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反修例事件及地区选经验来看，香港特区政府与建制派政治能量不仅有限，甚至正面临着严重的萎缩与分化，其重组必须获得中央战略指导和制度支持。中央除了任命环节“守尾门”之外，其实可选择的制度方法很多，比如督促特区政府严格执行香港本地选举法，对激进参选人资格设限，以及完善对香港治权的监督程序，确保立法与行政对基本法的完全遵循，并建立对问责官员的监督机制。同时，还可巧用大湾区框架实施对香港人更多的直接管治与吸纳。

现代社会向市场转型中出现的结构性“脱嵌”，群体关系断裂引发的种种不适，常常表现为周期性反动和复辟，甚至激起社会革命等内生性难题，这不仅是一种现象，也是政治系统重构中绕不过的障碍和“破坏效应”。众所周知，“身份政治”不仅关乎国家法权和地理限制，更表征为一系列文化观念和价值评判。

一、自由主义瓦解国家认同

这不仅涉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我和我们是谁”？应该如何定义等命名问题？也必须结合历史经验，公众对未来的预期利好和价值评判等综合考量。尤其事关身份政治和国家立场等，科学似乎说不清，道不明，法权规范和契约也常常因其不通人情而频遭抵制和反感，甚至争斗不断。所以说理性主义，市场化配套的制度及观念体系，不仅有悖“无缘大慈”的同情原则，也不能只靠经济发展解决人的身份迷失和意义空置问题。

就发展主义逻辑而言，国家组织公司化并将社会目标锚定为资本主权，效率优先，这确实有助于激活商业交易并提高社会生产力, 也创造了空前的经济繁荣。但在跨境、跨界运行中必然导致原生社会纷纷解体，其危及的不单是人类“同体大悲”的互助关系，也破坏了人与自然环境协同演化，相生相克的共享伦理。不错，资本主义，市场竞争确实促进了财富增长，但其“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世界观和“道德取消主义”，势必将个人自救，自生自灭看成理所当然。结果不但造成人际关系异化，不断叠加个人应对资本围猎的痛苦和厌恶情绪，抬升社会交易成本，还由此加剧了观念分歧并对时下的“政治正确”产生强烈反感和批判性质疑。

所以，为了保全社会并捍卫相互支持的共生伦理，人们迟早会对个人主义和自由竞争采取不合作，乃至抵制和抗议。因此，英籍学者卡尔.波兰尼认为，二十世纪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关税保护运动，以至当下的身份政治，恐怖主义和反全球化运动，民粹主义等，从深层意义上均可理解为自由市场破坏人类有机体造成的民意反弹和社会修复运动。

马克思认为“人是类存在物……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实际上蕴含着关于“人类主体”形态的自觉。现代身份政治或曰政治认同，恰是因应特定国家法权体系及其意识形态的整合状况。为了维持和强化人民对国家政治的理解、归顺和忠诚，不仅需要功利性的现实好处和制度保障，更有基于观念意识，道德感和文化心理上“性价比”更高尚的理想主义召唤才能团结群众，凝聚人心。

同样，马克思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的哲学命题，其要义也在于阐明人既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也是历史意识和观念集合。所以，无论什么人，只有被纳入相应的社会网络，被定义是什么或属于某种范畴，才能确认“我”是谁？身心如何安顿？所以说没有抽象的人，只有关系中的人，只有张三李四，几个人，古人今人，好人坏人，中国人美国人而无脱俗空转，不染烟尘的“普世人”。这便是社会文化关于人的价值体认。心理学上有个说法，同一理念和事象的重复不仅可以塑造世界观，也能改变人的天性和行为方式。

一般而言，人的行为是否叛逆往往从语言开始，在同一时间，同一维度说什么话，想什么问题，公众信什么，期待什么？不仅涉及生活态度和价值立场，也关乎世道人心和国家忠诚。尤其现代，人的处境好坏不单要有经济托底，也系于某种观念模式并与多数人的价值偏好相互照应。所谓主权神圣与大众关怀，民主想象及其“文化公关”等都必须体贴民情民意，并懂得维护这一基本价值，理解私人定制与社会政策必须配套，言论自由与国家发展不仅要挂钩而且必须相互支持才能化解冲突，实现身份和观念认同。

故此，基于国家精神塑造的意识形态，无论什么体制安排，都特别看重议题设置与公众反馈，既不刻意探求真相和事实辩驳，也无须教条主义照本宣科，而是用心于什么东西能占据主流，控制人心，什么能入情入理左右公众认知，从而才能对彼时社会精耕细作，掌握群众才能“驱动”群众从而做到上下同欲，天下归心。

新时代以来，世界各地社会问题近年集中发作，尤其欧美、香港等地更是相互传导，似乎都拎不清，说不明，一例深陷派系立场和意识形态缠绕，且有某种间歇性不可控病理特征，其内伤外治，溃疡式治乱反复发作充分表明，构建现代国家组织及其观念体系既离不开经济基础和“武器的批判”，更要有道义上光荣正确的理念才能团结人民，安顿人心。缘乎此，各种事实都表明，单靠经济增长，引入制度和法律规范并不能解决立场纷争，国家认同也不局限于主权框定，而是综合大众心理，人文情感和价值观等，诸多条件相互支持方可达成。换言之，法、术和器物层面可以硬性嫁接，洋为中用；上层建筑即“精神道统”则有赖于深厚的历史和人文涵养，有穿越时空的韧性而必须植根于本土社会机理方能提振国民信心，解决国家长治久安和认同难题。

在多数情况下，政治忠诚既要民生担保，也取决于生活体验和社会风气，以及共同体对个人的荣誉奖赏和归属感等非经济要素。一般而言，特定国家的人们并不太关心政治是否正确，也与所谓法治和公民素养牵扯不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

二、失去国家认同的香港乱象

从近年香港乱相即可一斑而窥全豹，政治认同既不能简单诉诸立法司法止损，也无法晓以利害劝说谈判，甚至政府单方面妥协退让，给予实惠照顾也很难解决。从其发生、发展的根源和情势研判，已是不可收拾，也不好收拾！究其原因，目前坊间盛传的“主流分析”多围绕经济问题展开：即特区政府民生欠账，香港产业结构单一，空心化，多年增长低迷，金融地产垄断把持；本地财阀、文教、法务系统与国际势力联手作梗，社会关系失衡，青年人安居和上进无望，没有未来等。

以上论述或许都有道理，但从政治文化发生学上讲：香港问题显然不是谁搞了“专制”，而是身份政治和观念决定论开错了药方，是特区“特许”后现代解构主义多重因缘发酵，相互挤压，社会缺乏共识而致政府应对乏力，危机管控失效之使然。众所周知，香港堪称英美体系在亚洲殖民规训的成功典范，有样学样，近年英美保守势力上台，集体右倾，国际大气候不好，“老主子生病”殃及香港自在情理之中。本来，九七回归后，《基本法》规定香港属中央直辖特区政府，允诺自己当家作主，港人治港，本地社会虽然打上了中国标识，但头脑仍然有路径依赖，恋旧，加之殖民管制下本地公务员缺少政治锻炼，属标准事务员而非决断之官，按指令办事或许不错，一旦需要独撑门户，自力更生则明显经验不足，尚不具应对复杂政治变局的时代担当和驾驭能力。既不识老家，也丢了历史记忆和中国乡愁，认知上多不情愿一国法统安排！以至宪制上虽有国家名义，精神上却抗拒抵触。有如年少失怙而不愿认祖归宗的遗世孤儿，误解多，疑心重而且总以为中央举措失当！因此，不仅一再拂逆国家意志，拒绝归化，甚至连看得见的惠民政策也因缺乏信任而疑窦丛生，难以推进，乃至闹到如今 “兄弟阋墙”，覆水难收！

    原本中央顾全大局，放权让利旨在保持其长期繁荣稳定，岂料单靠驻军和外交非但不能接掌港区事务，也无法行使日常监督和管理。这种既无立法、司法与货币主权，也缺少财税杠杆的三不管“政治飞地”，怎能体现香港是中国的？又何以体现政治主权？即使对基本法赋予的解释和特首任命权，也显得被动而且左支右绌，顾此失彼。殊知，基本法有宏观解释权但不能处理具体实务，有特首任命权却受制于议会掣肘，处处受限。由此导致香港治权被财阀、教育、媒体与司法架空（注：另一说是中央鉴于一国两制宪制安排而有意为之），使得国家认同缺失，行政管控乏力，结果是港人进退失据，精神脱轨与身份错位交叉感染，引发“国民教育、逃犯修例”等频遭抵制而无法推行，以致只要涉及中央港区政策都会引起本地反弹，动辄得咎。

三、香港乱象的原因

考诸香港问题，不仅是政治安排和法理架构与内地有别，意识形态，教育理念和世界观，身份感受也是各行其事，抵牾不断。或许，上层交往出于“礼节”能做到温文尔雅，含蓄而不愿说出真相，但民间尤其九七后年轻一代（有学者调查，近年香港30岁以下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身份者已跌至3-%，350万人拿外国户照，公务员、医生、教师、法官检察官、律师等中产阶级，95%以上拥护反对派，足见二十余年来人心丧尽），则因教育和成长经历不同而彼此设防，不仅相处困难而且敌意日增，对国家政治及其社会关系的理解也颇多歧义。众所周知，两地关于中国政治和历史的论述不同，香港以“言论自由”著称，反中国体制，营销内地负面事件不仅是政治需要，也是娱乐受众，为市民“装配头脑”打发光阴的“知识主粮”，更何况香港媒体在功能上一般不承担国家伦理建设和道德规训，尤其擅长渲染政治八卦，社会悲情件和暴力美学。一旦涉及意识形态，则揭批近现代中国历史文化，反解中国革命不仅是政治正确，而且已内化成集体无意识。综观港区人文生态，其主流无疑是将中国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等同于极权专制或“多数暴政”，民主也被减化处理为派系对抗和阶级斗争，信奉小政府和法律主义，从而垄断政治概念和公共议题。

其次，几十年来，尤其近年港台不少政治人物、文人媒体在看待和对待内地政治经济，或社会创伤中的种种“反噬现象”，看似并非常态，但管治当局、文教及知识界的刻意误导，以及相关的离岸政策不仅有悖“大中华”同胞互助精神，也显示了其价值观与现代文明相去甚远！当然，内地并不回避国家科层化治理弊端在应对诸如“新冠肺炎”等，突发性公共危机上存在的种种瑕疵和疏漏，并据此作出相应的检讨和纠查。但问题是，港台风头人物近期一系列诡异而阴损的说法和做法尽管逆天悖理，但在当地却少有舆论批评挞伐，反而能鼓动社会情绪，唤起民意广泛支持！试问？什么样的政治立场可以如此枉顾苍生，寡情无义？什么样的价值观如此急火攻心而且颇受群众拥护？表面看是情势，是意识形态和政治操作，但其反映的不仅是港台社会长期去“中国化”诛心之论结出的道德苦果，同时也暴露出此间人民游商气质和殖民文化无根感导致的人格缺陷。如是岁月静好，依违其间夤缘谋食，甚至发家致富也许不难，要是碰上社会苦难相逼，其不堪重击的小确幸和促狭心思与全球伦理岂止是不相容，也与其念兹在兹的民主诉求和“建国理想”背道而驰！

更有甚者，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九十年代内地知识界“主流”精神逆反，罔顾实际，脱离群众，对中国革命正当性多持否定和虚无主义立场，其对历史的选择性评议和重估，不仅败坏了近现代社会革命的名声和国家道路，还在社会心理上诱发颓废主义和价值荒谬感，热衷文艺想象移植“纸上观点”和政治教条。在意识形态上自惭形秽，首先采取“硬着陆”否定中国政教体系，并拱手让出“文化主导权”。不仅放弃了中国传统和历史正义，还奉行闷声发财，“不争论”等，庸俗经济学消解政治崇高感，致使不讲原则的重商主义和市侩气大行其道，从而将大陆民生匮乏与香港商业繁荣做文明比较，故意放大乃至虚构内地种种不堪，迁怒于中国革命和各种政治运动不人道，不高尚，擅长内斗，并把社会发展挫折简单委过于中国身份和历史文化，并作“降维”处理，归咎于“内地政治不正确” ，从而导致话语权失落，政治诛心之论恶果显现。

四、资本塑造了香港的殖民地文化

现代知识论和哲学的启示表明，任何公共信息，尤其教育和文化编程都是政治，都是基于资本支配社会的观念系统。现代传媒与知识的结合更是包含着这种权力关系，即都有符合资本意图的政治指向，明面上或许不见政治说教，但暗里却用个人主义、娱乐文化和消费等进行分流引导。其目的并不在传达真理和事实，也无关价值与社会正义，而是巧用舆论和商业广告在心理上同义反复，长期淬炼，从而让人们消除结盟冲动。表面看人人自由，各行其是，但都是经过筛选配发的信息和符号，其用意是诉诸民主代议阻断下层犯上，用法律替换政治问题，从而告诉公众：个人就是目的，就是意义，就是存在的根据和价值本身。从这一逻辑出发，现代教育、媒体、文艺，甚至医学等，在本质上都是资本遮蔽公众知情权的政治修辞，其目的是用专业化实证的复杂性对人做科层化分类定性，从而确认谁不正常，什么样的思想及其政治态度需要防范和切除，并由此建构一套基于专家评议，媒体指示怎么想，金融决定怎么行的社会分类学，以此完成对人的精神和身体支配权。由此派生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和大众心理都可以缘此展开分析。

基于这一逻辑，说什么话，用什么语言和符号描述世界，倡导什么，反对什么，不仅事关价值立场，也影响人生取向和政治态度，甚至与现代人的身份感和国家认同息息相关。传播学显示，媒体即信息，知识即权力，媒体和教育文化的褒贬策略既有商业估算，也内含着操控社会的政治心法，即话语权不仅可以促成思想共识，也事关社会伦理和国家体系建构。因此，任何社会首先必须确立说话主体，谁说了算，谁政治正确，能否被公众普遍接受和认同？现代语言哲学也表明，怎么说话，不仅是主导思维，引领社会观念和集体心智的符号系统，也是知识生产和国家立法正当性的道德和伦理基础。从话语体系的内容看，包括日常用语、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其中，生活话语是下层，影响广泛，百姓日用而不知；学术话语是中层，事关共同体价值倾向，精神道统和社会文明建设；政治话语是上层，主导国家法理编制，囯民身份，社会规范和发展方向。三者相互作用，并形塑着社会共识和国家上层建筑。

基于这一学理，内地改开后数十年政治上“告别革命”， 媒体、文宣和知识分子躲避崇高，放任自流，鼓吹消费主义，不明究理嫁接对口批判中国文化的“逆向种族”理论，推崇经济理性和个人主义，弃置中国传统公序良俗和守望相助的团结精神。由此不但浸蚀了复兴中华的文化使命和社会理想，也丢失了话语权和道德主体性。故只能专事国民性“解构主义”揭短，热衷营销历史创伤，靠说狠话贬损国民搏位“出彩”，靠虚无化中国历史和政教文明争名逐利。结果是，不仅引得域外高临下，俯看中国，港人也同样认为中国社会要发展进步，就要向西方取经，以港台为师，必须废除现存体制，鼓励“违法达义，思想独立”，积极配合“国际主流”及其政治、文化和外交策略折辱中国，左右公共思想和国家政治议题。

德国作家弗里德里希·席勒认为：通常情况下，很少有人会自愿为国家利益而战，但若是标举基于宗教或某种正确的世界观和理念，则商人、艺术家和农民都会拿起武器，不惜献出财富和流血，乃至放弃尘世希望”。由此可知，社会对抗，甚至战争一旦系于政治路线和某种绝对主义信念，则妥协和退让不仅事关利害权衡，更是触及灵魂、价值观和捍卫真理意义的殉道和壮举。试想！历史上，十字军东征，天主教会为什么宁愿诉诸战争也不愿通过法律承认新教徒？他们知道，一旦有所让渡，不仅会动摇公众信仰忠诚，还会瓦解教会关于真理的价值基础。所以，在宗教合约中天主教会必须恪守这一原则，谁也不能更动！

正是立足于这一精神结构和心理认知，香港作为百年殖民地，表面看，似乎仍保留了某些中国符号而像中国人，但其精神内核实属中西混搭的游商气质，多数人世袭罔替的恰是西方观念决定政治，警惕公权干预市场的资本主义传统，崇奉的是殖民时代洋行“客串发家”的国际意识（也有买办一说），使得多数港人普遍缺乏家国归属和民族情感，以追求财富和个人发达为目标。虽然对老中国元素有些亲近感，但一般仅限于工具或方法临时挪用，其动机是在边缘地带无问东西，左右逢源。所以，有学者考证，香港社会因去国太久而累积了不少“边际人”性格，既无眷恋乡愁的历史感，也鲜有离经叛道，弃家损国的精神堕落，在世事迁流中更喜欢脱轨单干，热衷商业文化衍生的小国寡民和趋利避害的“世界主义”。

五、狭隘功利的殖民地思维弱化了港人的宏观认知水平

缘乎此，在香港政商、文教主流人群看来，所谓内地公民素质，社会制度、文化与国民性等，举凡事业不昌、人民困厄，甚至国际强权和殖民剥夺等，都全然归咎于中国大一统政治不自由，不民主，即如当年严复所言 “知欧洲分治之所以兴,则知中国一统之所以弱矣……”。由此得出中国文化和社会品质低劣，活该！全赖自己不开化！从而先入为主，让种种坏人坏事与中国内地政治文化，制度收及其意识形态扯上关系。于是，上至公务人员员、学者知识分子、媒体人，下至市井百姓，无论遭遇如何不堪，皆顺势对内地作文化、民族甚至人种污蔑，政治归因，或拿中国人“不文明、不高尚”说事（港人多不承认是中国人，“蝗虫”一说即由此而来）。

以上所列，可以说是香港社会政治溃疡可见的“明伤”，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学理分析，权利分配、制度和司法设计等具体问题，尽管应对和解决有不少干扰和阻力，倘若下决心，总有办法参考香港、内地和相关国际经验，依凭国家托底得到落实和解决。但吊诡的是，民生问题已然异化为没完没了的政治纷争，更深层的社会危机是精神，是认知，是港人根深蒂固的价值偏好和国际身份迷思，是世界游民的浪漫召唤与文明优劣论，以及对内地政治居高临下的敌人假设，抗拒归化等，反感中国心理综合发作，不可收拾！故此，在香港，民心所向是小国寡民和城邦主义想象，从而把反对中国，离弃乃至厌恶与内地政治权属关系当正义，理解为“国际主流”或政治正确。试想！头脑一旦被这些想法洗脑！没了国家主权和文化归心，自己是何来历？姓啥？ 属于哪里人都搞不清楚也不愿搞清楚！所谓港独、本土主义……，无论其是否可能，是否切合实际！都会一点就燃，稍不遂心就上街，口号是自由民主，实则就是耽于重现昨日荣光的政治想象！

正如以色列eBay公司首席数据官，大数据预测专家拉丁斯基所言：“如果在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媒体上公然出现了这样的内容，称某一部分人是蟑螂、老鼠、蝗虫等，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因为很可能要爆发大屠杀。这是根据过去的数据分析出来的结论。缘乎此，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即使再激烈也通常不会爆发恶性事件。因为所有的利益都是可谈判，可妥协商量。但如是不把对方当人，甚至厌恶而把对方看成是某种动物，这就有可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了”。根据这一判断，贸易战，地盘和利益之争其实并不可怕，最惊悚而令人深畏的是自命高尚，蔑视他人肮脏堕落”。想想上世纪纳粹“解决”犹太人，日本在中国的恶行，九四年卢旺达大屠杀！…… 看如今陆港怒目相向就很值得思量警惕！

六、港人对自身历史认知的缺失和偏颇

对近现代中国历史有所关注者皆知，香港发达与其自由市场和制度并非必然因果，更无涉殖民体系及其“先进”理念，而是缘起上世纪中国革命，社会结构和政治体系重组，国共内战、朝鲜战争导致中美交恶，西方全面封锁中国，香港因意识形态冷战置身事外，以其转口贸易和地缘优势，以及承接九十年代跨国资本产业和技术转移而赢得“离岸发展机会”（当然也不排除后冷战时代英美地缘战略在华人社会树样板，搞典型的政治考量）。另外，由于历史分叉而致陆港两地政治区隔，公共教育和价值观缺少互信基础，结果是，多数港人尤其是主流群体，一般很难基于事实对内地革命和历次政治运动作出客观评估，再加本地文宣崇尚社会批判，媒体更是擅长取悦市民，热衷营销内地政治悲情，掩盖中国民族革命和国家独立运动的真实要义（另一说是港英复制印度殖民老例，故意消除当地中国身份感和历史传统）误导公众。致使港人产生错觉，将其特殊经济发展机会理解为本地“政治优势和制度文明，坚信香港比之于内地更上进，更聪明能干，并以为是亚洲经济优等生而自足于“好运”带来的陶醉感。

再则，近年内地赴港投资置业和服务等攻势凌厉，部分枢纽行业内地客已占上风，且有执牛耳碾压当地“土著”之势，尤其在中环离岸金融中心更是日渐坐大做强。同样，内地迁港学者在不少领域也攻守易位，影响力顺势扩散，后来居上，鸠占鹊巢的“挤出效应”迫使原住民一路退守，乃至失势而心生怨怼，愤愤不平。他们既缺少从容迎接挑战的豁达胸襟，也不愿反思自省，而是坐享其成，一味痛恨排斥，厌恶内地人，乃至除了靠媒体“消费”内地政治八卦聊以自慰之外，连简体字、普通话和中国知识都不愿认领，也缺乏深究热情！反之，更多是迁怒于内地，并把赴港投资置业看成新殖民主义，把旅游购物理解成推高物价，抢占本地资源，从而由怀疑转向政治攻伐，舆论诛心。

其次，九七回归后，新生代已被切断中华古今一脉相承的身份记忆，青年人精神游弋，缺乏历史纵深感，人文知识碎片化。由于习惯社交媒体简约阅读，很多人中文语感衰退，以至不能理解汉语承载的精神和人文义涵。正所谓“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所谓通识教育造就一代小清新，小确幸，不仅在根基上疏离了至少两代华人历史和文化传统，还让年轻人反认他乡是故乡，幻觉上以为是西化“谪传正根”。据说，香港和台湾一样，新生代宁可接受经济馈乏，民生凋弊也要捍卫本土正当性，且以为只要坚守普世价值就一定能在东亚独享小国寡民的优渥好处。缘乎此，如果说，六0～七0一代“民主人士”尚有“反攻大陆”，搞“民主革命”延烧内地，以图改变中国政体的“大愿”，年轻一代则鲜有此妄念，他们更关心的是本土政治主权而非一国两制。

从社会治理层面看，港区社会纷争，问题复杂，本应从当地寻找原因以求内部化解。至少，常理上也只能将矛头指向与其利益攸关的本地资本和财阀，而不致隔山打虎，越级向北京问罪说理？但吊诡的是，历次社运风潮及其声援媒体、司法和教育界，以及热衷街头运动的中产人群均未触及香港地产、金融和服贸集团，而是动辄把矛头指向内地访客，诉诸不愿也无力染指香港行政、司法和财税事务的中央政府。究其原因，一是越级造反不仅“政治上正确”， 还不会开罪本地财阀而断了生路，影响前程；二是怀疑北京操纵特首（香港治理架构本来就是小政府，大社会，资本凌驾政府之上，特首几近无权、无势而只能做协调和服务性工作）；三是诉诸内地，反抗中央“强权”可以豁免司法责任，打反中国，抵制内地涉港政策旗号不仅可动员群众而且效果好，规模大，既可以避免秋后算账，又能以民主人权违法达义，搏取国际同情。

以上分析表明，香港问题的基本态势，其实已不局限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即民生亏欠，经济结构失衡，或产业单一，实体空心化等问题。至少，就事实而言，香港除了在国家内政外界布局中优势下降，地位不稳，或九七回归之后被内地迅速崛起、赶超，沪深和广州等内地城市后来居上，取代其某些功能，从而引发社会焦虑之外。最近热议的特区政府被本地四大家族垄断挚肘、反对派为“反对而反对”，致使港府和特首有心无力，惠民政策不能落到实处，造成香港阶层固化，年轻人灰心丧气，看不到上进方向而绝望，乃至稍有风吹草动就上街，就抗议而且不好收场，也无法收场！

以上理由大体正确，也是香港社会体制和认知结构可见的真实病理，但除开以上问题，香港社会与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断裂，教育和媒体对内地制度文化的歧视相互叠加，尤其回归后出于后殖民规训造就的小品味，小确幸一代，必然都是眼界促狭的个人主义者。《管子·权修第三》认为：“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则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无伤国，不可得也”。

七、解析暴戾之风

    从特定社会心理和文化分析可知，倘若没有立足长远的政治理想，没有家国同构的观念形态和法理共识，缺乏自我更新，追求公道的政治伦理和价值目标，一切只依赖于小恩小惠，让利安抚，甚至连公共机构也只关心各自好处，回避历史和时代责任而陷入无休止的意见纷争，则社会变迁，价值缺席必然造成极端主义和各种政治冒险，其结果势必蔓生权利至上，个人自由无限的想象而抗议不断，内耗不止！

    就现有情势而言，随着内地门户大开，与世界接轨，土洋扞格不入的违和感，无论对内地抑或港人，尤其青年一代的影响已不可小觑。当今时代，谁都不能脱轨自存，更没人能置身于国家之外孤立存在，无论是否认可其指定的立场，“爱国”和文化自尊对多数人而言，不仅是做人的品性和应有之义，也是没法讨价还价的天命安排，谁都不能自主决定，也不能由某些人说了算！由于不能游离于国家之外立身处世，解决生计。所以，除非精神自虐，故意远离国家政治，显示一下“公民不服从”，否则，谁都得有明确的国家归属并受制于相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规训。因此，无论如何特立独行，或强调个人拥有自治主权，都会关注来自国家、社会和各种“关系人”的肯定和评价，并据此认领自己的伦理角色，担起相应的责任。

是的，市场化确实催生了个人主义在法律上的正当性（对，仅仅是法律认可，但不意味着价值观上应该推崇），但社会仍然需要渗透于百姓日用，托举人心，并引导大众做好人的理想品质和精神典范，这不仅有助于共同体间相互认同，彼此亲近，并通过一系列超越小格局的共享仪式和概念：如国家政教典礼和历史记忆化民成俗，从而为各行其是的广土众民提供努力方向和意义安顿。试想！当年延安不就以其“政治光明”而激发万千有志者历尽艰辛，共赴国难吗？以史为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如果社会评价总是围绕个人发达，锚定眼前的利益患得患失，无法重塑“替天行道”的社会理想和高尚愿景，团结并焕发人民与国家荣辱与共的归属感，无论谁！都不会看重国家赋权，也很难“将一国两制，“爱国爱港”当作体面的归宿和使命担当。

正是基于此，国家对香港一旦有政策动议，或对当地公共事务稍有表示，熟套的政治动员与新生代过剩荷尔蒙相互激发，一拍即合，并为此设置了一系列眩目的好主义，好愿景，旗帜鲜明地拼立场，讲斗争，并陶醉于各种革命召唤而勇往直前，以致不少人幻想可以借此出人头地，当家作主。盖缘于此，参与者都会头脑发热、精神亢奋，并快意于投身政治预设的光荣与梦想，然后罔顾社会实际。如此一路让反抗或否定中国的意识主导心性，颐指气使。正如作家茨威格在检讨“纳粹主义”时所看到的那样，“自由，民主人权等形而上学，由于其言词简括，无需明确的逻辑论证和事实还原，最易被政治人物实施合法性鼓动，这种后果必然产生对个人理性的嘲笑和压迫，乃至精神和肉体上居高临下的小看或贬低，其危险性在于它们都有一种简洁而义涵抽象的表述，有无须证伪，义搏云天的“正确”召唤，因而便可以随时转化为街头暴力，席卷乌合之众狂热打砸，冒犯公序良俗而心无禁畏。

正是源于青年人逞强好胜，耽于破坏的返祖倾向。因此，当一种基于怨恨的想法凌驾于头脑，并获得“主流民意”默认许可，则那些平时无聊度日的“小人物”也会一夜脱俗，认为只要目标正确，理想神圣，就能破除平时养成的秩序感横行无忌。这时候，所有人都仿佛一下子发现自己被高看，被重视起来，都能据此超乎个人独处时的胆怯和谨慎而后问鼎英雄的事业。于是，以往潜伏着的卑琐，迫于法理规范假扮的教养和小心翼翼，似乎都可以转化成伤害异己、攻伐对手的壮举。

于是，人性中压抑的破坏性元素就会被激活，被“虚拟正义”所召唤，还因为“法不责众”的群体暴力让人觉得特别“酷”，有超凡入圣的崇高感。所以，即便是胡作非为也会无所顾忌，更何况还有“反专制，争人权”等目标“正当性”支持而享有不被追究的豁免权。这既可以满足人们激情表达的需要，又能获得国际社会认可。至此，任何形式的冒险都伴随着反对“强权”而让人得意忘形。于是，滥施暴力不仅是一种气场，一种重塑人生高度的伟业，也能让乏味的生活泛起浪漫的快感。所以，从心理学维度可知：群众运动一旦有规模化方向明确的魅力指引，参与者无须催促也会勇往直前。这时候，献身暴力不仅是勇敢，还伴有英雄凯旋般的陶醉而让人乐此不疲！

八、结论

   从反修例事件及地区选经验来看，特区政府与建制派政治能量不仅有限，甚至正面临着严重的萎缩与分化，其重组必须获得中央战略指导和制度支持。中央除了任命环节“守尾门”之外，其实可选择的制度方法很多，比如督促特区政府严格执行香港本地选举法，对激进参选人资格设限，以及完善对香港治权的监督程序，确保立法与行政对基本法的完全遵循，并建立对问责官员的监督机制。同时，还可巧用大湾区框架实施对香港人更多的直接管治与吸纳。

从主权逻辑上讲，“完全自治”因其头顶“监督”铁帽而使香港本地没有任何权限修改基本法。“一国两制”设计本来就有弹性，相互信任时宽松，猜疑甚至威胁时就会收紧。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香港管治的“制度强化”方案，以及治港体制的高配整合，释放的就是“制度紧箍咒”的管治信号，以便对“完全自治”进行宪制平衡。这属于中央依法进行的法治工程加固，是完全正当和必要的。

当然，最关键的仍然是港人本身：他们到底要什么“一国两制”？真有信心，或甘愿授权反对派而坐视对抗，长期衰落吗？香港功能界别精英真无政治头脑和专业素养判断最优选项吗？法律界愿意看到港乱影响国际地位和自身职业荣誉吗？

或许，“完全自治”只是反对派迷梦，而真实的生活、国家秩序及国际体系并不允许其破坏性“揽局”。尽管反对派仍然例行性上演“黑暴”行动，但其媒体与民意敏感度已衰减，审美严重疲劳而只能徒增社会恶感。