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显学，孔、孟倡仁义教化，墨翟主天志兼爱，老、庄言无为淳朴，虽各成一家之说，然于世道人心之关注，于治乱兴废之补益，则未有过于商、韩者也。商君假孝公之势，变法于秦，“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
（《战国策·秦策三》）其虽因宗室贵戚之怨望而终为秦惠王车裂，然百年以后，李斯犹称“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眼，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史记·李斯列传》）其不朽之功，众口皆碑。至于申子，为韩相十五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致使七雄最弱者之韩，亦“国治兵强”，“终申子之身”而“无侵韩者”（参《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而慎子，以区区布衣，游说于齐之稷下，亦垂名于千载，后世多道其学。（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至于韩非，虽未若商君、申子之遇君，郁郁于一隅而未得志也。然其说，“切事情，明是非”（《史记·老庄申韩列传》），“采其意而校其事，持久历远遏奸劝善，韩氏未必非，孔氏未必得也。”（《孔丛子·韩非非圣人辨》）
故谋杀韩非之李斯亦不得不称其言为“圣人之论”、“圣人之木”（《史记·李斯列传》）。法家之理论，实绩卓著，不仅促成强秦之一统，且亦支撑我国封建帝制达二千余年。中国传统文化之基调，实乃阳儒阴法。所可叹者，乃两汉以降，人主皆假崇儒之名，而行专制之实，阴取法家术治、势治之道而阳弃其法治之学，为政罔遵法度，诛赏率由好恶，肆其淫威，民人侧目，乃至华夏大国，变乱频仍，发展迟缓，国几不国，岂不悲哉？商、韩之法，欲使上下皆以法律为衡，如此则官吏不能行其私，人主弗得肆其志，故其法治之学终难大行于世。方今中华共和，荡涤积秽，祟尚法洽，然世人多道西方之法，殊不知商、韩已倡此二千余年矣。数典忘祖，得无傎乎？岳麓书社梅季坤先生拟以法家名著《商》、《韩》合刊，附录《申》、《慎》，由张觉君精加校点，此书之问世，谅亦谋国君子、求学之士之所乐睹也。为助读者披阅此书，今略述数子学术于下。
商君者，战国中卫之诸庶孽子也，姓公孙，名鞅，故又称公孙鞅、卫鞅，后封于商，号商君，世因称商鞅焉。鞅少好刑名之学，初事魏相公叔痤，为中庶子。及痤死，鞅闻秦孝公下令求贤，遂于孝公元年（公元前361 年）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而见孝公。初说孝公以帝王之道，不能用；继说之强国之术，孝公大悦，遂用之。孝公三年，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阵。孝公善之，卒用鞅法。行之十年，乡邑大治。孝公十二年，鞅又集小都乡邑为县，废井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乎，又统一度量衡。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孝公二十二年，卫鞅破魏，封于於、商，号为商君。及孝公卒，宗室多怨鞅，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卒为秦惠王车裂以徇。其人虽不免惨死，然夷翟之秦，所以能跃为列强，长雄诸侯，乃至兼并六国，实亦商君变法之功也。故战国之末，“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其影响之大可见一斑。今传《商君书》二十四篇，虽不尽出于商鞅之手，然其大旨，无多舛违，于此亦足以考见其学术之大概。
商君为成绩卓著之政治家，故于政治，每多深入研讨之论。其言曰：“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地广，民众，万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义、五官之分、法制之禁，不可不慎也。”（《君臣》）此其国家起源之学说也。
君臣之义、五官之分、法制之禁，不可不慎。然则慎之则何如？曰：以力也。盖“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慎法》）此乃商君总结历史之演变所得之国家暴力论也。盖“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画策》）“民愚，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智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开塞》）
欲致强力，其道若何？曰：“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农战》）“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入使民尽力，则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则胜敌。胜敌而草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算地》）此商君之重农重战以求富国强兵之策略也。
何以使民入则尽力属农，出则致死计战？曰：“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修权》）“任法而国治矣。”（《慎法》）
商君以任法为治国之要，然则法治之原则若何？曰：“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更法》）“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开塞》）此商君之变法论，亦即其立法之原则也。其变法之所以成功者在此，而其法治之要义亦在此。
商君又曰：“凡赏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约也。”（《修权》）然则商君法治之大要，赏、刑而已。商君又曰：“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惟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故赏厚而信，刑重而必，不失疏远，不违亲近。”（《修权》）“所谓壹赏者，利禄官爵抟出于兵，无有异施也。……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圣人不宥过，不赦刑，故奸无起。”（《赏刑》）此乃商君执法之原则，亦即其所谓“信”也。
为鼓励农战，其赏刑亦有具体之内容。其言云：“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而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故民之力尽在于地利矣。”（《外内》）“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必胜。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
（《去强》）“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境内》）至于“失法离令”者，则有连坐之重刑（参《赏刑》、《画策》、《境内》）。“为国者，边利尽归于兵，市利尽归于农。边利归于兵者强，市利归于农者富。”（《外内》）如此，则国富兵强可致也。
赏刑之行，有赖于权势，故商君以“权”为治国三要素之一，且以为“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权制独断于君则威。”（《修权》）
虽然，商君亦非以天下为君之私有也，其言云：“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论贤举能而传焉、非疏父子亲越人也，明于治乱之道也。故三王以义亲，五霸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是故擅其名而有其功，天下乐其政，而莫之能伤也。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修权》）君主独制权柄，非为一已之利，须为天下治天下，此商君之势治要义，而常为世人所忽略，读之者亦当察其公心也。
要而言之，商君之学，以法为体，以刑为用，以农战为道，以富强为目的，此即商君“强国之术”也。故商君实乃政治家之雄才，而亦为法家之巨擘也。
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其所重者，乃君主无为之术也。所谓“善为主者，倚于愚，立于不盈，设于不敢，藏于无事，窜端匿疏，示天下无为。”（《申子·大体》）此老子之无为运用于政治者也。至其刑名之术，亦多为韩非所继承，在《韩非子》书中可见其大概也。
慎子亦学黄老道德之术，曾发明序其指意，著十二论（参《史记》之《田敬仲完世家》、《孟子荀卿列传》）。至其学术，则有属于道家者（见《庄子·天下篇》），亦有属于法家者（见《荀子》之《非十二子篇》、《解蔽篇》），而其所以与申、商鼎足而立者，乃其尚势之说。其言云：“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至南面而王，则令行禁止。由此观之，贤不足以眼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矣。”（《威德》）慎子尚势，亦尊君，其言云：“立天子者，不使诸侯疑焉。”（《德立》）然其尊君，又非以君之私利为至上也，其言云：“古者立天子而贵之者，非以利一人也。曰：天下无一贵，则理无由通，通理以为天下也。故立天予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立官长以为官，非立官以为长也。”（《威德》）故慎子崇尚权势，非以权势为私利也，此说与商君同。后世之君长以权而谋一家之私利，固非商、慎之道也，世之归罪于商、慎，得无在乎）？
慎子尚势，亦重法，其言云：“民一于君，事断于法，是国之大道也。”“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阙也。”（佚文）“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威德》）至于执法之道，慎子亦主张平等无私，其言云：“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君臣》）“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谋，辩者不得越法而肆议，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佚文》慎子尚势重法，然其学于黄老，亦倡君主无为之术，其言云：“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与焉，仰成而已。……人君苟任臣而勿自躬，则臣皆事事矣。是君臣之顺，治乱之分，不可不察也。”（《民杂》）
韩非者，战国末韩之诸公子也，曾与李斯俱事荀卿。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其治国不务修明法制、求人任贤，反举儒、侠无用之民，故观往者得失之变，著书十余万言。秦王见其书而悦之，因急攻韩。韩非使秦而未见信用，为李斯谗杀，死于云阳。（参《史记》之《老庄申韩列传》、《秦始皇本纪》）其人虽殁，然其思想之影响甚为广远，李斯以之辅秦成统一之功，炎汉以之辅儒、道之不足而有王霸杂用之政，甚而至于成为历代君主独裁政治之理论基础。故其书，实为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罕见之经典巨著也。
溯自孔子倡仁义之道，墨子为兼爱之说，欲以道德说教匡救时弊，止列国之吞并，正社会之秩序。然儒、墨之徒不绝于世而世益乱，此盖“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必不济也。“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五蠹》）此历史之进化观，乃韩非政治思想之基础。韩非思想于现实政治之影响所以巨大在此，而其思想历千载而不废亦以此也。
“当今争于气力”，故韩非主张治国者当以富国强兵、重农重战为先务。
富国强兵之道何如？唯法治可行。“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有度》）韩非之所以主张法治者此也。
然则法治之要何如？曰：刑、德也。刑罚用以禁奸，德赏用以劝功，其言云：“圣王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禁暴”，“故民劝极力而乐尽情”。（《守道》）“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五蠹》）此韩非立法之大要也。
韩非主张厚赏重罚，然必以可行为前提。其言曰：“明主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故贤者劝赏而不见子胥之祸，不肖者少罪而不见伛剖背，盲者处平而不遇深谿，愚者守静而不陷险危。如此，则上下之恩结矣。”（《用人》）此亦即所谓“循天顺人而明赏罚”（《用人》）、“不令而自然”（《安危》）、“因道全法”《《大体》）之意也。此乃韩非法治学说之基本原则。
由此亦可知其法治学说之哲学基础乃老子自然之道也。
法治可使国官兵强，然于君主而言，则亦不可无术。《定法》云：“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若“徒法而无术”，则虽“国富而兵强”，亦，“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故韩非论术最详，其言云：“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难三》）“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定法》）可见其术有种种不同，而术治之大要，则在“不欲见”（《难三》），所谓“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主道》）由此可见，其术治学说之哲学基础亦老子自然无为之说也。
法之所以能推行于下，循于自然、藉于术治固其要者，然亦必因势而后行。《功名》云：“夫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制不肖。”“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故韩非特别强调权势于推行法治之重要作用：“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八经》）
总上所述，韩非之政治思想，乃集法家法、术、势三派之大成。无法则国不治，无势则法不行，无术则势不固。但商君主法，申子言术，慎到尚势，各有所偏，韩非则以法、术、势三者相依而治。以使“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主道》），“上无忿怒之毒，下无伏怨之患，上下交朴，以道为舍。故长利积，大功立，名成于前，德垂于后，治之至也。”（《大体》）此即韩非无为而治之政治理论。
韩非之学，诚如司马迁所言，乃“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
然老子之自然无为，乃一种完全放任之说，欲以弃智绝圣、无欲无求之宣传感化而达到还淳返朴、“小国寡民”之境界，此实为一种虚无之空想。而韩非之自然无为，乃一种一切以法制为旨归之手段，“不游意于法之外”（《有度》）、不越分而有所求，此即自然无为之大旨。至于法制之内，则不仅不摒弃欲利之心，而且提倡尽智尽力而立功名。故韩非之自然无为，乃一种现实之手段。此韩非之取于老而不同于老者也。韩非多用《老子》之文，读者执此以求，庶不致与老子之旨趣混淆也。韩非学于荀卿，亦有所取资焉。韩非曰：“贵贱不相逾”（《有度》），“此尧之所以南面而守名，舜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功名》）。又曰：“臣以为人生必事君养亲。”（《忠孝》）此皆与荀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王制》）之意相合，而《解老》释仁、义、礼、廉亦每每随从师说。至于荀子称人性恶，韩非言人欲利；荀子法后王，韩非举“新圣”（《五蠹》），则又“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者也。要而言之，韩非之学，乃冶儒、道、法于一炉，而中权则以法为治，故其书亦为研究先秦学术者所必读也。其术治、势治学说虽为常人所非议，然不读其书，则于中国之社会必茫茫然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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