的紧迫问题。而最先反秦的陈胜吴广农民集团，当时对秦政并无总体性仇恨。“闾左徭役”们直接仇恨的对象，首先是秦二世的过度征发，尚不涉及对秦政如何评判。陈胜的“天下苦秦久矣”之叹，所言实际内容也只是二世即位后的政治行径。基于农民集团的直感特质，陈胜吴广的发端路径很简单：先以为扶苏、项燕鸣冤为事由，后又以“张楚”（张大楚国）为举事旗号，最终达成以武力抗争谋求最好的社会出路。演变的转折点，出现于陈胜举事后谁也预料不到的天下轰然而起的陡然大乱之局。陈胜农民军迅速占据了陈郡，六国贵族与当地豪强纷纷聚来，图谋借用陈胜力量复辟，这才有了最初的“暴秦”说。原发经过是：陈郡“三老豪强”们劝说陈胜称王，并大肆称颂其反秦举事是“伐无道，诛暴秦”的大业。这是贵族阶层第一次对秦帝国总体冠以“暴秦”之名，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暴秦”说。

　　就其实质而言，这是一个显然的政治权谋：志在复辟的贵族势力，利用农民集团政治意识的幼稚，以称颂与劝进的方式，将自己的政治目标巧妙设定成农民集团的政治目标，从而形成天下共讨“暴秦”的声势；其实际图谋，则是使农民反秦势力成为贵族复辟的强大借用力量。其后的历史事实，正是如此演进的：除了刘邦、项燕、黥布、彭越四支反秦势力，是借陈胜发端声威而没有直接借用陈胜兵力举事外，其余所有六国贵族都投奔了陈胜吴广集团，直接以陈胜划拨的军马为根基，以陈王部将的名义出兵，而后又迅速背叛陈胜，纷纷复辟了六国旗号。陈胜政权的迅速消失，其根本原因，正是被大肆渗透其中的贵族复辟势力从内部瓦解了。

　　复辟势力遍地蜂起，对秦政秦制的总体攻讦，立即以最激烈的复仇方式爆发出来。六国复辟者们纷纷杜撰煽惑说辞，愤愤然将秦政一概骂倒。期间，诸多攻讦在史料中都是零散言辞，只有三则言论最成系统，因而具代表性。这三则言论，都是由张耳、陈余为轴心的“河北”赵燕集团所生发，既是当时最具煽惑力的言论，又是被后世“暴秦”论者引用最多的史料。唯其如此，我们将这三则言论全文引录如下：

　　陈中豪杰父老乃说（陈涉称王）……陈涉问此两人（张耳陈余），两人对曰：“夫秦为无道，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后世，罢百姓之力，尽百姓之财。将军嗔目张胆，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为天下除残也！今始至陈而王之，示天下私。愿将军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为秦益敌也！敌多则力分，与众则兵强。如此野无交兵，县无守城，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则帝业成矣！今独王陈，恐天下不解也。”武臣等从白马渡河，至诸县，说其豪杰曰：“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敞，头会箕敛以供军费，才匮力尽，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陈王奋臂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响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今已张大楚，王陈，使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于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非人豪也！诸君试相与计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无道之君，报父兄之仇而成割地有土之业，此士之一时也！”

　　武臣（武信君）引兵东北击范阳。范阳人蒯通说范阳令曰：“窃闻公之将死，故吊。虽然，贺公得通而生。”范阳令曰：“何以吊之？”对曰：“秦法重。足下为范阳令十年矣！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剚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乱，秦法不施，慈父孝子可剚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吊公也！今诸侯畔（叛）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坚守范阳，少年皆争杀君而投武信君。君若急遣臣见武信君，可转祸为福在今矣！”范阳令乃使蒯通见武信君（又作了范阳令的使者，这里又有了一大篇为范阳令辩护的说辞）……武信君从其计，因使蒯通赐范阳令侯印（注意，又成了武臣的的使者）。赵地闻之，不战以下城者三十余城。

　　这三则以攻讦秦政秦制为轴心的言论，具有显然的不可信处：

　　其一，强烈的复仇心态与权谋目标，使其对秦政的攻讦具有明显的手段性，丧失客观真实性。简单说，第一则是张耳陈余利用农民集团在政治上的幼稚，对陈胜设置的巨大政治陷阱：不要急于称王，农民军当一面全力对秦作战，一面同时扶持六国贵族尽速复辟。这一陷阱的要害，是诱骗农民军抵挡秦军，而六国贵族趁机复辟称王。为了这一目标，张陈两人将“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后世”列为“暴秦”首恶，而将复辟六国贵族作为“为秦树敌”的首要急务。而后来的事实是：包括张陈集团在内的六国贵族，一旦借陈胜兵力出动，则立即迅速称王，丝毫不顾忌“示天下私”之嫌疑了。这等因赤裸裸的权谋需要而蓄意生发的“暴秦”说，是典型的攻讦说辞，无法与严肃的评判相提并论。是故，后世说者大多悄悄抛弃了这一说法，不再将灭六国作为秦帝国的罪行对待。

　　其二，为达成尽速下城占地的实际利益，嘘声恐吓，肆意夸大。蒯通说范阳令之辞，是“秦任酷吏”说的代表。其对民众仇恨之夸张，其先前的恐吓与后来的抚慰之间的自相矛盾，都到了令人忍俊不能的地步。显然的事实是：蒯通为使自己成为纵横名士，先恐吓范阳令，再允诺自己所能给范阳令的前途：只要降赵为复辟势力收服城池，便可“转祸为福”；而后，蒯通再转身变作范阳令特使，对武臣又大说范阳令苦衷，使武臣“从其计”；再后，蒯通又摇身变作武臣特使，赏赐范阳令以侯爵印并高车驷马；至此，蒯通个人目标达成而成为名士重臣，范阳令也“转祸为福”，武臣也借此得到三十余城。此等秦末策士卷入复辟黑潮，其节操已经大失战国策士之水准，变成了真正的摇唇鼓舌唯以一己之利害为能事的钻营者。即或大有“贤名”的张耳陈余，后来也因权力争夺大起龌龊，终究由“刎颈之交”变成了势不两立。我们要说得是：此等实际利益争夺中的嘘声恐吓说辞，多有肆意夸大，不足作为史料凭据。

　　其三，此类说辞大而无当，与当时事实有显然的矛盾，其诸多纰漏完全经不起推敲。譬如武臣集团的说辞，其显然的夸大胡诌至少有四处：一则，“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史记》只云“数十万”，尚且可疑。百万大军攻秦，全然信口开河。二则，“陈涉王楚之地，方二千里”。其时，陈胜农民军连一个陈郡尚且不能完全控制，何来方二千里土地？三则，“头会箕敛，以供军费”。秦帝国军费来源颇多，说辞却夸张地归结描绘为“家家按人头出钱，官府以簸箕收敛”这一残酷形式。四则，“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尉卒”。就实而论，举事反秦之地在初期肯定有仇杀与杀官事实，如项燕刘邦举事都是如此。然若天下尽皆这般，何以解释章邯大军出动后在大半年之内的秋风扫落叶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