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民”这个词在现代汉语里面不是个好词，“愚民政策”在现代人看来更不是什么好政策。当下很多人一看到“愚民政策”，会习惯性的想到商鞅、想到《商君书》，认为商鞅是“愚民政策”始作俑者。《商君书》里面明确有“民不贵学则愚”的字眼；明确提到读“诗书”没用，主张读书没用，阻断知识传播。于是乎，时至今日商鞅都时不时被拉出来痛骂一顿：都怪他的“愚民政策”，使中国人变成了只知服从的大国愚民。商鞅确实主张过实行“愚民”政策，那么，他的“愚民政策”是不是主张“实行文化专制，让百姓愚昧无知，成为没有思想、没有灵魂任由君主驱使的行尸走肉”呢？作为现代人，我们该怎么看待商鞅的“愚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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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里面，“愚”有愚蠢、敦厚、自谦，三个义项。与《商君书》有关的显然是前两个。

现代人说起“愚”，主要是“蠢”、“笨”，这是个贬义词，用鸟语说就是stupid。所以，我们很烦“愚民”这个词。但是商君是古人，古人的“愚”，比如“移山”的“愚公”是个又蠢又笨、痴心妄想的老头儿吗？从构造上看，“愚”这个字显然和“心”有关，禺”意为“（山）角落”。“愚”本意是住在山里面，很少与人交往导致消息闭塞、不谙人情世故、很难沟通。“愚”主要与“见识”相关，是个中性词。《说文解字》的解释是“愚者、智之反也”，此处的“愚”主要与知识、见识相关，带有一定的贬义。

《商君书》里的“愚”是啥意思？先摘录几个《商君书》里面句子：

“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 ；

“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 ；

“愚者之笑，智者哀焉” ；

“知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

从这几组句子，我们可以推论，《商君书》里面的“愚”和“智”对应。这个对应和我们平常所说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里面的智、愚一脉相承。可见，《商君书》里面的“愚”应当是“读书少、见识少”。这个“愚”和愚蠢、愚昧的“愚”有很大的差别；前者主要是眼界、视野；后者主要指向智商、品性：智商低，不明事理。两者之间存在联系，但不存在必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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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书·垦令》当中说的很明白：“民不贵学则愚”、“农静诛愚”。这个“愚”字在现代人看来非常刺眼，是商鞅主张“愚民”的明证。那么，这个“愚民”的“愚”，是现代人所理解的“愚蠢”吗？商鞅是想让他治下的秦国人变得愚蠢、迟钝吗？

我认为，此处的“愚”，理解为“纯朴”、“敦厚”，比理解为“愚蠢”、“愚昧”可能更加合适。因为：

其一，蠢、笨是读书少、见识少的结果，但不是唯一的、必然的结果。读书少，可能见识少、视野受到限制。读书少未必蠢、笨，读书多未必不蠢、不笨。从智商方面来看，在智和愚之间，更多的人都是普通人，既不是很聪明，也不是很愚蠢。这才是任何社会的常态。

其二，从措辞上也可看出，《商君书》更加看重农民朴实的品性：“农则朴，朴则安居而恶出”、“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纯纯则易使也。”也就是说，从事农耕的人一般比较质朴，比较容易控制。“朴”是农民的秉性，这与“愚”的古义相合，即见识少，比较单纯敦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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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君书》的具体政策主张来看，下面是看上去与“愚民”相关的四条政策，都出自《商君书·垦令》：

1.声服无通于百县，则民行作不顾，休居不听。则气不淫……意必壹。

2.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

3.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愚心、躁欲之民壹意，则农民必静。

4.国之大臣诸大夫……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知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当政者的政策主张，都是面向问题、解决具体问题的。商鞅上述政策主张所要解决的问题，在《商君书·农战》里面说的很清楚。

当时的社会现状是：“民农者寡而游食者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吃闲饭的多，种粮食的少。当时的老百姓都看的很明白：“我疾农，先实公仓，收余以食亲。为上忘生而战，以尊主安国也。仓虚，主卑，家贫。然则不如索官！”也就是说，辛苦种粮食不如去读书弄个官当，也不如经商或者学个手艺干个技术活，也好过务农当兵。结果造成：“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

针对这种现状，商鞅劝告秦王“修政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而民力可抟”。所以，商鞅的目标引导“民心归农”，是“抟民力”而不是“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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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方法论而言，对于“愚民”之“民”，不能直接套用现代意义上的“人民群众”囫囵理解，而是要以历史上的“四民”为逻辑起点和分析框架。商鞅所处的战国初期，各个诸侯国的士、农、工、商四民初步分化。每个诸侯国的政策不同，所导致的“四民”分化程度不同、所占的人口比例不同。从这个视角来看，商鞅的核心目标并不是让秦国的老百姓都变的蠢笨、迟钝，而是通过政策引导，改变、重塑秦国国内士农工商四民的比例，增加秦国农民的比例，“令民归心于农”，增加秦国的战斗力。

理由在于，“四民”因为职业差别，形成的品性不同。“农”可靠，其他三民不可靠。

外在表象是：农民可靠，从事其他职业的人都靠不住。“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于农。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糊口也”。“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也。”这个意思很显然，一旦国家有事，处于动荡之中，学、商、工三都各顾各的，都靠不住。

深层原因是：“民之农勉则资重，战戢则邻危。资重则不可负而逃，邻危则不归。于无资、归危外托，狂夫之所不为也。”这个意思也很显然，农民安土重迁，遵纪守法，更加可靠。原因在于：农民的资产都与土地相关，不容易带走。相反，“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这就是说，除了“农”之外其他三种职业，不会为君主卖命，因为他们不安土重迁。

所以，从理论上讲，一个诸侯国的农民比例越大，其国内的稳定性就越强。这是农民的战略性价值。用现代的话语来说，商鞅是为了解决和回答执政的群众基础问题，即在“四民”当中要依靠谁的问题。商鞅的答案很清晰：只依靠农民；其他的想靠也靠不住。这实际上揭示出华夏农耕文明的依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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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商鞅促使“民心归农”采取的上述辅助措施主要是隔离，这种措施所产生的一个必然效果就是“见识少”，从而目光短浅。因此，说商鞅采取的是“愚民”政策并不为过。这种说法看上去有道理，但也有商榷的余地。

关键是，我们怎么看待这个“愚”。到底是智商方面的“愚蠢”、品性方面的“愚昧”的“愚”，是情商方面不通人情世故的“愚”，还是认识能力方面的不通情理、讲不通道理方面的“愚”；是与外界接触少而见世面少而表现的视野狭隘、目光短浅的“愚”；还是因此免受心灵污染而表现的纯朴敦厚、坏心眼少的“愚”。因见识少而“愚”，肯定不是智商方面的；而是其他方面的：其中，有好的因素，也有坏的因素。这可能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

我们很难通过回溯历史，看一看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的民风是上述“愚”的哪一个方面。但是，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当今社会中，那些与世隔绝或者相对封闭的“原生态”农（山）村居民的民风社情，以及那些经过商业开发，旅游者蜂拥而至的景区农（山）村居民的民风社情。两者比较，前者是不是有几分“愚蠢”，后者是不是变得“精明”？两者比较，你有没有产生过几分“人心不古”的感慨？

在商鞅看来，“愚民”相对于“知慧之人”来说，对国家、对君主有益。因为：“知慧之人希主好恶，使官制物以适主心。是以官无常，国乱而不壹，辩说之人而无法也。如此，则民务焉得无多？而地焉得无荒？”

这种“知慧之人”在当下也可以看到：头脑灵活、善于揣摩上意、阿谀逢迎。这种人不以事物自身的是非曲直作为判断标准，而是“逢君之恶”、以上司（君主）的好恶为导向。这种人倒是头脑灵活，但巧言令色，进则“曲主”、退则“虑私”，只会为自己着想。结果，能干的不如会说的；工作干得好，不如马屁拍的妙。商鞅也面临着这个问题，他要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因此，相对于“愚民”而言，这种“知者”危害极大。所以，“智”未必是好，关键是何种“智”；“愚”也未必是坏，关键是何谓“愚”。

因此，当我们看到“知慧之人”这个词时，它所指的未必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智者”；当我们看到“愚民”这两个字，它所指的也未必是让人既痛恨又同情的愚蠢无知之人。理解商鞅的“愚民”政策，还是要回到历史的语境中，而不能望文生义。

不其山人

2021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