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的货币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乃是从汉代贾谊、班固《汉书·平准书》就开始讨论，而到康有为、蒋介石时代还没有解决。但是中共根据地货币则别开新章。

    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前，开展武装斗争的时间长达22年，其间革命根据地面积和人口或大或小，始终存在。中共在根据地当然有政制、军制、田制、币制等制度的实践并自然延续至新中国，成为我们今天需要认真对待的制度遗产。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是一个货币门类的统称，不单是指某一个货币或某一种货币，它是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独立的货币体系，包含了四百多个货币发行机构所发行的五百多种货币。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作为一个独立的货币体系，从1926年12月第一张革命根据地货币产生起到1951年10月实现除西藏、台湾外全国革命根据地货币统一流通止，共经历了24年零11个月的时间。[1]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时代货币工作的经验是为我们今天的探索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并对我们今天的金融工作极具启示意义。对于当今政府经济领域的决策者，应该看看自己的先辈们是怎么做的，有什么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也许这有助于更新我们货币理论，弗里德曼的书本重要，但是陈云、毛泽民、薛暮桥他们的实践与思考（尽管还不是大部头的著作）更重要。

    本文将选择中央苏区币和北海币作为解析的对象。因为根据地时代发行的货币种类众多，而这两种具有代表性。下面本文将略述此两种货币的历史，所叙事实基于历史记载，但只有那些关键的事实才被本文选择，体现作者的理论性视角。

    货币战争，现在是个热词，中国革命根据地时代的“货币斗争”也十分剧烈，本文澄清货币战争的实质。

    1、中央苏区币

    1931年9月,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当时, 革命根据地已遍布全国10个省的边界地区, 其中赣西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 成为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 被称为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 即于11 月27日决定筹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 并于1932 年2 月1日在瑞金叶坪正式开业, 毛泽民出任行长。中央苏区发行的货币本文称中央苏区币。

    中央苏区币的发行是在1935年之前，中国那时还是一个银本位的国家，1935年11月，国民政府才实行币制改革禁止银元流通，强制收兑银元。

    土地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货币以银元为本位，银元是货币流通市场的主币，因此是自由流通的。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以通用银元为本位。1931年12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就确定以银元为会计核算的本位币。1932 年6 月21 日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还发布了“关于兑换国家银行钞票问题” 的第十四号命令。命令规定: 国家银行的钞票,“不得强迫人使用。” “一元钞票一张, 兑付光洋一元, 如光洋与杂洋价格不同的地方, 杂洋应照补水。”“一角辅币券每十张兑付光洋一元, 不满一元者不兑。”国家银行的兑换处、代兑处, “对持票要求兑换者, 须尽量兑付现洋, 不得拒绝。”为了保证纸币的兑换, 国家银行从1932 年8 月起, 陆续在福建的南阳、白砂及江西瑞金等地设立了兑换处, 在各县政府及红军经理机关设立了代兑处数十处。同时,又在白砂、南阳、会昌、瑞金、兴国等地设立了收买金银处, 以保障银行有充分的兑换基金。1934 年初, 由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利, 中央苏区财政状况恶化, 纸币流通受阻, 信誉降低。即使在这种困难处境下, 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为提高纸币信誉和稳定金融秩序, 仍指示金库拿出银元, 公开向群众换回国家银行纸币, 并严格按规定以1元纸币兑换1元现洋。[2]

    虽然，毛泽民基于旧时代票号行业的职业戒律拼命想维持中央苏区纸币与银元的自由兑换，但自1932年7月苏维埃国家银行纸币开始发行，到1934年10月红军退出中央苏区止的两年零三个月期间，完全停止兑现阶段长达纸币流通时间的一半以上。[3]随着苏区反围剿战争形势的恶化，苏区面积日益缩小，原有银元被大量消耗，同时对货币的需求激增，为了供应战争和维持政权，政府只好大量发行苏区纸币。在一年零两个月时间内流通区域日益缩小的情况下，纸币发行猛增3倍，导致了物价飞速上涨，币值不断跌落，市场上公然拒用或折价使用中央苏区纸币现象时有发生。这是将印钞直接作为财政手段，其结局在人类历史上也毫不新鲜，发生了货币驱逐，苏区纸币被银元驱逐，纸币发行者丝毫不能实现其目的。

    在苏区币的发行中也采用税收手段来支持其信用。为了确立国家银行货币的法律地位, 坚定群众对国币的信用, 1932年6月21日, 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曾下达第十四号命令, 规定“ 一切税收要完全缴纳国家银行钞票及苏维埃二角银币, 其他杂币,概不收受。”随后颁布的《国家银行暂行章程》6第八条规定: 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可按照纸币面额十足缴纳国税。

    2、北海币

    北海币则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山东根据地发行的货币名称。抗日战争中，山东是中共唯一的全面控制了战略要点的省份，在抗战胜利结束时,山东解放区已有极大发展,有12.5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占山东总面积的92%,占全国解放区总面积的13%;拥有2400万人口,占山东总人口的90%。山东根据地对于中共夺取全国斗争的胜利，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山东在战略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抗日战争胜利后山东军区部队在中共抢占东北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说到山东当时对革命的贡献，毛泽东曾感叹道：“四野的主力，三野的一半，二野的一部分，一野还动员了几万兵，都是从山东动员的。”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开始真正走向成熟，同时中国已经不是银本位国家，国民党和日伪发行的都是不可兑换贵金属的纸币。一开始，中共山东分局领导还维护国民党法币的法定货币地位。１９４２年年初，刘少奇途径山东回延安，奉命在山东根据地检查指导工作。刘少奇批评山东分局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犯有原则错误，缺乏独立自主精神。山东分局财委会接受这一批评，一改以往维护法币的态度，明确提出了在根据地取消法币的目标。

    薛暮桥当时主持山东抗日根据地经济工作。在薛暮桥来山东根据地之前，许多经济工作干部受“金本位”、“银本位”观念的束缚，认为金银是纸币不可缺少的保证，如没有金银，就必须用“金本位”的美元、英镑等外汇来作保证，因而对既无金银又无外汇作本位的北海币自信心不足，推行起来缩手缩脚。根据地没有黄金和外汇，怎么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就货币和价格的关系，薛暮桥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货币的价值决定于货币发行数量，而不取决于它所包含的黄金价值。他大胆提出了“物资本位”论，适度适时发行货币，并保有一定物资，这对保持北海币的币值和物价的稳定至关重要。薛暮桥指出货币不一定同金银联系，也可以同其他商品联系。根据地持有北海币的人民关心的不是北币能换回多少金银，更不是能换回多少美元或英镑，他们关心的是能换回多少粮食、棉布等日用必需品。拥有粮食、棉布等日用必需品就是北币的最可靠的保证。因此，只要适当控制北币的发行数量，勿使超过市场流通需要，并掌握着充分的物资，能够在必要时用来回笼货币，平抑物价，就完全可以保持币值和物价的基本稳定，取得民众的信任。[4]

    当时中共山东根据地当局尤以管理外汇，统制对外贸易，掌握重要物资，作为货币斗争的最重要的武器。山东海岸线长，产盐十分丰富，津浦、胶济铁路两侧和路西的广大地区需要根据地的食盐，根据地政权实行食盐专卖，不但造成对敌贸易的出超，而且取得大量的财政收入支援抗日战争。停用法币，使得敌人和敌区商人再不能用法币来换取根据地的粮食和其他物资，他们为获得食盐、花生油等类物品，不得不搜罗根据地所需要的东西，甚至军工原料来作交换。

    薛暮桥刚主持工作时，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日伪政府发行的伪币的压力下，根据地发行的抗币处于劣势，物价急剧震荡。薛暮桥研究认为：稳定物价的唯一办法是驱逐法币，使抗币独占市场。这一举措实施后不久，抗币和法币的比价便由原来的1：2变成了1：6，囤积法币的地主纷纷抛出法币，抗币占据了市场，物价大幅回落；为防止物价继续下挫，根据地加大抗币发行量，购进物资，从而稳定了物价。随着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利用与法币斗争经验，１９４５年又成功地把几十亿元伪联银券从根据地排挤了出去，换回了同等价值的敌区物资。这对山东根据地军需民用的供应，无疑起了重大作用。在根据地市场上，法币、伪币几乎完全绝迹，许多游击区也变成北币的市场，就连某些敌占区的人民也乐于接受北币，以便随时购买根据地的各种物资。

    3、货币流通是聚点均衡

    如何分析中央苏区币的失败和北海币的成功？

    本文引进一个概念——聚点均衡。本文尝试提出，货币流通乃是人群中的一种聚点（focal point）均衡。博弈之所以出现一种均衡而不是另外一种，是聚点的存在。规范会影响人们的预期从而筛选出均衡，不同的文化背景可能会筛选出不同的均衡，但是他们都是一种纳什均衡，都有自我实施的基础。这个被筛选出来的均衡，博弈论里有一个专门的概念，叫做“聚点”（focal point）。例如，让两个人在1、3、5、7、9、10六个数字中，各写下一个数字，如果双方写的数字一样，每人各得10元，否则各得零。在这个博弈中，每人的选择背后也有文化支撑，如果认为单数不吉利，则10最可能是一个“聚点”。出现focal point均衡的可能原因是源于共同的历史记忆或者同源文化下对某一事件的共同反应。黄金或某种印记的纸成为货币，因为它们是人群的聚点：我相信你会接受，你相信我会接受，我相信你相信我会接受，彼此彼此。本文认为聚点可是历史形成的记忆也可以由人为干预短期形成。货币的力量，其实吸收的是人群的信仰之力，如同神，渎神则神死。

    黄金成为货币，在于人类历史已经形成的顽固的共同记忆，黄金具有自生自发成为货币的能力，在战乱政府失去统治能力纸币崩溃时屡屡出现黄金货币化这一幕。白银在中国曾经有的地位，既有人群贵金属崇拜的因素，更有政府追随这一崇拜，大明政府舍不得停止白银缴税，以宝钞缴税为唯一，到张居正改革反而是徭役实物合并一体纳银——此为明朝灭亡之因。

    美国学者兰德瑞的货币理论，政府发行的纸币人人都接受，来自于政府接受这些纸币作为税赋支付的意愿，正是由于每个纳税人都可以使用纸币来消除税负义务，人们才需要这些它们。本文认为，政府以自己发行的纸币为缴税唯一或可选择的支付，这是在维系纸币成为人群中的聚点；政府掌控关键物资如粮食食盐石油，规定唯有自己发行的纸币可以购买，也是同样的道理；规定黄金作为发行货币准备，票号保证所发之票可以随时兑换贵金属，都是为了是纸币或银票成为聚点而已。由于交税和吃饭吃盐是人活着绝对无法逃避的事情，那么就创造了对纸币的绝对需求，因此制造了聚点。通过制造绝对需求可以维系聚点效应。

    货币流通是一种聚点博弈，只要创造一种情形使该物成为绝对必须的支付需要，那么就可形成聚点，该物就成为流通货币。人为规定制造税收和关键物资的纸币支付需求确是纸币流通的基础，但形成和巩固聚点的还有政府的强大本身和历史的习惯等等。流通中的纸币数量总是要超过税额或物资总价格，多出来的部分就是政府的铸币税。票号老板许诺银票绝对随时可以来兑换真金白银，并且表现得十分守信用，但是这么做的目的却是为了维系纸票作为聚点的存在，为的是尽量少出现实际兑换的情形。所以银行家的信用是为了不信用，银行家的诚实是为了不诚实，随时兑换是为了发行且流通尽量多超过自己拥有贵金属的纸票子。货币发行者对货币使用者进行“实则虚之，虚则实之”的博弈，之所以给你换真金，为的是让你一直用纸票，之所以必须用纸交税买粮食，是为了我发的纸可以有远超过这两项的用途。货币发行者制造的是一个“虚实之阵”。

    4、薛暮桥和毛泽民成败为何不同？

    也许我们可以评价一下毛泽民和薛暮桥先生的工作了。毛泽民极力维持苏维埃国家货币与白银的兑换，但他心里却是为了人们不要来兑换，当时苏区是极端需要银元到外面购买物资的，毛泽民实际上是信用良好、标准的中国当时票号老板的工作办法。当时为了维系苏区纸币的信用，也规定了其可以用来缴税但不是唯一。但是，当时中国还是一个银本位国家，中央苏区人口和面积比较小，这一时期的货币工作，处在银本位的大环境中，根据地不稳固，国民党封锁导致内外交易剪刀差极端需要银元，同时人民群众白银崇拜的心理根深蒂固，这样，苏区纸币银元双流通，纸币很难摆脱银票的命运，发行苏区纸币政府没有获得多少铸币税。其实，如果毛泽民大胆一些，一方面苏区纸币完全不可兑换，但同时是税收和重要物资如食盐唯一的支付物，同时，在苏区刻意打击白银如规定不能用来缴税和购买政府掌控的关键物资。是所谓“欲取姑予”，苏区币成为唯一的聚点流通开来，那么反倒可能在苏区范围内可以排除白银的流通，政府反倒容易获得群众手中的银元，到国统区收购物资，这样也算收获一笔铸币税。至于后来靠印刷纸币解决财政困难，在辖区缩小，银元竞争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纸币已经被银元驱逐了。

    北海币是没有任何所谓准备的货币，但是情形不一样了。山东根据地是地盘较大和富庶的地区；中共的统治稳固，中共的组织优势发挥出来了，实现了支部建在村里，所以有了强大的征税能力，可以做到实际税率很高而人民可以承受。中国历代实际税率（占总产出之比）很低只有5%，但是大量权贵富豪不交税以及胥吏中间盘剥，结果只要政府稍微增税，底层纳税者就可能活不下去。因为强大有效征税能力和关键物资掌控而形成了北海币信用或使纸票北海币成为聚点，结果不仅根据地内杜绝了伪币和法币流通，而且根据地政府铸币税还收到了伪区内，因为伪区也在自行流通和储藏北海币。

    下面这个故事并非实际发生，但是逻辑上真实的说明了货币的性质：

    关于北海币的寓言。话说抗日战争后期，一日，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接待了来自敌占区的神秘人物，原来此人竟是代表某伪军高层而来的，声称有一批日式装备要卖给八路军，当然，要价也很高。许世友看了样品，不由得大喜过望，赶紧去找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说，砸锅卖铁也要买下这批装备，能够装备一个团，对我们是如虎添翼呀。罗荣桓沉吟一会说，找薛暮桥同志商量一下，让他想想办法。薛暮桥来后，却说账上没有钱了。许世友急道，你就是掘地三尺也要给我找出几十万北海币来。闻听此言，薛暮桥不由得笑了说，请客人稍待，我马上去找钱。薛立即去的地方是印刷厂，一个小时后，一箱子崭新的北海币拿过来做订金交付了，随后在约定地方双方钱货乃顺利交割。那么多印了北海币后，根据地是否会出现物价上涨的情况？也不见得，因为装备使得八路军更强大了，伪区内人们因此更愿意持有北海币；或者八路依靠装备打下了新的地盘，收缴法币或伪币到国统区或伪区抢购物资运回根据地销售，这样又回笼了多印的北海币。当然这么做，有人得承担代价，这些人就是国统区或伪区百姓，因为他们手中的钱又缩水了，原来买得起的东西买不起了，不过他们只会因此更加痛恨国民党或日伪统治者。

     5、革命根据地的货币斗争[5]

    中国革命根据地时代，对外汇或其他货币的管理和管制工作，在当时统称为“货币斗争”，包括肃清地方杂币的斗争，与日伪货币、国民党货币的斗争，反假币斗争，以及对金银、银元、外国货币的管理工作。

    货币斗争的主要方式，是阵地斗争，就是通过不断地开辟、扩大根据地货币流通范围，排挤和驱逐国民党法币、日伪货币、肃清地方杂币，使根据地货币成为当地市场交易中的唯一媒介，建立统一的根据地货币市场。货币斗争的另一种形式是比价斗争，其实质，就是一方面通过双方货币兑换比价的灵活调整，打击对方货币，提高根据地货币信誉，扩大根据地货币阵地，削弱和摆脱敌方货币贬值对根据地市场的影响；另一方面配合外贸工作，将収兑的敌方货币运用出去，从敌区以合理的价格购回根据地必需品，输出农产品，保持根据地进出口平衡，提高根据地货币的购买力。

    在晋冀鲁豫边区发行的货币叫冀南币，对日伪货币，采取政治上打击、行政上禁用、经济上迂回驱逐等多种手段与之斗争。经济手段包括，针对敌人抢购粮食，在粮食价格上实行管制，采取不同币种购粮区别定价，故意歧视日伪币使之购粮价高且不断上涨；二是实行统制贸易，对外贸以冀南币为本位币计价。1947-1948年，各解放区为了避免受法币剧烈贬值的损失，在外贸上实行兑货制即以货易货而不使用法币，鼓励持有法币者到国统区换回物资。

    货币斗争主要是阵地或流通范围的斗争，或者说尽可能在更大人群中形成自家货币的聚点均衡。根据地绝对没有积累法币和日伪币的习惯，相反花掉这些货币唯恐不速，不是不搞对外贸易，但对外贸易本质上被理解为易货贸易。根据地经济领导人大概也不会有汇率是由市场价格机制来决定的想法，否则何以叫比价斗争和比价的灵活调整？我认为当今主流经济学家们所认为的价格机制是汇率的决定或形成机制这个观点是荒谬的，因为价格机制和汇率的决定因素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两件事情。货币不是商品，也不是投资品。商品价格、投资品价格、汇率，其决定机制各有不同，分析中绝不能简单类比，索罗斯言不能基于商品价格机制理解投资品[6]，我们更不能套用商品价格机制在汇率上。货币是商品间的比价关系的计量单位，不同货币的背后还有铸币税谁来征收的问题。货币和货币之间的关系，有点类似于语言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比如英语和蒙古语间的关系。语言的使用情况是这样，用的越多则使用的人就会更多，使用的人更多就导致所有的人都使用它；如果一个语言使用的人越少，那就使用的人更少，就会只有极少数的人使用它，最后导致无人使用。同样的道理，你持有美元的原因，是因为别人也在用美元。

    6、对我国当今货币工作的启示

    主权货币的发行，不该存在任何关于“准备”的想法。发行主权货币不管准备是美元还是黄金，都是多余有害的，也不存在物资本位问题。所谓货币发行的准备，实际上只是私人发行时用来巩固聚点的一种手段，用来巩固纸币的聚点地位，而目的却是为了铸币税。纸币准备因此总具有反噬的可能，维持这个聚点博弈反而困难。通过税收和掌控物资创造必须支付需求是更好的稳固纸币聚点的办法。因此主权信用货币的成功一定和政府的统治能力特别是财政能力相关，也就是一个政府要在自己管辖范围内有强大的统治能力。我国是个广土众民、内部差异性大经济互补性强的国家（这是一国建设深度分工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每个部分因为比较才有优势），拥有强大的政权。遍观世界，和中国拥有同等条件的国家只有美国。因为欧盟算不上一个国家，政治上太弱，印度巴西政治上也弱，内部经济差异性互补性也不那么大。因此，无论在根据地时代还是建国后，人民币信用都和所谓货币发行准备没有关系。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是完全荒谬的规定。1995年3月通过2003年12月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这是一个在错误经济理论指导下的荒谬规定，一般来说，政府不能以货币发行作为财政手段来使用（不排除在紧急时刻非常谨慎地使用），我国历史上，政府滥发纸币或劣质金属币用作财政支出导致经济崩溃的教训值得汲取。但是，财政可以是货币发行的手段，而且是最公平的手段，央行买国债或者财政直接透支是公平且能够自主收放的货币政策手段。只要将部分财政收入或专卖物资收入注销就可以回收基础货币。确实，货币发行不能成为财政的手段，但财政支出可以而且应该是货币发行的手段。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意味着人民币不能通过中国的财政渠道投放，但是，当美联储直接购买美国国债之后，垃圾美元进入中国却可以兑换成人民币，这样，就意味着中国财政部不能投放人民币基础货币而美国财政部可以投放人民币基础货币。这一政策的实质是让美元驱逐人民币，而且是在中国本土。[7]

     经济体的运转需要货币，经济的成长诸如新技术的投入、新产品的开发，需要货币量的相应增加。历史上的一些案例表明，仅仅是贵金属货币供应量增加，就促进了贸易量扩大和经济发展，货币的流出往往制造“钱紧”，引起经济萧条。金属货币时代，通过采掘矿藏，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使得货币供应满足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但终究有致命的弱点，就是货币供应无法合理地控制。改革开发后我国经济领域需要不断新增货币，新的财富领域发现，分工的深化、交易的扩大、自然经济的瓦解等等需要增加人民币基础货币。可是，我国由于关上了自主增加基础货币的渠道，使得人民币丧失了完全主权货币的性质，我国丧失了一个重要的政策手段，能够根据经济发展和其他工作的需要自主发行与回收人民币。中国面临制度性资本短缺，所以只能利用外资，通过美元流入来发行基础货币。既然中国有条件发行主权信用货币并获得其中的种种便利，就不能使人民币成为银票或美元票。

    要明白，国债向中央银行发行是基础货币注入手段，这是对本国人民公平的发行方法。无论是央行购买国债还是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这些都不是真正意义的债务，因为这些债务一般情况下只能持续扩大。国债和再贷款作为发行基础货币的方法，本来就同一般的债务不一样，不可能最终得到清偿。

    人民币国际化要解决的问题是主权化和周边化。北海币的经验对于今天人民币遇到的问题很有启示意义。当年对薛暮桥来说，稳定根据地物价的唯一办法是驱逐法币，使抗币独占市场。对于今天中国而言，要稳定物价，消灭房地产泡沫的唯一办法就是驱逐美元，使人民币成为真正的主权货币，这就需要采用各种手段消灭外汇储备使之仅仅保留在一个月进口所需备兑支付水平上即可。这些手段主要是进口商品创造贸易逆差，回购外资企业礼送外资出国门。事实上，美元在当今世界最大的支柱就是中国的货币政策和在中国土地上的畅行无阻，收获的是勤劳聪明中国人的信仰之力。我们渎神的时候到了，渎神则神死。

    根据地货币当年在伪区国统区的流通对人民币国际化也有启示，人民币国际化首要问题是主权化，恢复完全主权货币的身份，其次应该是周边化，而资本项目自由化不是前提。资本项目自由化还是管制都是货币主权化和霸权化的手段，不要神化资本自由。回顾我国十几年来来的货币工作，令人慨叹。积累巨额外储，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概由外汇占款，先辈以货币斗争第一义是阵地斗争，我国连本土阵地都放弃，谈何人民币国际化？无非是捆住人民币基础货币自主公平发行手脚后，一种彻底放弃金融藩篱的说法而已。当下主流经济学家主张的人民币国际化仅仅意味着放弃资本管制撤掉金融藩篱、意味着人民币汇率为高杠杆交易的投机资本决定，但是并没有获得国际储备货币之利，超发人民币也没有可能向世界泄洪。人民币完全介入美元霸权国际货币体系，无非是成为日元、英镑那样的角色且不如。

    由于中国经济的体量，由于中国是第一工业国，由于中国政府统治能力的强大，在周边国家维持人民币聚点是比较容易的事情。因此中国全方位发展同朝鲜、蒙古、中亚五国、尼泊尔、不丹、东巴、西巴、东南亚诸国的关系。在经济上，中国对上述国家进行人民币投资、人民币贷款和人民币援助，实现经济互补，在上述地区，建立人民币的储备和支付货币地位，此为重新主权化人民币的国际化之根本要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注释：

[1] 许树信：《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9月，第9页。

[2]俞兆鹏、 张美琴：《中央苏区货币流通的经验与教训》，载《南昌大学学报》(人社版)第34卷第2期，2003年3月。

[3]许树信：《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9月，第160页。

[4]王士花：《北海银行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政策》，载《史学月刊》2012年第1期。

[5]许树信：《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9月，第172—189页。

[6] 即所谓“反射性”理论，投资市场中人基于相互预期决定买进卖出，那么涨价导致更疯狂的买入。

[7] 此余云辉博士的原话，一针见血，我完全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