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九月，憨山感念于北京政治环境复杂，紫柏和官场交往太深，容易招祸，就写信给紫柏，邀请他到南华寺来居住。紫柏回信说：“我愿意舍弃自己这一具贫骨！”拒绝了憨山的好意。不久，“妖书案”发入狱了。

消息传到曹溪，憨山知道自己也跑不了，就安心等待上边的命令。幸好，万历皇帝也没有继续为难憨山的意思，对他不加追究。但北京的一部分官员，听说憨山在广东受到官府的照顾，根本没有住在雷州从军，而是到曹溪振兴禅宗祖庭去了，心有不甘，便下令到广东按院，命令憨山继续到雷州从军服刑。

广东离北京远，正是所谓“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官府依旧是做做样子，让憨山到雷州再走一遭，报个到，做做样子，应付上级。憨山于是放下南华寺的工程，离开曹溪，到雷州去。

到雷州后，憨山想起自己和紫柏大师的友谊，感念不已。想起紫柏以前曾经说过，《楞严经》中讲的“七趣因果”，儒家经典中没有对应的作品。当时憨山回答说：“《春秋》明明就是一部因果书啊！”

这时，他感念于政治的腐败，官场的黑暗，和国家的兴衰，便作了一部《春秋左氏心法》，用佛家的因果学说，阐释儒家的《左氏春秋》，讨论兴亡治乱的规律。这也是憨山的一部重要著作。

憨山这部著作，将《左传》的编年体改为纪传体，共列为七传：周一，鲁一，五霸国各一。选择典型的历史事件，探讨其起因和后果，说明历史发展的因果规律，作为现实政治用社会人生的借鉴。佛家本来讲“三世因果，六道轮回”，因为事涉玄妙，非佛教徒往往不能理解和接受。而历史的兴亡规律，可以称为“现世因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历历不爽，《易经》有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种说法，人们要容易接受一些。所以一般人都愿意“以史为鉴”。

万历皇帝和朝中执政大臣的种种胡作非为，实际上已经给大明王朝种下了覆亡之因，到崇祯时，皇帝虽然力求振作，但已经不可挽回。读史之人，对此常常扼腕怅恨不已。憨山一生，主要活动在万历朝，种种事件都有切身经历，扼腕怅恨的时候肯定很多。他身在佛门，心怀众生，除了用传教救济这些手段外，也试图用研究历史、著书立说的形式，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施加影响。

原书已经失传，憨山大师《梦游集》中收录了《春秋左氏心法序》，兹抄录如下：

《春秋左氏心法》序

《春秋》者，圣人赏罚之书也。何名乎《春秋》？古者赏以春夏，罚以秋冬，盖象天地之生杀，而顺布之。故《春秋》者，赏罚之名也。赏罚明而人心觉，觉则知惧。

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周道衰，诸侯僭。礼义亡，而纲纪绝。人之不沦于禽兽者鲜矣！天生德于仲尼，蹶然欲起而赏罚之。”故曰：“必也正名乎！”然而，世卒莫之用也，乃因鲁史以见志，故曰：“吾志在《春秋》。”

《春秋》云者，亦曰赏善罚恶云尔。善恶之机隐而彰，赏罚之权志而晦，虑后世之难明也。故经成，假手于丘明，以为之传。冀来者因传以明经，因经以见志，而善恶之机凛焉，则反诸心而知惧，一惧而《春秋》之能事毕矣。

由是观之，丘明之心，即仲尼之志也。不求其心，而求之事与词之间，无当也。先儒有言：“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异。”讥其好言鬼神卜筮之事，斯言过矣！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畏之为言惧也，卜筮鬼神吉凶之先见，善恶之昭明，天命也；君父，大人也；经，圣人之言也。《易》尊卜筮，《春秋》尊君父，皆圣人之言也。《易》治之于未萌，《春秋》治之于既乱。《易》言神通之吉凶，以惧之于幽。《春秋》言人道之赏罚，以惧之于显。二者相须，如衣之有表里，如木之有根株，岂有异哉？

故韩宣子聘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今而后，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诚知言也！

左氏以《春秋》之事词，阐《易》之旨。其所深讥者，违卜蔑祀，与僭君叛父，同归于败。善恶必稽其所终，祸福必本其所始。所谓俟诸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者。知者畏之，以为天命，而不知侮之以为异，悲夫！左氏之心不明，而圣人之志隐，乱臣贼子复何惧乎？

某以丁年弃诗书，从竺乾氏（竺乾氏，即佛教——编者注）业，将移忠孝于法王慈父也。既因弘法罹难，几死诏狱。蒙恩宥，遣雷阳，置身行伍间，不复敢以方外自居。每自循念，某之为孤臣孽子也，天命之矣！因内讼愆尤，究心于忠臣孝子之实。偶读《春秋》，忽于左氏之心有当。始知异之为言，未探其本也。观其所载列国，及诸大夫之事，委必有源，本必有末。吉凶赏罚，不谋而符。俯而读，仰而叹，不啻设身处地。每于微言密旨，欣然会心，辄援笔识之，勒为一书，命曰《左氏心法》。非左氏之心法也，仲尼之心法也！非仲尼之心法也，千古出世经世诸圣人之心法也！

何以明之？

心者，万法之宗也。万法者，心之相也；死生者，心之变；善恶者，心之迹；报应轮回者，心之影响。其始为因，其卒为果，如华实耳！不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人伦日用之际，而因果森然，固不待三世而后见也！

《楞严》殚研七趣，披剥群有，而总之所以澄心。《春秋》扶植“三纲”，申明“九法”，而总之所以传心。《易》之吉凶利害，忧虞悔吝；《楞严》之四生十二类，生天堕狱；《左氏》之兴亡善败，与夺功罪，总皆一心之自为感应而已。乃独以《左氏》为异，岂不冤哉！

某用是深慨，悯末学之无闻，特摅愚见，著为是编。

昔，我高皇帝，以《春秋》本鲁史，而列国之事错见，难究始终。乃命东宫文学傅藻等，纂分列国而类聚之，附以《左传》，名曰《春秋本末》。某服膺圣训，惜未见其书。窃师其意，妄以王霸二途，通纂为七《传》：周，王道之大统也；鲁，王国之宗臣也；五霸虽假，其意在于宗周也；晋乃宗藩，故列五伯之首，以亲非以功也。天王命二文专征不庭，命鲁公夹辅周室。故晋主盟，而鲁主会。凡讨罪，必书“公如晋”，以鲁先之。如伐郑之事，仲尼之本意也。背于桓，而服于襄，百七十年，左氏因而终始之。此其凡也。

暨于一国兴亡之所系，一人善败之由，得失之难易，功罪之重轻。有一世二世而斩者，有三世五世而斩者，有百世祀而不绝者，皆令皎然，如视黑白。其中报应影响之征，鬼神幽明死生之故，随事标旨，据案明断。使亡者有知，爽然知圣人赏罚之微意，以服其心；后世观者，凛然知惧，又不待辞之毕也。

其或事涉数国，所重在一条，但以当国为主。或事在彼而始于此，或始于彼而终于此者，不避混淆，并载以见其因果。若他国之事，无与者，则略而不录，恐其枝也。以意在心法，不在史，故不必具也。

旧例附传以通经，今则分经以证传。以重在传，非敢乱经以取戾也。注则因之，断则不敢让。知我、罪我，无辞焉！始于晋而终于周，犹冀枝之归本也。亦如变风之终于豳，言变之可正也。

或曰：“禅本忘言，何子之哓哓（哓哓， xiāo xiāo，争辩不止的声音——笔者注）乎？”某曰：“不然。禅者，心之异名也。佛言万法惟心，即经以明心，即法以明心。心正而修齐治平举是矣，于禅奚尤焉？”夫言之为物也，在悟则为障，在迷则为药。病者众，惟恐药之不瞑眩也；迷者众，惟恐言之不深切也。某将持一得之见，以俟天下后世之知言者。虽多言，庸何伤？

万历乙巳孟夏日，书于琼海之明昌塔院。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潜真堂”2016年09月0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