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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刘歆父子校书是中国儒学史及中国文化史上的—件大事 
作者:[新法家] 来源:[] 2007-04-01

    汉朝建立之初,由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国家藏书极为匮之。于是,统治者下令搜求散落于民间的图书,广开献书之路,还设写书官抄写书籍。结果百年之间,书积如山丘,外廷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宫内有廷阁、广内、秘室之府。至成帝时,又使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多年的搜集工作,极大地丰富了政府的藏书,也为刘向、刘歆的校书事业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刘金工父子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校书事业。此次校理工作,由国家组织人力,刘氏父子总负其责,同时延请各方面的专家分工合作。刘氏父子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然后再由刘向、刘歆审订并撰写各书的叙录。刘向依此编写了《别录》一书。〈别录〉是我国第一部提要目录专著为目录提要之祖。刘氏父子二人共同工作了十九年。刘向死后,刘歆继承父业,略,即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这是刘歆依据各种书籍的不同内容,按其学术性质划分的。还有一略即辑略,实际上是全书的绪论,阐述了全部目录的大略及各类书籍的学术思想源流,置于全书之首。《七略》总共著录图书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书目大都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中。


    《七略》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起来的图书分类体系,比被称为“目录学之父”的德国吉士纳所编的《万象图书分类法》早一千五百五十余年。《别录》和《七略》的出现,第一次建立了我国目录学的方法和理论,为此后整个封建社会目录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汉代到清末,刘氏父子创建的目录学体系一直被奉为正统目录学的圭桌,受到历代学者的推崇。刘氏父子的校书事业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首创之举,筚路之功,不可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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