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很多人一直有一种顽固的观点，认为执行“农村包围城市”的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在经济方面是长期处于不利的态势，远不如控制着城市和富庶地区的国民党和日伪势力。而一些反映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的故事更是加强了这种印象，也就是我军长期以来是靠野菜充饥、甚至啃牛皮带和皮鞋，穿的也是草鞋，补丁打补丁的土布军服。实际上，我军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也有很多成果的经济建设案例。让我们以新四军7师的皖江根据地为例，这个处于日伪顽四面包围中的根据地是在皖南事变后创建的，当时正值敌后抗战处于最艰苦的时期，然而就在这种条件下，7师只用了前后短短5年时间，就将皖江根据地建设成为全国的19个根据地中最为富裕的一个。据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日记中的不完全记录，仅从1942年底到1945年春这2年多的时间里，7师上交给新四军军部，以及通过军部转交李先念同志指挥的5师的款项，就高达5300万元法币，按当时的价格，折和黄金26.5万两！要知道自新四军成立后，国民党政府所拨付给新四军的军费还不足220万元！至于7师本身，1944年全年的皖江根据地财政可支配收入约有1.5亿元！按照当时的物价，10元可购买大米3担。当新四军最终撤编，7师分3次将全部财产移交给苏皖边区政府、华中分局、山东分局和华东局，这其中包括工厂设备、黄金、资金、及在国统区银行存款，其总资产在1亿元以上，折合50万两黄金！7师不仅自己有钱，甚至还能在战争时期能组织兴修水利工程，举办实业等，堪称是敌后战场的奇迹！7师的这些奇迹首先归功于师长曾希圣的经济战略眼光，皖江根据地虽然在创建之初百业凋敝，民不聊生，并且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在这个看似“死地”的犄角旮旯，如何做出锦绣文章？曾希圣将汤家沟作为整个根据地经济的核心来抓。汤家沟在历史上曾经是无为县沿江三大商埠之一，还是芜湖与江北的三大商品集散地之一。此时由于战乱的影响，其他2个商埠和商品集散地不是被战火摧毁，就是成为日伪军的重要屯兵基地，经济上遭到日伪的残酷盘剥，早已不复当年的繁华。对日伪作战初期，缴获是我军物资来源的主要途径，这是新四军部队攻克日军据点缴获的粮食而汤家沟恰好位于我根据地的中心地带，不但有7师的主力部队作为其坚强的后盾，而且与张云逸率领的2师、以及军部也都有大路相通，向西沿长江可以与李先念同志指挥的5师遥相呼应，北靠皖江根据地和7师的师部，南有大江与沦陷区相隔。在安全上比较有保障，日伪军来扫荡或者清乡容易陷入我军几支主力的夹击之中，且这里河网密布，交通便利，小火轮可直达长江；又有公路西至无为县，向东则可到裕溪口。抗战爆发前，汤家沟曾是九江至裕溪口之间八百里长江沿岸商贾云集的南北贸易集散地。抗战爆发后，这里一度沦陷，后来国民党军队又重新占据此处，但立足未稳即被日军赶走，随后新四军也曾短期在这里立足，但随着皖南事变的爆发，这里又一度沦为伪军控制的沦陷区，随后在7师的不断打击下，伪军损兵折将，被迫放弃这里，向东逃回日军控制区。但汤家沟先后在顽军和日伪的统治下，昔日繁华早已不复存在，当地商家居民全部走避一空，根本就没有商业可言。良好的物质条件保证了我军的反攻作战在确定要重振当地的商埠后，皖江根据地果断地对根据地及周边地区出产的粮食进行了严厉的管制和垄断，规定只有人民政府才能统一收购粮食，并且统一对外销售；严禁任何商家和个人经营粮食，违者以通敌论处。在实行了这些严厉的措施后，沦陷区的芜湖米市粮食价格顿时暴涨，并且带动了南京、上海的粮价也一同上升，甚至造成了伪军的军粮一度断绝。7师随后在汤家沟重开市场，并且将粮食作为主要交易物资打开局面，在根据地抗日政府的严密地监管下出口粮食，再买进外部的物资。由于我方的粮食质量上乘，买卖公平，从不短斤缺两，而且新四军对所有的客商，无论是来自沦陷区还是蒋管区的，都是一视同仁，因此在短短的二三个月内，这里就吸引了来自大江南北的大批米商纷至沓来，随后在粮食交易的带动下，其他各类商行、餐饮业、盐行、五金行、百货行、客栈、食府、钱庄、豆腐店、肉店、山货行、中药店等，纷纷开张，各类手工业作坊也如同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在已经变为一片废墟的集市上，很快出现了长达几华里长的集市，云集了数百家各类商铺，仅粮行就多达10多家，而且集镇上的常驻人口也从之前的二三百猛增到三千以上。靠近集市的内河中百舸争流、千帆林立，码头上昼夜都有无数船只在装运进出港的货物，白天的集市人潮汹涌，即使到了深夜依然是灯火通明，在这里完全是一片太平盛世的景象，被四方客商称赞是不次于十里洋场的“小上海”。而在沦陷区，此时却是一片萧条之景，就在我根据地汤家沟集市的对面，位于长江南岸的安徽芜湖，本来是中国的四大米市之一，但其大米的主要来源是皖江地区，正是新四军7师的根据地。从1942年春，我皖江根据地对粮食进行严厉管制后，敌占区的芜湖、铜陵和繁昌等地就长期处于粮荒状态。日伪军虽然对我富庶的根据地垂涎三尺，并且在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的亲自指挥和调动下，集中大批日伪军对我根据地进行了数次规模空前的大扫荡，但在根据地军民的打击下，收效甚微。而新四军7师却利用这个有利时机，进一步拓宽“业务”范围，开始向过往的客商收取过境税。皖江地区自从被我军控制后，重新变成了交通便利、商旅畅顺的地方。这里成了沟通上海、南京、芜湖、九江和武汉等沦陷区大城市与大后方的重庆、西安等地做生意的必经之路。而汤家沟则成了皖江的关闸。加上根据地政府收取的过境税低、过境也很安全、当地又商品丰富，一时间万商云集。江北根据地的粮油和土特产品和长三角的工业品在这里自由流通。尽管此时是战时，行商的风险极高，但各地物资也有着巨大的差价，其利润相当可观，对各方商人的吸引力是很大的，仅过境税一项，有时一天的收入就高达百万！即使是鬼子和汉奸的船队也得交税，是不折不扣的“日进斗金”。到1943年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开始向不利于法西斯轴心国集团的变化，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不得不从中国大量抽调部队去增援那里，造成沦陷区兵力开始出现不足的情况，抢粮变得更加困难。在这种窘迫的情况下，侵华日军在上海成立了总后勤部，代号“登部队”，以征收大米（军粮）为主要任务。同时日军还给南京的汪伪政权下达了征粮任务。此时汪伪政权连保证伪军和伪政权人员的粮食供应都捉襟见肘，再加上日方的催逼，汪精卫面临着很大的压力。此时长江中下游的主要粮食产区如苏中、皖中等地，已经多为我新四军控制。而且日伪军也已无力抽调兵力对我根据地实施扫荡和占领。下乡抢粮是日军补充粮食的主要手段，但在1943年后，这已经成为了一个风险很大的行动为了能弄到粮食，汪伪政权和日本的“登部队”盯着芜湖的米市。日伪方面遂在芜湖开设了“利记商号”，打着经营粮食、布匹和百货的幌子，企图用沦陷区的工业品套购根据地的粮食。但由于皖江根据地规定所有粮食交易必须经过抗日政府的许可，“利记”数次企图私下高价，然后走私会沦陷区，但都被根据地查获，赔了夫人又折兵，其粮食贸易根本无法进行。眼看着芜湖、上海和南京的商人通过与根据地的贸易获利丰厚，而自己这里却是颗粒无收。受到上司越来越大压力的日伪“利记商号”急切地想打开皖江粮食市场的大门。日伪在私下沟通中甚至提出想要和根据地直接做生意，因此四处寻找门路想和我军联系。敌人的窘境被新四军潜伏在“利记”的地下党迅速传到了根据地，根据地方面在经过仔细研究后，认为可以在有一定限制性条件的情况下和日伪交易，以获取根据地很难直接买到的西药、医疗器械、电池、五金电器和军用物资等。于是根据地的贸易部门和敌工部门紧密配合，和“利记”幕后的日伪高官进行了秘密谈判。日伪方面代表迫于上级一再催逼的压力，同时也贪图贸易的巨额利润，最终与我方达成了贸易协定。我方主要以大米、烟叶和土特产为主，对方则主要以布匹、盐、糖、纸张、五金电器、药品和医疗用材，同时每批要夹运30%的军用物资。这样一来，皖江根据地不但把积压多年销售无路的烟草、土特产等商品全部出售，还换回了我兵工厂急需的军工物资及大量医药、布匹、纸等。在初次交易顺利成交后，“利记”背后的日伪方面高官胃口大开，主动要求进行更大规模的交易。经双方讨价还价，达成了一份新的协议，“利记”通过“登部队”直接为我提供军火和军用物资，包括TNT炸药、黑火药、雷管、枪械零件等，占交易总额的30%；“利记”还负责为我采办日伪的管制物资，如钢材、五金制品、工具和机床等，也占30%；其余一般市场上的物资，如盐、火柴、电池、药品等，占40%。我方以粮食和山货与对方进行易货交易，其中山货占30%。虽然，这笔交易我们是占了大便宜的，但日伪商号也总算是弄到了粮食，可以向上司交差了。随着反攻的展开，迫切需要弄到军用物资，这就要求我方加大力度从敌占区获取物资随着1944年敌后根据地开展局部反攻，我军对军用物资的需求大增，而这些都是日伪明令禁止输入根据地的战略物资。因此双方后来不断扩大交易，最后有利可图的日伪商号甚至把敌人的海军也拉下了水，动用了1000吨级的运输舰数次将我军急需的军用物资和武器弹药等运到根据地附近，然后再由我方用小船驳运回根据地。通过“利记”，我方还打通了南京、上海等地的日伪金融机构和市场，将我军在作战中缴款和平日收集到的大量伪币，秘密运到沦陷区的大城市购买我军急需的物资，并且换回了一些日元和美钞。新四军后方医院，敌占区弄来的药品挽救了无数指战员的生命皖江根据地在生意越做越大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要将经济的主动权牢牢地控制在我们自己的手里。这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发行根据地自己的货币，以限制敌占区的伪币和蒋管区的法币在根据地的流通，防止对方采用这种方法套购根据地的物资，并且造成输入型的通货膨胀。在经过反复的论证和研究后，皖江根据地的大江银行发行了自己的货币，俗称“抗币”。这种货币在发行后，根据地的贸易部门便每日将兑换来的伪币、法币等用麻袋装好，然后通过打通的渠道将其运往敌占区和蒋管区去，一方面套取敌人的物资，一方面支持那里的地下党工作。这样我方就在金融领域取得了主动权和垄断权。有了财政打底，皖江根据地得以开展各项基建工程造福人民。从1944年1月至4月，根据地兴修了黄丝滩大江堤，这是皖江地区有史以来，也是抗战以来全国范围内修修的最大水利工程项目，这道全长13华里的大堤保证了8个县的300万人民群众和400万亩良田免遭水患。而这又进一步提高了根据地的粮食产量，形成了良性循环。综上所述，这些只是我党我军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经济领域所创造的一小部分奇迹，这些奇迹最终伴随着人民军队夺取了全国的胜利，不但培养了大批经济领域的人才、同时也为全面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文章来源：百家号看北朝2021年4月9日，编辑原文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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