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经》皆古籍，而孔子取以立教，则又自有其义。孔子之义，不必尽与古义合，而不能谓其物不本之于古。其物虽本之于古，而孔子自别有其义。儒家所重者，孔子之义，非自古相传之典籍也。此两义各不相妨。故儒家之尊孔子，曰：“贤于尧舜远矣。”曰：“自生民以来，未有孔子。”（《孟子·公孙丑上》。）而孔子则谦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即推尊孔子者，亦未尝不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为言也。（《礼记·中庸》。）若如今崇信今文者之说，谓六经皆孔子所作，前无所承，则孔子何不作一条理明备之书，而必为此散无可纪之物？又何解于六经文字，古近不同，显然不出一手，并显然非出一时乎？若如崇信古学者之言，谓六经皆自古相传之物；孔子之功，止于抱遗订坠；而其所阐明，亦不过古先圣王相传之道，初未尝别有所得，则马、郑之精密，岂不真胜于孔子之粗疏乎？其说必不可通矣。惟《六经》仅相传古籍，而孔门所重，在于孔子之义，故《经》之本文，并不较与《经》相辅而行之物为重。不徒不较重，抑且无相辅而行之物，而《经》竟为无谓之书矣。与《经》相辅而行者，大略有三：传、说、记是也。《汉书·河间献王传》曰：“献王所得，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盖传、说、记三者，皆与经相辅而行；孔门所传之书，大略可分此四类也。传、说二者，实即一物。不过其出较先，久著竹帛者，则谓之传；其出较后，犹存口耳者，则谓之说耳。陈氏澧曰：“荀子曰：《国风》之好色也，其《传》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诚可比于金石，其声可内于宗庙。’”（《大略》。）据此，则周时《国风》已有传矣。《韩诗外传》亦屡称《传》曰，《史记·三代世表》褚先生曰：“《诗传》曰：汤之先为契，无父而生。此皆不知何时之传也。”（《东塾读书记·六》。）陈氏所引，实皆孔门《诗传》。谓不知何时之传者，误也。然孔子以前，《诗》确已自有传，《史记·伯夷列传》引轶诗《传》是也。以此推之，《孔子世家》称孔子“序《书传》”。“书传”二字，盖平举之辞。孔子序《书》，盖或取其本文，或取传者之辞，故二十八篇，文义显分古近也。如《金滕》亦记周公之辞，其文义远较《大诰》等篇为平近。古代文字用少，书策流传，义率存于口说。其说即谓之传。凡古书，莫不有传与之相辅而行。其物既由来甚旧；而与其所传之书，又如辅车相依，不可阙一。故古人引用，二者多不甚立别；而传遂或与其所传之书，并合为一焉。（汉人引据，经传不别者甚多。崔氏适《春秋复始》，论之甚详。今更略举数证。《孟子·万章》一篇，论舜事最多。后人多欲以补《舜典》。然《尚书》二十八篇为备，实不应有《舜典》，而完廪、浚井等事，亦见《史记·五帝本纪》。《五帝本纪》多同伏生书传。盖孟子、史公，同用孔门书说也。以此推之，《滕文公》篇引《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论语·为政》孔子引《书》曰“孝乎惟孝”，亦皆《书》传文矣。《说文》旻部夐下引《商书》曰：“高宗梦得说，使百工夐求，得之傅岩。”语见《书·序》。盖《书》传文，而作序者窃取之。“差以毫厘，谬以千里”，见《易·系辞》。《系辞》释文云：王肃本有传字。案《太史公自序》，述其父谈论六家要旨，引《系辞》“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谓之《易大传》，则王肃本是也。然《自序》又引毫厘千里二语称《易》曰，《大戴·保傅》《小戴·经解》亦然。此汉人引用，经传不别之证，故诸家之《易》，《系辞》下或无传字也。《孟子·梁惠王下》：“《诗》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此文王之勇也”，“此武王之勇也”，句法相同，自此以上，皆当为《诗》《书》之辞。然“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实为后人称述武王之语。孟子所引，盖亦《书》传文也。传之为物甚古，故又可以有传。《论语》邢疏：汉武帝谓东方朔云：传曰：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又成帝赐翟方进策书云：传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是汉世通谓《论语》《孝经》为传。然《汉志》《鲁论》有传十九篇，《孝经》亦有杂传四篇。盖对孔子手定之书言，《论语》《孝经》皆为传；对传《论语》《孝经》者而言，则《论语》《孝经》，亦经比也。传之名不一。或谓之义，如《礼记·冠义》以下六篇是也。或谓之解，如《管子》之《明法解》，《韩非子》之《解老》是也。《礼记》之《经解》，盖通解诸经之旨，与《明法解》《解老》等专解一篇者，体例异而旨趣同，故亦谓之解也。《墨子·经说》，体制亦与传同，而谓之说，尤传与说本为一物之证。《孟子·梁惠王上》对齐宣王之问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下篇：“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管子·宙合》曰：“宙合有橐天地，其义不传。”此所谓传。并即经传之传也。《明法解》与所解者析为两篇。《宙合》篇前列大纲，后乃申释其义，则经传合居一简。古书如此者甚多。今所传《易》，《系辞》下无“传”字，亦不能议其脱也。）（节选自《吕思勉文集：先秦学术概论》，译林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吕思勉，字诚之，江苏省常州市人，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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