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谓的“旧社会”，是指以“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为社会两大阶级的“农业社会”或者“乡村社会”，这种社会已经有一两千年的历史了，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末。对于“旧社会”，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通过政权与学界的共谋，已经形成了一些根深蒂固的基本认识。主要包括：一、占人口比重10%的地主富农占有70%—80%的土地；二、佃农有50%，甚至50%以上的产出被地主当作地租拿走了；地主对于农民还有超经济的掠夺和压迫，例如黄世仁与杨白劳和喜儿的那种关系；在地主、农民和皇权的三者关系中，皇权是地主的政治代表，是地主压榨农民的政治保障。高王凌的著作，以及秦晖和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依据实证材料，全面否定了对“旧社会”的“旧认识”。

高王凌归纳民国年间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调查统计，“得出地主占有土地的比例多在30%—40%之间（简单平均是36%），总之是不到40%”这样一个结论。（《新论》，005页）而且这其中还包括了族田、学田等公田。因而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土地是掌握在自耕农的手中。在某些地区（主要是在北方），地主占有土地的比重还不到30%，秦晖曾据此作出“关中无地主”的论断。

关于地租率，高王凌指出，人们往往忽略了地租的“征收对象”，“即计租都涉及哪些耕地和哪些产量的问题”。通常所说的百分之五十的地租，其实是指土地的“主产物”（或“正产物”）而言，并不包括全部的产出。如果考虑到南方的“小春作物”以及北方的“田头地角”，一向都是不计租收租的，“相应的地租率就大约是40%或略多一些（而不是假定的50%）”。（《新论》，007页）

黄世仁式的地主肯定是历朝历代都不乏其人，但“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超经济（契约）强制”从总体上说是不存在的。高王凌在研究了各地的资料后发现，地主与佃户双方存在着利益上的持续较量，佃户以拖欠、求让、偷割私分、压产、反退佃、辞佃、罢种、逃租及转佃、恃强、构讼、交“湿谷”“瘪谷”，直到暴力反抗和有组织的斗争等等方式争取尽可能多的所得；而且他们的努力显得相当有效，“地主实际取得的地租只占与佃农约定租额的七八成左右”，因而，“实际地租率只有单位面积产量的30%左右”（算法：40%×75%＝30%）。（《新论》，177页）

若追问为什么会出现农民对地主的“超经济（契约）反强制”，就必然涉及到地主、农民和皇权的三者关系。如果了解到：过去农民给地主交租的“实收率”只有七八成，地主（特别是清代的那些小地主、土地主）也不能随意“增租夺佃”，至于“打官司”呢，往往也讨不了好去（从《清实录》所载的为数有限的几个案例来看，它主要是惩治了官绅地主），就不能不怀疑皇权是地主阶级政治代表的说法。秦晖指出：正如“阶级”理论本出自近代社会，“阶级代表”说也本是近代代议政治下的行为逻辑。传统时代并无代议政治，统治者“提三尺剑，化家为国”，“某之产业，孰与仲多”，只知“家天下”，不知“阶级天下”。中国历史上只有“官逼民反”而无“主逼佃反”之说。也就是说，皇权和官府有时候会站在地主一边，有时候会站在佃农一边，但更多的时候，是作为地主和佃农的共同对立面。

像土地占有比例和实际地租率之类的问题，本来并不难搞清楚。然而，为什么会出现长期以来那种扭曲历史和现实的结论呢？“这些说法多是出于当代‘革命’的需要（既有国民党的革命也有共产党的革命），是一种时代的产物。从学术上说，后人自应负有‘修正’的责任。”“其实最早指出地主、富农占有土地只有50%左右，远远达不到70%的原估计数的，不是别人，而是杜润生。为此，1950年在中共中央土地改革会议期间，他曾先后向刘少奇、毛泽东等人做过汇报。”（《新论》，005页）杜润生后来指出：坚持既有说法并坚持以暴力方式实行“土地改革”，是“阶级斗争”和“重组基层”的需要。（高王凌：《杜润生与农村改革》，《南方周末》，2005-11-17）

现在有的学者仍在为暴力方式的“土地改革”评功摆好，主要理由是它把“地主阶级”原来所占有的那一部分农业“剩余”（大约占农业产值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算法：70%×50%-10%＝25%）转变为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高王凌算了一笔账，使这种说法失去了立足之地。地主占有土地不足全国总耕地面积的40%，地租实收率是30%，地租总额只占到全国农作物总产值的12%，或更低一些。（《新论》，178页）高王凌在别的地方指出这个数值只有10%。考虑到地主阶级自身的人口比例，单纯靠地租维持生计的小地主与一般自耕农的生活水平相差不多，过去乡村中的高门大户通常都是兼营工商业者。因此，真正的农业“原始积累”并不是取之于地主，而是取之于农民，是源于政府“重组基层”后在财政能力上的一种“突飞猛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