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翻阅《三国志·吴书》时，无意之中发现陈寿对周瑜鲁肃吕蒙等人只草草做了个合传，却浓墨重笔的替陆逊单独做传。作为一名出色的史学家，陈寿是没有偏爱的，此中的蹊跷告诉我：我应该重新审视陆逊的历史地位了。认真读罢《陆逊传》，掩卷暇思，颇有感慨。于三国中后期，陆逊出将为相，军事政治才略堪称国士无双，无奈时运不济，致使长期被人忽视，其历史地位与功绩始终得不到相应公正的评价。
　　
　　不妨先来把陆逊同周瑜做一番比较，这样可以更好的认识陆逊卓越军事才干和彪炳战功。他们各自导演的两场大战役赤壁之战与夷陵之战乃是三国时的重头戏，在《三国志》里用了比较多的笔墨来详述这两次战役，这就为比较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仔细分析后不难发现，陆逊破刘备比周瑜破曹操难度要大的多。赤壁之战前，诚如周瑜所言，孙权方面拥有众多优势，赤壁之战于孙刘联盟是一场占据地利人和有准备的防御战，于曹操方面则是一场凶险遭遇战。曹军内部隐患重重：远来疲敝不习水战，西北马超韩遂未平；荆州人心未归；隆冬补给不利，士兵多得疫病。反观联盟方，因强敌当前而空前团结，君臣上下用命；为保卫家国，士气旺盛。而最重要的同时也是被大多数人忽略一点是：于大江之中水战，曹方军力的优势根本无从发挥。曹军虽谋士云集猛将如雨，无奈多为北人，对此也一筹莫展。难怪周瑜能胸有成竹的说“精兵五万，自足制之”。
　　
　　而在夷陵之战时，陆逊不但没有周瑜在赤壁时拥有的优势，反而面临周瑜所不曾有的诸多困难：首先，陆逊书生拜将，孙权虽力排众议，但这并不能使那些骄横的功臣宿将们心服，众将“各自矜恃，不相听从”。其次，刘备用兵的确成少负多，然而势变则事变，此时的刘备定益州夺汉中，即帝位大统，以汉室正统自居，人心皆思归附；倾全国之兵以九五之尊兴兵亲征。虽然在战略上明显是错误的，但于情于理于势，刘备都占据了上风。再次，此战于双方而言都是一场艰难的持久战，双方对峙数月之久，蜀军深入吴境扼守要害。陆逊无地利无天时，水军优势也无从发挥。此外，陆逊随吕蒙袭取荆州时不可避免的进行了杀掠，被荆州人视为残暴入侵者。闻刘备亲征，荆州人纷纷箪壶食饮相迎而附。一时间孙吴于荆州并不稳定的统治有土崩瓦解之势。被孙吴压制的武陵等诸蛮夷部落也乘机与刘备联合，形势更加严峻。
　　
　　陆逊凭借的是他个人杰出的智慧与军事才干克服了如此多的困难，先是按剑而起慷慨呈辞弹压了不听节制的将领。接着强令不得出战，逐渐消磨蜀军高亢的士气。在驻军半年多的时间里，军令严明，与百姓秋毫无犯，逐渐赢回了丧失的民心。最后终于抓住破绽，一举而大破刘备，蜀军“土崩瓦解，死者万数”，“ 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取得了一场重要而辉煌的胜利，挽救了东吴的危亡。对胜利之后局势依然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明智地停止了追击转而防备曹魏的进犯，如孙桓所说“调度自有方耳”，也难怪吕蒙慧眼识才说他“意思深长，才堪负重。”于蜀汉方面而言，这场巨大的惨败让国力大损，从此完全失去了光复中原的实力。同时，刘备将辛苦一生积攒的本钱输得精光，再也无颜再回成都，于羞愧之中病逝在白帝城。
　　
　　尤其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赤壁火攻之策，并非出自周瑜，而是黄盖所献之计。《三国志.周瑜传》里记得清清楚楚：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而夷陵火烧连营之策，则是陆逊亲力亲为。如此看来，陆逊的智略比起周瑜来还要略胜一筹。
　　
　　于战役本身的意义来说，两者都是极其重要并且影响到了历史进程的重大战役。周瑜于赤壁之战开创了三国鼎立之初步格局，而陆逊于夷陵之战最终奠定这一鼎立之势，并由此确立了魏，蜀，吴三国之最终疆域范围。此后几十年，直至晋灭蜀吴，三国虽兵戎不断实力此消彼长，疆界却再也无重大变化。
　　
　　由此可见，陆逊的战功与周瑜相较，实不惶多让，孙权曾与陆逊论周瑜时说：“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邈焉难继，君今继之”肯定了这一点。孙权也的确对陆逊加以信任与依仗，相当长的时间里这对君臣保持着和睦亲密的关系，孙权对陆逊信赖与恩荣在石亭之战后达到了顶峰。 然而孙权日趋昏聩，在统治晚期不断残害忠良之士，陆逊也难逃厄运，被孙权屡遣使问责羞愤而死。
　　
　　 联想到在周瑜死时，孙权痛哭流涕的感叹“孤何赖哉？”，更说出了“孤念公瑾，岂有已乎？”这种感人的话，对陆逊的悲剧结局不能不感叹。没有周瑜，孙权诚然不能保有江东而南面称孤；但如果没了陆逊，孙权不但不能据有荆洲，江东六郡也不可保，更称不了帝。同为战功显赫的忠臣良将死后的境遇却有着天壤之别。陆逊不得善终，是陆逊个人之悲剧，也是孙吴政权之悲剧。
　　
　　
　　 陆逊杰出的政治才能是被忽视的另一方面，他是少有的文能安邦武可定国的全才。相较之下，吕蒙与周瑜长于军事而短于政治，鲁肃则长于民政而短于军事，都不及陆逊全面。

　　顾雍死后，陆逊接任丞相，完成了由“出将”到“入相”的角色转换，人生价值得到了一次质的提升。孙权在诏书中评价陆逊的政治才干“昔伊尹隆汤，吕尚翼周，内外之任，君实兼之”，“君其茂昭明德，脩乃懿绩，敬服王命，绥靖四方。”陆逊与孙权的治国理念相左，能得到孙权如此评价，殊为不易。
　　
　　 陆逊虽以武事著名,但他更是一位儒生,他每每称自己为书生，所以他的行为与政见完全合乎儒学伦理。这是因为。吴郡陆氏是江东儒学大族，为“吴郡四姓”（顾、陆、朱、张）之一，自东汉初便登上了政治舞台，到“孙吴时期家族势力达于极盛，历经两晋南朝维系不坠，数百年间，十数代人仕宦不绝，可谓江东第一盛门”。作为江东土著文化士族的代表,陆氏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主要崇尚儒家学说。早在汉代,陆氏已接受了比较系统的儒学熏习,其代表人物多有良好的学养,陆逊的叔父陆康就曾为汉末针砭时弊的“清流”代表。
　　
　　 深受儒学影响的陆逊秉持正统的“仁”政观念，对孙权推行的申韩之术态度鲜明的表示反对，他指出“夫峻法严刑，非帝王之隆业；有罚无恕，非怀远之弘规也”，极力主张“以民为本，强由民力，财由民出。夫民殷国弱，民瘠国强者，未之有也。故为国者，得民则治，失之则乱，若不受利，而令尽用立效，亦为难也。”
　　
　　 陆逊治国理念的核心乃是劝农固本，惜养民力，在人才的选拔上要求重视品德，选拔忠良。联系三国中后期的形势，陆逊的主张是正确而有远见的。自东汉末年以来，军阀割据战乱不休，百姓困苦不堪，曹操诗中所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乃是当时社会底层的真实写照 。在此种情况下，国家推行儒家的“仁”政，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是符合实际并且也是最为正确的选择。陆逊将这种理念贯彻到了领军作战之中，他以宽仁为本，对士兵爱护有加。对俘虏亦给予儒家特有的人道主义关怀，受到了边境人民的广泛拥戴，以致于敌境都多“有感慕相携而归者”。陆逊深知曹魏强大不可急图，制定的军事政策亦以保境安民为主，这于两国百姓而言都是莫大的福音。
　　
　　
　　 然而孙权一意孤行，刚愎自用，不纳陆逊之良言，意图以严刑峻法治国，以“术”御臣民，统治后期重用酷吏残害大臣，相继引发了暨艳案与吕壹案。使得以陆逊为领袖的江东世族同孙权的矛盾日益激烈，双方不可避免的在“两宫”案中彻底决裂，其结果是江东儒学世族朝臣或被诛杀，或见流徙，而作为江东世族政治领袖的陆逊也被切责而死，江东的儒学士大夫阶层在政治上遭到彻底的失败。随着陆逊的离世，江东儒学世族所要求的“仁”政最后的希望也宣告破灭，从此与孙氏离心离德。孙权虽然加强了君主专制，但是他的短视使得孙吴政权失去了支持其统治的基础，也使得孙吴政权长治久安的希望丧失殆尽。“吴不待皓而亡”的观念已是普遍接受的共识。宋人叶适对此有一段评论“由今观之，权不能如陆逊所言，享国久近，在其人心量广狭。权有地数千里，立国数十年，以力战为强，以独任为能，残民以逞，终无毫发爱利之意。身死而其后不复振，操术使之然也。”可谓一语中的。
　　
　　 事实上，陆逊对孙权的屡次坚决抗争违背了他一贯隐忍谦逊的性格。以他的智慧，不会不明白屡次犯颜直谏并不会有多大效果。他的目的是为了从根本上维护儒家政治理念和正统观念。在真正的儒者心目中，这种传统精神理念是超越了一切功利现实的。正是这样的理念支配下，陆逊以自己的生命和家族的兴衰为代价，与其所不认同的皇权进行较量。这正是汉魏之际儒学之士忠义的本质所在。
　　
　　
　　 将陆逊的政治思想同当时的其他政治家做一番比较，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孙权最为推崇的曹操，亦用申韩之术，刑法苛刻，使得曹魏渐失民心。在选用人才时高举实用主义旗帜。他在世时尚能御众。身死后，司马氏篡魏，士大夫纷纷弃曹氏如敝履。曹操于此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另一重要人物诸葛亮也是如此，《三国志》对他的民政才能颇多溢美之言辞，不足全信。诸葛亮重法轻仁，集大权于一身，事无巨细都躬身亲为，导致国家人才凋零，出现了“蜀中无大将”的局面，居偏僻弱国，不保境安民反而连年征战。加速了蜀国的衰微。相较之下，更能凸显陆逊的卓越之处。
　　
　　 大多数人对三国时期人物的印象都是由《三国演义》而来，这部小说逐渐发展为历史的普及启蒙读物，这于真实的历史和历史人物并非是幸事，书中掺和着大量的作者不客观的历史态度和强烈的情感取向，并且有许多虚构的内容。作者罗贯中于《三国演义》中处处扬蜀贬魏。最为突出表现是蜀汉集团中的两位核心人物刘备与诸葛亮的形象被无限拔高。作者很自然的将刘备的夷陵惨败尽量淡化处理，将战役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客观而非主观，换言之，尽可能的替刘备开脱责任和避免谈及失败的恶果。很显然，这样做直接导致了陆逊的功绩与才干在《三国演义》里被无情抹杀。但历史毕竟是严肃的，她不是由人随意打扮小姑娘，我们应当还原历史事件与人物的本来面目并给予中肯公称的评价。 因此，对陆逊的历史地位也应当有个重新的审视。无论于军事还是政治，陆逊都是非常杰出的。金圣叹评价陆逊乃是三国第一人，并非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