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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其山人:商君是怎样“愚民”的? 
作者:[不其山人] 来源:[作者惠赐] 2021-07-14

     “愚民”这个词在现代汉语里面不是个好词,“愚民政策”在现代人看来更不是什么好政策。当下很多人一看到“愚民政策”,会习惯性的想到商鞅、想到《商君书》,认为商鞅是“愚民政策”始作俑者。《商君书》里面明确有“民不贵学则愚”的字眼;明确提到读“诗书”没用,主张读书没用,阻断知识传播。于是乎,时至今日商鞅都时不时被拉出来痛骂一顿:都怪他的“愚民政策”,使中国人变成了只知服从的大国愚民。商鞅确实主张过实行“愚民”政策,那么,他的“愚民政策”是不是主张“实行文化专制,让百姓愚昧无知,成为没有思想、没有灵魂任由君主驱使的行尸走肉”呢?作为现代人,我们该怎么看待商鞅的“愚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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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里面,“愚”有愚蠢、敦厚、自谦,三个义项。与《商君书》有关的显然是前两个。

现代人说起“愚”,主要是“蠢”、“笨”,这是个贬义词,用鸟语说就是stupid。所以,我们很烦“愚民”这个词。但是商君是古人,古人的“愚”,比如“移山”的“愚公”是个又蠢又笨、痴心妄想的老头儿吗?从构造上看,“愚”这个字显然和“心”有关,禺”意为“(山)角落”。“愚”本意是住在山里面,很少与人交往导致消息闭塞、不谙人情世故、很难沟通。“愚”主要与“见识”相关,是个中性词。《说文解字》的解释是“愚者、智之反也”,此处的“愚”主要与知识、见识相关,带有一定的贬义

《商君书》里的“愚”是啥意思?先摘录几个《商君书》里面句子:

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 ;

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 ;

愚者之笑,智者哀焉 ;

知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

从这几组句子,我们可以推论,《商君书》里面的“愚”和“智”对应。这个对应和我们平常所说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里面的智、愚一脉相承。可见,《商君书》里面的“愚”应当是“读书少、见识少”。这个“愚”和愚蠢、愚昧的“愚”有很大的差别;前者主要是眼界、视野;后者主要指向智商、品性:智商低,不明事理。两者之间存在联系,但不存在必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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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书·垦令》当中说的很明白:“民不贵学则愚”、“农静诛愚”。这个“愚”字在现代人看来非常刺眼,是商鞅主张“愚民”的明证。那么,这个“愚民”的“愚”,是现代人所理解的“愚蠢”吗?商鞅是想让他治下的秦国人变得愚蠢、迟钝吗?

我认为,此处的“愚”,理解为“纯朴”、“敦厚”,比理解为“愚蠢”、“愚昧”可能更加合适。因为:

其一,蠢、笨是读书少、见识少的结果,但不是唯一的、必然的结果。读书少,可能见识少、视野受到限制。读书少未必蠢、笨,读书多未必不蠢、不笨。从智商方面来看,在智和愚之间,更多的人都是普通人,既不是很聪明,也不是很愚蠢。这才是任何社会的常态。

其二,从措辞上也可看出,《商君书》更加看重农民朴实的品性:“农则朴,朴则安居而恶出”、“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纯纯则易使也。”也就是说,从事农耕的人一般比较质朴,比较容易控制。“朴”是农民的秉性,这与“愚”的古义相合,即见识少,比较单纯敦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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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君书》的具体政策主张来看,下面是看上去与“愚民”相关的四条政策,都出自《商君书·垦令》:

1.声服无通于百县,则民行作不顾,休居不听。则气不淫……意必壹。

2.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

3.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愚心、躁欲之民壹意,则农民必静。

4.国之大臣诸大夫……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知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当政者的政策主张,都是面向问题、解决具体问题的。商鞅上述政策主张所要解决的问题,在《商君书·农战》里面说的很清楚。

当时的社会现状是:“民农者寡而游食者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吃闲饭的多,种粮食的少。当时的老百姓都看的很明白:我疾农,先实公仓,收余以食亲。为上忘生而战,以尊主安国也。仓虚,主卑,家贫。然则不如索官!”也就是说,辛苦种粮食不如去读书弄个官当,也不如经商或者学个手艺干个技术活,也好过务农当兵。结果造成:“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

针对这种现状,商鞅劝告秦王“修政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而民力可抟”。所以,商鞅的目标引导“民心归农”,是“抟民力”而不是“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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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方法论而言,对于“愚民”之“民”,不能直接套用现代意义上的“人民群众”囫囵理解,而是要以历史上的“四民”为逻辑起点和分析框架。商鞅所处的战国初期,各个诸侯国的士、农、工、商四民初步分化。每个诸侯国的政策不同,所导致的“四民”分化程度不同、所占的人口比例不同。从这个视角来看,商鞅的核心目标并不是让秦国的老百姓都变的蠢笨、迟钝,而是通过政策引导,改变、重塑秦国国内士农工商四民的比例,增加秦国农民的比例,“令民归心于农”,增加秦国的战斗力。

理由在于,“四民”因为职业差别,形成的品性不同。“农”可靠,其他三民不可靠。

外在表象是:农民可靠,从事其他职业的人都靠不住。“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于农。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糊口也”。“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也。”这个意思很显然,一旦国家有事,处于动荡之中,学、商、工三都各顾各的,都靠不住。

深层原因是:“民之农勉则资重,战戢则邻危。资重则不可负而逃,邻危则不归。于无资、归危外托,狂夫之所不为也。”这个意思也很显然,农民安土重迁,遵纪守法,更加可靠。原因在于:农民的资产都与土地相关,不容易带走。相反,“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这就是说,除了“农”之外其他三种职业,不会为君主卖命,因为他们不安土重迁。

所以,从理论上讲,一个诸侯国的农民比例越大,其国内的稳定性就越强。这是农民的战略性价值。用现代的话语来说,商鞅是为了解决和回答执政的群众基础问题,即在“四民”当中要依靠谁的问题。商鞅的答案很清晰:只依靠农民;其他的想靠也靠不住。这实际上揭示出华夏农耕文明的依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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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商鞅促使“民心归农”采取的上述辅助措施主要是隔离,这种措施所产生的一个必然效果就是“见识少”,从而目光短浅。因此,说商鞅采取的是“愚民”政策并不为过。这种说法看上去有道理,但也有商榷的余地。

关键是,我们怎么看待这个“愚”。到底是智商方面的“愚蠢”、品性方面的“愚昧”的“愚”,是情商方面不通人情世故的“愚”,还是认识能力方面的不通情理、讲不通道理方面的“愚”;是与外界接触少而见世面少而表现的视野狭隘、目光短浅的“愚”;还是因此免受心灵污染而表现的纯朴敦厚、坏心眼少的“愚”。因见识少而“愚”,肯定不是智商方面的;而是其他方面的:其中,有好的因素,也有坏的因素。这可能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

我们很难通过回溯历史,看一看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的民风是上述“愚”的哪一个方面。但是,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当今社会中,那些与世隔绝或者相对封闭的“原生态”农(山)村居民的民风社情,以及那些经过商业开发,旅游者蜂拥而至的景区农(山)村居民的民风社情。两者比较,前者是不是有几分“愚蠢”,后者是不是变得“精明”?两者比较,你有没有产生过几分“人心不古”的感慨?

在商鞅看来,“愚民”相对于“知慧之人”来说,对国家、对君主有益。因为:“知慧之人希主好恶,使官制物以适主心。是以官无常,国乱而不壹,辩说之人而无法也。如此,则民务焉得无多?而地焉得无荒?

这种“知慧之人”在当下也可以看到:头脑灵活、善于揣摩上意、阿谀逢迎。这种人不以事物自身的是非曲直作为判断标准,而是“逢君之恶”、以上司(君主)的好恶为导向。这种人倒是头脑灵活,但巧言令色,进则“曲主”、退则“虑私”,只会为自己着想。结果,能干的不如会说的;工作干得好,不如马屁拍的妙。商鞅也面临着这个问题,他要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因此,相对于“愚民”而言,这种“知者”危害极大。所以,“智”未必是好,关键是何种“智”;“愚”也未必是坏,关键是何谓“愚”。

因此,当我们看到“知慧之人”这个词时,它所指的未必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智者”;当我们看到“愚民”这两个字,它所指的也未必是让人既痛恨又同情的愚蠢无知之人。理解商鞅的“愚民”政策,还是要回到历史的语境中,而不能望文生义。

  

不其山人

2021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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