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当今全球化的国际情势下，动态平衡还涉及到民族国家在纵横两个方向上的各种宏观关系：横向上，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联结为国家组群的文明体之间；纵向上，国家与其内部的少数族群之间、以及国家与世界性国际权威机构（如联合国）之间。而所有这些关系中当前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所谓文化冲突、或文明冲突问题。数百年来，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差异，一直是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霸权主义者，用来在其势力范围内或其竞争对手的影响范围内，实施挑拨离间、分而治之图谋、玩弄地缘政治的一张王牌。浑身散发着铜臭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从来都没有尊重过其它国家和族群的文化，而始终推行其文化霸权主义的路线。有时他们也虚伪地利用多元文化主义这一口号，一方面借以安抚国内少数族群、以巩固垄断资本在国内的统治，另一方面对其不听话的掠夺对象国/地区、或竞争对象国/地区进行离间分化、令其自相残杀、以便各个击破、同时转移世界人民抵制、反抗其霸权主义的斗争矛头。总之，他们实际所推行的，还是企图强迫整个天下皈依他们金钱拜物教的单一文化主义。所以，以动态平衡这一东方哲学原理阐述文化问题，揭示西方心物二元主流文化理论的错误，是当前世界话语权争夺中的一个突出任务。 按照动态平衡的世界观，人类文化在总体上应该是多样性和趋同性的统一。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源自有史以来不同地区、不同族群所处自然环境、生存条件的不同所导致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差异：源自南欧、西亚和中亚的西方文化、及东西之间的阿拉伯文化，主要与多山近海、或干旱的草原甚至沙漠这样的自然生存条件相联系，那些地区不最适合农业、而适合航海贸易或游牧业，因而在精神文化方面，磨炼出了特别强悍的开拓、冒险精神、和宏观社会关系方面的个人主义世界观，常伴有海盗行为、或战争掠夺等黩武倾向；而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亚文化源自土地平坦辽阔、气候温和适宜的、数千年发达的农耕生活，因而孕育出了安土重迁、强调天时地利人和、即人天、人地、人际关系的和谐协调、阴阳平衡，强调心性修养、虚静守下、不贪欲、不妄为、守常道这样的精神文化传统。但在长达数十万年或可能二、三百万年的史前时期，无论哪个地区的人类先民面临的是大致相同地恶劣的自然生存环境（如见之于东西方经典中关于诺亚时代和大禹时代洪水为患的记载），同时都只有原始低下的生存技能，靠采集野果或围猎野兽为生，到后期才慢慢地有了农耕、畜牧。那时候，无论哪里的原始氏族公社内部，所有成员之间基于直观直觉的血缘关系而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生俱生、一死俱死、命运与共的强烈一致意识。虽然那时由于生存本能的驱使，不同的氏族或部落之间也有野蛮的争斗，虽然后来随着人的生产生存能力的提高、私有制的出现以及少数强势者的贪婪，原来氏族成员之间的高度一体化开始分化，沿着微观（家庭、个人）和宏观（部落联盟、国家、世界）两个方向，展开了在人类社会多个层次上全方位的、数千年来连续不断的、既“文明”又野蛮的争斗，虽然如此，但是，那个曾经延续了比人类文明史长达数百倍之久的原始艰难生活，在人类的集体潜意识中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命运与共”意识基因，反映到社会伦理就是博爱精神，这见之于各大文化的经典记载中，如中国道家的“损有余而补不足”（《道德经，第七十七章》），佛家的慈悲众生，儒家的仁爱天下，以及同属于亚伯拉罕宗教体系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的共同经典所宣讲的“爱你的邻人，就像爱你自己一样” （《圣经•旧约》）这一真正的基督精神。相比之下，人类的“文明”史还只是短短的一刹那。自有文明以来，尽管由少数人挑起的争斗连续不断，而且规模越来越大、程度越来越激烈、危害越来越惨重，但同时，随着人类生产生存活动规模的社会化、全球化、乃至太空化，紧密联系的范围不断扩大，彼此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人们对于超越家庭、民族、国家、乃至人类物种的“命运与共”意识也在与日俱增，这是原始氏族时期那种狭窄眼界范围内的共命运意识所不能比拟的。今天，人类一体、人天一体意识的种子正在顽强地发芽、成长，一反少数人极端自我中心主义之道而行之，努力磨合不同文化之间的歧见，而给世界带来希望。建基于这种意识的博爱精神乃是人类社会的最高价值，或曰终极价值，或普世价值。其他一切自我标榜为普世价值的价值观都要受到这一终极价值观的检验。无论人类还要走过多么曲折的历程，这一终极价值观必将逐步消弭人类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歧见而走向天下大同。天地大道、宏观社会、个人心性之间的多维互动：普世价值的实现路径当然，在如何使这种博爱精神在一切社会关系中得以实现的路径问题上，以中国道-法家为一方，与佛、儒及西方宗教为另一方之间存在着根本的思想路线分歧。前者以心物一元、渗透一切之“道”为制高点，由道生法、由法生德、以德固法、以法从道，在天地自然、人类社会（宏观和微观）、各别个人多个层次之间、即从宏观到微观、从微观到宏观不断反复推进多维整体的动态平衡。其中，人类宏观社会是处于这些层次中间的关键层次。所谓“多维整体的动态平衡”就是指人类宏观社会上与天地自然（即人天关系）、下与各别个人、以及本身内部宏观关系这三个方面的动态平衡。社会关系也有宏观和微观之分：宏观指的是社会各大群体之间的经济政治权益关系（如阶级关系、管治关系、族群关系、国际关系），微观则是指与上述宏观权益关系并无直接关联的纯粹个人关系（如家庭亲友关系、邻里同事关系、路人邂逅关系）。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前者是关键。如果宏观关系是祥和协调的，那么微观关系就不会差到哪儿去（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改朝换代后的初期，社会秩序都比较好，几乎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或者在合理、有序的民众政治运动高涨期间，社会刑事、民事案件会大大减少）；反过来，即使在某个范围内表面上的微观关系普遍和顺，人人彬彬有礼，也不能说明深层次的内外宏观关系就一定是温和顺畅的（如今日西方）；当然，如果微观关系长期普遍恶化，那么问题一定是出在社会的宏观关系上，要真正解决问题，还得从宏观着手。黄老学派的经典文献《道德经》和《黄帝四经》最清楚不过地表明：道-法家的着眼点不仅仅局限于体现在微观人际关系中的和协精神，不是离开了人天关系和社会宏观关系来谈论各别个人的博爱、慈悲、仁德之心、来谈论道德教化、来鉴别圣人贤者的，而是将这些精神原则作为“天之道”在人间社会宏微观所有层次上的动态展现去认识和遵循的，而不是单纯从某种主观的善良愿望出发的刻意贪求、强求。同时，一个人精神境界的提升、心性的修炼，以使之合乎天道，固然离不开他主观上有意识的自我要求，但更离不开他所处的、包括人类社会历史在内的、整个天地自然无限时空的循“道”运转这个宏观环境对他的熏陶、启发（其本人不一定意识到）。一个人之能够成为道德高尚的人，是天道运转对其意识的外在叩击与他愿意正视并顺从天道的主观愿望相结合的结果，而决不仅仅是（虽然也需要）他个人闭关冥想、向内求索的结果。黄老学派还认为，仅仅宣传人间博爱精神是不够的。要让这种精神转化为活生生的、宏微观各个层次上的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则必须通过诸如社会功勋制、全民监督制、节制资本、常平仓等已经行之有效的、以及有待推陈出新的、符合多维整体动态平衡之道的各种制度，以法治的形式加以实行，使得那些真正有德有能之人自然而然地得到公众的识别、推举、监督、爱护，使他们得以代表各个层次上的社会全局，让上述各种制度得以建立和实行，以均平地保障所有个人和群体通过平等劳动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和利益。但是，儒家、佛家、和西方宗教思想在下面这一点上是共同地与上述道-法家路线相对立的：他们相信一个超自然的绝对精神，即超然“物”外之“心”，可以越过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时空运转这个“物”世界的媒介，或者仅仅通过某几个半神半人的先知苦口婆“心”的言传身教，就可以在人们“心”中普遍地化为博爱、慈悲的种子，并得以开花结果，结出博爱、仁德的宏观社会关系之果。这就是为什么儒佛伦理一般只局限于论述社会微观关系，为什么西方社会学也局限于微观社会关系之分析，而将统合经济政治文化的宏观社会理论排拒于“社会学”学术大门之外的哲学思想根源。在笔者的《儒家如何背离了动态平衡之天地大道？》一文中已经指出了这一思维路线的原子论方法论实质及其事与愿违的必然结果。退一步说，即使一个社会的多数人都怀有博爱、慈悲的精神，如果这种精神没有同时体现在社会的宏观经济政治关系中，这个社会在总体上也仍然不是仁德的。因为，无数微观局部之机械加总并不等于宏观全局。何况，像他们那样“心”、“物”割裂的结果，必然是“心”之堕落，社会之道德沦丧，怀有博爱、慈悲、仁德之心的人只会越来越少，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崩溃，就像今天的世界。下面就具体地回顾一下，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上述思维路线是如何将人类拖垮到今天这个地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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