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文化是将家国同构的人本文化，扎根于性善论道德人治心理之上，以等级仁义忠孝礼教基本教义为“正义”的行为准则，所以王阳明鼓吹；”满街是圣人”。

在性本善的“人人皆可成舜尧”和“人人皆可成佛”的东方儒、释互补哲学理念下，“星辰皆拱月，鸡犬可成仙，草民千秋怨，苦渡礼教来作船”。人靠百年的悟性就能在“正心、修身”中上升到道德完美的境界？汉代犬儒王允的“天人合一”儒教理念使传统的中国政治民主成了“代民作主”，世俗道德就异化为“天理”施展权威的场所。从此，人命如草芥，人死如灯灭，几千年以来，国人成了只有生存权的任权威宰杀的猪狗和羔羊，为脱离这苦难的地位，人人心中都想做君王，专制社会的丛林法则得到了奉行，大小土皇帝也就成了“道德”王。因此，历代儒生在正义与生命之间选择时必选苟且偷生，向邪恶认罪、悔过、告密和厚黑成了必然，连接受过西方系统人文教育的“罗隆基、章伯均、储安平和史良都不能幸免。

儒家人本文化的核心是儒家心性伦理学，这是历代儒生、士大夫自我修持和拯救危难贫弱国家、民族的命的精神力量。

心性伦理儒学由于存在内在的缺陷，所以它不是社会文明的精神食粮：

1，按进化论学说，人是竞争后的适者生存法则，竞争的激烈度随环境而呈正比，即人们常说的习惯与风气使然。所以“仁”不会自发地生成，而需要通过人自身的努力并使之成为习惯才可以生成。如果将“仁”的观念作为哲学观的一个环节，那么它显然有违历史辩证唯物论的。

2，人性也善与恶是可变的；按孔子的等级愚忠礼教--典形的人治就可指鹿为马、此一时而彼一时的是非颠倒。因此，儒学的“仁”（博爱）和社会“正义”是有等级为条件的，因此，作为社会组织基础的心性伦理学建立在有等级条件的简单、单质的人性假设上就是不公正的。

3，基于这种简单人性的假设，心性儒学认为尽管人的感情是由近及远的，但每个人都能够将这感情“推”至原本没有感情的人身上，因而在同陌生人的关系中获得一种同样有效的道德动机。在公共交往中，事实上“应当”只是“能够”的一小部分。一个人不会认为他“能够”做的所有的事都“应当”去做，因为“能够”更多地是同“善”相联系，而不是同“应当”相联系。

4，儒家心性儒学具有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它的宇宙-人生哲学只能成为少数人的精神激励，而对多数人来说则只是奢侈品，并且在政治的实践上过多依赖所谓权威主义。（君子是天人合一的天道）不仅如此，心性儒学作为政治社会的哲学还会造成对自由的破坏：如果以这种学说为社会组织的基础，令每个人未经思考与选择地信奉，它将对思想、艺术、哲学、宗教的自由构成严重威胁，从而扼杀社会的自由精神发展。因此，心性儒学不适合作为引申到公共生活的伦理。

心性儒学给人的关护和帮助不再是人的需要的现实满足，它今天的帮助主要地是在于人的个人精神世界的拓展，而不是据以引申公共生活的伦理。

在社会层面，儒家社会伦理假定家与国是同质的，视国家生活为扩大的家族生活，家族生活为缩小的国家生活，把“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诠释为社会的根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