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建立之初，由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国家藏书极为匮之。于是，统治者下令搜求散落于民间的图书，广开献书之路，还设写书官抄写书籍。结果百年之间，书积如山丘，外廷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宫内有廷阁、广内、秘室之府。至成帝时，又使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多年的搜集工作，极大地丰富了政府的藏书，也为刘向、刘歆的校书事业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刘金工父子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校书事业。此次校理工作，由国家组织人力，刘氏父子总负其责，同时延请各方面的专家分工合作。刘氏父子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然后再由刘向、刘歆审订并撰写各书的叙录。刘向依此编写了《别录》一书。〈别录〉是我国第一部提要目录专著为目录提要之祖。刘氏父子二人共同工作了十九年。刘向死后，刘歆继承父业，略，即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这是刘歆依据各种书籍的不同内容，按其学术性质划分的。还有一略即辑略，实际上是全书的绪论，阐述了全部目录的大略及各类书籍的学术思想源流，置于全书之首。《七略》总共著录图书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书目大都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中。

    《七略》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起来的图书分类体系，比被称为“目录学之父”的德国吉士纳所编的《万象图书分类法》早一千五百五十余年。《别录》和《七略》的出现，第一次建立了我国目录学的方法和理论，为此后整个封建社会目录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汉代到清末，刘氏父子创建的目录学体系一直被奉为正统目录学的圭桌，受到历代学者的推崇。刘氏父子的校书事业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首创之举，筚路之功，不可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